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 PDFDrive ) Flipbook PDF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 PDFDr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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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言 第01章： 新马分家 第02章： 乡野童年 第03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第04章： 来了日本兵 第05章： 逃出检证关 第06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第07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 第08章： 战后谱恋曲 第09章： 从伦敦到剑桥 第10章： 有个奋斗的目标 第11章： 决定做点事 第12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第13章： 扩大联络网 第14章： 华校生的世界 第15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第16章： 语文教育的争斗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选

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第20章： 迈出第一步 第21章： 大马来西亚 第22章： 揭开斗争的内幕 第23章： 社阵慌了手脚 第24章： 合并风云 第25章： 风尘仆仆游说忙 第26章： 全民投票 第27章： 摊牌决胜败 第28章： 东古要把我甩掉 第29章： 冷藏与最后谈判 第30章： 访选区马不停蹄 第31章： 要东古兑现诺言 第32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33章： 迢迢非洲行 第34章： 参加联邦大选 第35章： 种族暴乱 第36章： 战斗在酝酿 第37章： 分裂的前奏 第38章： 受邀访新澳 第39章： 一次公开交手

第40章： 巫统要把我们搞垮 第41章： 分道扬镳 第42章： 宣布独立 李光耀纪事年表 鸣谢 后记

序言 从来没打算写回忆录，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总认为这样会妨碍工 作。 卸下总理职务五年后，我的老朋友兼同僚，也就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主 席林金山使我相信，年轻人会喜欢读我的回忆录，因为他们对那本收录我 的旧讲稿，由报业控股以华文出版的政论集深感兴趣。我也为那些只知国 家稳定、增长和繁荣的新一代过于自信的态度担忧。我想新加坡人应当了 解，新加坡曾经是、现在还是那么脆弱。当时我们面对种种危险，差点儿 就一蹶不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了解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社会秩 序、个人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等，都得来不易。 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 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 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 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 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独立结束。下一本书我将描述接下来25年新加 坡从贫穷到繁荣的漫长和艰苦的奋斗过程。 1959年我就职时，许多人尚未出世或年纪还小。他们不会知道，一个没有 天然资源的弹丸小国，是怎么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开来，并且必须在东南 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他们认为不到40年光景，世界银 行就把新加坡列为发达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 撰写本书时，许多事情我早巳遗忘，那些回忆需要从国内外的会议记录、 来往函件以及同僚的口述历史誊录本中一段段地缀合。虽然那些事情是在 过去的岁月中发生的，可是这一系列打点心情的过程，有时候依然使我心 潮澎湃。 内人芝是我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予我中肯的批评。我写的每字每句，她批 阅了无数次。我们之间的争论数也数不清。她是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的专业 律师。我并不是在起草一份要让法官细阅的遗嘱或产权转让书，她仍然要 求我把文句写得准确、明晰、毫不含糊。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数十年如一 日地给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 我并没有刻意去叙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人和三个孩子，只是偶 然一提而已。看着孩子们渐渐成长，跟他们的朋友一样，在新加坡，这个

依照我的政策改造的国家事业有成，那确实令芝和我十分欣慰。 对我本人和我的内阁同僚而言，在我们从零开始的建国过程中，家庭是我 们携手奋斗的核心。我们要创造一个足以让我们的孩子和同胞们引以为荣 的新加坡，一个所有公民在追求理想的同时，能够享受平等和有充分机会 的新加坡。正是这股亚洲移民社会独有的精神，推动我们奋勇迈进，排除 万难，争取成功。 李光耀 新加坡

第一章 新马分家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 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 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l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 岛里，我们的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 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乐厂播中途暂停，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没有两 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 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宇，却改变了 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 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 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 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 颂赞……余，马来西亚首相东古拉赫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 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 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 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 婆罗洲地区的抄捞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 点，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古拉赫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 释： "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对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采取镇压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条路。" 被逐出马来西亚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古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 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修正)法案进行辩 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 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 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穆斯林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 却无权这样。这期间他们可以重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 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 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这对伴侣--马来人占多数的 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 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 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新加坡注重"离婚"的实质内容而不是法律手续。要分家的话，就要确保条 件实际可行，一旦订下，永不改变。为了确保人们对这次定局不致产生怀 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别出版政府宪报号外，刊登了以上两份宣 言。我特地要求东古在他的声明上亲自签名，这样哪怕马来西亚其他领袖 或国会议员不同意，他们也无法改变主意。他照办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 台长拉曼从内阁办事处秘书那里接到了这两份文件。他决定通过三个不同 的波道分别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播送全文，过后每半小时重播一次。几 分钟后，通讯社便把新闻发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这一天，我一开始办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别是受联邦管辖的文官 举行一连串会议，通知他们新加坡的部长现在接过控制权了。就在10点正 式宣布之前，我会见了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的各国使节团成员，把新马分 家和新加坡独立的消息告诉他们，要求各国政府承认新加坡。 在使节团成员离开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专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 总领事请到一旁，把致夏斯特里总理和纳塞尔总统的信交给他们。当时印 度、埃及和印尼一起，是亚非运动的主要成员，亚非秘书处设在开罗。我 在信中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新加坡独立，要求印度派几位顾问前来训练新 加坡的军队，要求埃及派一名顾问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卫队。 午前我到达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录像室，以便举行电视记者会。结果出现了 事前没料到的情况。开头10分钟左右，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我一一作了 答复。一名记者随后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导致今天早上发布宣言的事 态发展过程?"

我追述了两天前在吉隆坡同东古会谈的经过。我说："……每当回顾签署协 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一辈 子都相信合并和两地统一。地理、经济和亲属关系把人民连在一起……我 们稍停一下，你们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动得不得了。20分钟后记者会 才继续举行。 那不是一次电视直播，因为电视要下午六点才开播，于是我便叫拉曼把这 一段去掉。他坚决反对，强调报纸肯定会报道，要是电视广播把这一段去 掉，让报纸描述这个场面的话，绘人的印象会更糟。在这类事情上，我早 已发现拉曼是个精明可靠的顾问。他是在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尔人，有教 养，也有学问，已经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于 是，在新加坡和国外，许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天晚上吉隆 坡马来西亚厂播电视台播放了记者会的情形，也有这段插曲。在华人看 来，像这样失去男子汉应有气概的表现，是有失体面的。但是我不由自 主。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观众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 感宽慰。 深受良心谴责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腾，使我心力交瘁。从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时开始，我 就没有真正合过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因任务尚未完成，我尽量克制自己 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紧张，情绪 便激动起来。我深受良心谴责，感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他 们是马来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他们同新 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 根源。也感觉背弃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州--沙巴、沙 捞越、摈城、吡吻、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党领袖，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 组成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一直在开会和开展协调活动，以便动员 人民，展开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的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 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 受东古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支配的。 我也因为不得不向英国首相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总理隐瞒实情而感 到悔恨和内疚。过去三个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着他们暗中策划分家，虽 然他们对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一直静悄悄地给 予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和敦拉扎克进行谈判的三个星期里，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萦绕。

只要较量意志力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就得沉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动的 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 华人区欢欣雀跃 就在我难受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他们放鞭炮庆祝脱 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一些街道因此铺满了红色的炮竹屑。华 文报《星洲日报》报道，人们放鞭炮庆祝伟大的日子来临。它以华人典型 含蓄方式说："或许是预祝中元节呢!"随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测的话："各人 心中有数。"《南洋商报》写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第 二天会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发动所有注册商业团体、工会、行会和其他 民间团体，联合庆祝新加坡独立。他还说："对于最新的政治发展，商家大 多觉得如释重负。" 投资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场交易旺盛。当时新 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联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交易室，交易量 比上个星期几个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资者认定独立对经济有好处交 易量就更大。37种工业股当中，25种涨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却空荡荡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 行将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总监黎肯，并把联邦内政部长拿督伊斯 迈医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叫他今后听从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 了经过特别训练来应付暴乱的镇暴队，以防万一亲巫统的新加坡马来人纠 众闹事，抗议新马分家。人们经历了1964年的两场华巫种族血腥暴乱，深 恐再次出现类似的危险。那天下午，镇暴队和镇暴车出现在大街上，车上 有水龙设备，车窗和挡风玻璃都加上铁丝网，预防暴民扔东西。 这一天天气溽热，是典型的8月天。傍晚气温降下来。我相当疲倦，但决定 照常运动运动，放松自己。在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的斯里淡马锡官邸① 前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球练习区挥杆打了150个高尔夫球；心情好 了些，吃了晚餐，然后准备会见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赫德子爵。 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 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 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7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 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

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 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 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 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 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 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 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 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 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 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古和吉隆坡联邦政 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 会晤东古以及东古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 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 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 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 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 袖，包括东古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 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 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古、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 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 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 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 东古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 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 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古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 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 东古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 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 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

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 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 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 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 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 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 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 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 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 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 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 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 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 么生存下去?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 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 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电台广播里作了 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 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 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 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 "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 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 作职位会减少。"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 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滨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 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 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

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 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 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 心脏地带，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 心脏。在我们的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 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 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这期间，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前途难卜，随着 英帝国的瓦解，新加坡维系英帝国方面的战略价值也跟着消失。英国在新 加坡的防务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英国军部直接给3万名 工人提供职业，也间接雇用另外l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还有应英国军 人需要而产生的裁缝师、店主、酒吧餐馆的员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每 年高达2．5％，使政府在提供职业、教育、卫生服务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 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存在给超过10％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这一 时期房屋匮缺情况尤其严重，经过战争岁月的破坏，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 满足需求。另外职工会和华校生的激进行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资者心目 中留下不好的名声。 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 畅。半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 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 问题要怎样解决?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力坡的 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 官邸。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 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 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 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 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 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 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 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 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 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 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 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 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 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 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 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 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 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 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 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 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 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 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 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 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 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

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 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 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 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 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 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 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 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 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 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 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 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 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 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 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 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 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 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 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 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 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 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 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 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 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 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 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 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 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

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 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 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 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 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 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 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 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 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 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 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 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 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 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 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 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取个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绘我取个吉祥的名 字。他建议取KuanYew二宇。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但是，祖 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 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 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 取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这样一 个洋名。所以，当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时，我说服父母亲不给他取教 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倒肯接受我的意见。 虽然祖父丧失了钱财，不能在生活和衣着上保持时髦的作风，但是他到底 还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 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 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 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橱，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他 也保存着装在美丽的银色相框里的照片：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 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此外，他也

是个讲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简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调，烧得 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鲜美多汁，再调以刚磨碎的豆蔻， 伴着炸成金黄色但不油腻的薯条一起吃。对油腻，祖父是特别注意的。他 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外祖父没受过正规英文教育， 也不曾同英藉船长或华族糖王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诞生在新加 坡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 钱储蓄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而致富的。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谢世，第三个就是外祖母梁亚顺。她是 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的客家妇女，来自荷属婆罗洲的坤甸。外祖母 日常讲的是客家话和印尼马来语。她跟外祖父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 的年轻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总共给 蔡家生了七个孩子，在1935年离开人间。外祖父则于1944年日本占领新加 坡期间撤手归西。 我母亲是这桩婚姻的最早结晶。1922年在她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 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 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等到我四五岁开始懂事 时，所有这些财富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记 忆，却残留在我的旧照片中--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 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楼的住家，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分成两部分。他 和第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这座浮脚楼里。我母亲作为长女，跟父 亲和五个孩子占用了一间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 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 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 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 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 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 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 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 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

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 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 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 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 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 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 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 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 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 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 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 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 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 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 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 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 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 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 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 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 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 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 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 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 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 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 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 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 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

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 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 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 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 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 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 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 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 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 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 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 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 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 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 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 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 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 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 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 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 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 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 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 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 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 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 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 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 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 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 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 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 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 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 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 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 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 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 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 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 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 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 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 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 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 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 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 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 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 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 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 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 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 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 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 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 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 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 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 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 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 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 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 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 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 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 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 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 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 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 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 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 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落古楼马来 学校转来的。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我还记得开运动会时，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 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我没得过什么奖。最热门的体育 项目是足球，我光着脚漫不经心地参加。马来学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

球来比华族学生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华族学生学业成绩 却比他们好，特别是数学。 我从一年级读起，跳了一级就读l号，只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 的小学，5号班结业就参加全岛会考，争取进入政府中学①。1935年临毕业 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莱佛士书院录取了我，这所书院只收 最优秀的学生。 外祖母患上肺结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厉害。这件事标 志着我的童年生活时期结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们隔壁，外祖母常常 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 了。诊治外祖母的西医最后绝望了，说她已时日无多。家人讨论该怎么 办。家中受过教育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是庆和舅父，他同意请马来巫医来 尽人事。据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请来的巫医年龄50岁上下，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个 性很强。他给外祖母作了检查后，告诉舅父和舅母们还有办法。他给了些 草药和符咒，为外祖母祷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来，但 仍然咳嗽。病情好转后又恶化，反复了四个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 母情况严重恶化，晚上家里人赶紧把巫医请来。他给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 记得很清楚。他让外祖母俯卧着，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 吐一口血样的东西到盘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盘子端详，说那东西像 血。巫医舔了10分钟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许是昏迷了。 巫医告诉舅父，必须安抚鬼神。第二天晚上须在屋前的花园里演马来戏， 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加入姜黄的椰浆饭。供品须放在一艘微型马来船上 面，从实乞纳海边送进大海。两天后马来戏上演了，马来演员在哀怨的马 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 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来，甚至产生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 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人间。 就在同一个时刻，一伙人带着载了水果、鲜花和椰浆饭的微型马来船，走 到200米外的实乞纳海滩。两小时后，负责督促我读书的庆喜舅父跟大伙儿 一起回来了。他说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医说 是鬼神们不高兴，外祖母很快就会咽气。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 点45分，外祖母去世了。 当时我11岁，不大相信别人的看法。后来上中学念物理和化学，读到西医

西药创造的奇迹，就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形产生怀疑。把从外祖母背上舔来 的血吐在盘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骗人?但在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巫医却能让 外祖母多活四个月。巫医怎么能在一两天前就预言她会去世呢?这个谜我始 终解不开。因此，每当有人告诉我其他巫医做了些什么，我总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她去世之前，两个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 由于我将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 便，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 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也分成前后两部 分，后半部是厨房、储藏室、车库和户外厕所。我们1935年底搬进去。第 二年正月书院开学时，我们已经住在市区了。 当年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现在依然如此。书院是以创办人命 名的。1823年4月，莱佛士在离开新加坡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 说，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读可兰经的马来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三所以 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族学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这些学校都办得不出 色。他准备设立一所学府。关于这所学府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 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在会上，莱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 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 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 他拨出一块靠近海边的土地，立即动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还没建 好，就弃置一旁。尽管开始时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它却发 展成为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小批知识丰富的杰出学生，其中好些获 得"女皇奖学金"，到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和其他英国学府修读医 学、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高才生进人了莱佛士书院。录 取标准以成绩为根据，学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子弟，有 些来自马来半岛。早期校长是英国人，办学方式模仿英国公学。我被分配 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学校那样。"宿舍"共有五座，全以历届校长命 名。英国公学有真正的宿舍，学生跟舍监住在一起；莱佛士书院是日间学 校，没有宿舍。尽管如此，校方鼓励我们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 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 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为应付在英帝国各地举行的剑桥初级文凭和剑桥高级 文凭考试而制订的。学生分别在15岁和17岁应试。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

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是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 编自英国学校所用的课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多年后我遇 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远岛屿的共和联邦领袖时，发现他们也用同一 课本，接受同样的训练，而且能够同样引述莎士比亚戏剧里辞藻华丽的段 落。 中学分四个等级：6号、7号，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我不算太用功， 但数学和科学很好，英语基础很扎实。6号班结束时成绩中上，升上7号A 班。念7号期间，我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进入前三名。上课时我还是不太专 注，靠偷看坐我旁边的同学张家良的笔记赶上老师的进度。家良笔记写得 很工整，但会用双手盖住不让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年的级任 老师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赞扬与鼓励的话："哈里李 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 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 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 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 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 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 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 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 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 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 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 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 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 绩单上写道："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 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C．H．科茨"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 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 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 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 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 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 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 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 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 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 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 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 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 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 打击。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劝我搞专业。于是我很早 便一心要当律师，当专业人士，不替别人打工。 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在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期间，我隐约感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1938年出现了慕尼黑危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9年9月我们正在准备 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报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德军侵入波兰，英国政府向德 国发出最后通碟。紧接着是宣战，但那是一场离我们很远的战争。据我所 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唯一激动人心的大 事是，1915年2月，驻扎在中央医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国统率的印度军队哗 变；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这一次，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离我们不 远了。我的剑桥初级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飞行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他回英 国参加皇家空军。后来听说他在作战中牺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伤。欧洲 战事最触动我的心弦的莫过于此。这位闯劲十足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的 死，正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无畏的战斗飞行员一 样。 这期间，本地人只需筹款和为飞机工业收集废金属，特别是铝。直到1941 年，我们亚洲人还不相信战争会蔓延到新加坡。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 更好的教训。 1940年2月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时，战事已在欧洲全面展开。法国受 到严重的威胁，即将沦陷。到伦敦去读法律只能推迟。我的成绩在新加坡 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获得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安德森奖学金，可以 进入莱佛士学院。奖学金由约翰?安德森爵士捐赠，他是新加坡数一数二的 英国大商行的首脑。奖学金得主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奖学金每三年颁 发一次，给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一期归我。跟其他政府奖学金

相比，安德森奖学金多了200元，付了学费、书籍费和膳宿费还有剩余。 莱佛士学院是在英国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创设的， 设有文科(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理科(物理、化学、理论数学和应用 数学)。政府为它设计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包括表面看来像剑桥大学和牛 津大学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层镶上石块；建筑设计 也考虑到热带的气候。 学院的每个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负责，有一两位讲师，大约一半是牛津或剑 桥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教文科和教数学的大多数是这两所大学的优秀 毕业生。教理科的多数来自苏格兰各地的大学。由于莱佛士学院不是大 学，学生读完三年的课程没有学位，只拿到文凭，分为第一等、第二等或 第三等。但是教授们采用了牛津和剑桥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 的制度，考试和最终的分级可能比多数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 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 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最高水平，这样才可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因 此，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地大学的荣誉学位，水平至少也和伦敦大学相等； 即使跟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水准相比，也不逊色。 作为奖学金得主，我必须住进宿舍。要适应新情况不容易。为了应付新加 坡又热又湿的气候，建筑师设计了宽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 成20个房间，落地窗外面是阳台。房间由2米多高的墙隔开，稍微比人高 些，好让空气自由流通。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会在2O个住着年轻学生的房 间和阳台上方回荡。寄宿的学生不只来自新加坡，也来自马来亚各地。 我读第一年的时候，学生都要选修三科。英语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 集中力量提高自己应用英语的能力，方便日后修读法律。其次我选数学， 因为自己喜欢，能力也不差。最后选经济，以为能学会如何在商场和股票 市场赚钱--多么天真!第一年过后要选一科主修，我选了数学。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 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 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 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 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修读两年的特别班里。 我感到烦恼万分。整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一年只有两份 女皇奖学金，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担心的是，当局也许

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 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是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名闻全校被戏弄 在莱佛士学院度过的第一年，不像在莱佛士书院第一年那么顺心。当时有 个传统，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学期。我成绩最好，名闻全校。也许 由于长得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选中我作为戏弄的对象，尤其是一个 名叫埃伯特的欧亚裔学生。埃伯特个儿小，皮肤黝黑，精瘦结实，是个令 人讨厌的家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却有强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 我都顺从，但他看得出我内心反感，因此觉得格外开心。我从不相信作弄 人能加强一个班级或一连的见习军官的团结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 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 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 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 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 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 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 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 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 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 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 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 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 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 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 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 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 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 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

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 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 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 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 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 扎克是我英语和经济课的同班同学，却跟我谈不来。他是彭亨州的贵族， 跟其他马来学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尊敬他。跟我相处得来的是平 民，有两个是学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时期在直落古楼小学和莱佛士书院 交上了马来朋友，马来语说得流利。但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待非马来 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跟新加坡马来人完全两样。第二年一个来自吉打州 的马来学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诉我："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 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所 说的压力，是争饭碗、争生意，在学校和大学里争名次。马来人是土著， 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高 等职位给这些移民抢走。也许由于华人和印度人表现比较好，信心比较 足，他们没有像马来人那样的团结意识。他们不觉得受威胁，因此不讲团 结。 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学年，学生们对莱佛士学院 学生会在旧海景大酒店举办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满。非马来学生向学生 会提出了投诉，学生会义务秘书翁姑阿兹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锐傲慢的反 应，使他们光火。于是少数学生开始采取行动，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批 评他，解除他的职务。但他是马来人--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大学第一个马来 人校长。随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运动进入高潮，马来学生 团结在他周围。他们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职务的话，他们就集体退会。这 是对非马来学生的挑战。同学们找我，要我第一个起来发言，表明大家对 翁姑阿兹的不满。我没参加晚宴，跟翁姑阿兹没什么过不去。但既然没入 愿意做这样的事，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大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召开， 当天很多学生离开了学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 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民的大马来主义。我不卑 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态度坚定。翁姑阿兹发言反驳了有关他粗暴无礼的指 责。我当时能感受到，大约80名在场的学生对这次的对抗非常不安。表决 时支持翁姑阿兹的马来票占多数，学生会没有分裂。不过，非马来学生觉 得他们已经表达了不满。过后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 1965年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记起来。

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 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 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 关世强在莱佛士书院比我高两班，是个高才生，数学、英语和华语都很 好，会拉小提琴，也是个艺术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发明 取得专利。在莱佛士学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 饭前都练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琴声。尽管他用了弱音 器，琴声仍然越过矮墙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响。他当上了教师，最后 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后来我委任他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退休后担任新 加坡驻马尼拉大使，60多岁死于癌症，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人，后来跟我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 杜进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届。他沉默寡言，做事坚定不移，也很勤奋和 有条理。另一个是吴庆瑞，他是经济导师，头脑一流，不善言词，写作条 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已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 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彼此不 认识，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 用，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动活跃起来之前，当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 英国人手中的时候，马来半岛内地的马来人并没有敌视我。我跟许多内地 马来人交上了朋友，包括两位审理过我所办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使他们 成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络。我们进过类似的学校，读过 同样的课本，有着某些共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这种鼓励学生通过谈 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联络网的学校制度，并不是英国公学独 有的。 注： ①当时英校的学制是：小一，小二；1号，2号，3号，4号，5号(相当于小 学)：6号，7号，8号，9号(相当于中学)。 ②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发行，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流通于马来亚 和新加坡。因新加坡当时也称石叻坡，所以它又称叻币。 ③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兰莪、彭亨和森 美兰四个马来土邦组成，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驻扎官驻于各邦。

④马来属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 奴五个马来土邦组成。于20世纪初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顾问官驻于各 邦。

第四章 来了日本兵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 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 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 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 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 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 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 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 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 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 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 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 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 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 华文报纸对战争的可能爆发，倒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准备。从1940 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战争的不祥消息和评论。1941年 10月，它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很可能 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推测日军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挥军进入 越南。l1月该报报道说，进兵泰国，是日军准备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份 华文报赞同让战争蔓延开来，使日军远离中国，越远越好。由此看来，该 报的读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读者那样，在心理上毫无准备。 危险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时，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就出现了。 1941年12月1日，总督宣布马来亚武装部队实行总动员。 在做动员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莱佛士学院的教师，包括吴庆瑞，他是 海峡殖民地义勇军团的成员。许多班级宣布停课，我和同学们却依然一点 也不惊慌。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战备的一部分。这也可说是一种策略，目的

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们胆敢挑起战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舰队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 舞"。原来两天前，即12月2日，英国最主要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 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我们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这两 艘战舰可以保证英国在远东不出岔子。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 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 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 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 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 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 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 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 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 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开始了。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 机轰炸新加坡市区，炸死60人，炸伤130人。报纸也刊登了牛车水一带房屋 被炸毁的照片。可是，空袭的新闻只是轻描淡写，新闻检查压制了新闻的 报道。后来，我们听说日本飞机也轰炸发巴港的码头、三巴旺的海军基地 以及登加和实里达空军基地。 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 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 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 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 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 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 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 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 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 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 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 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 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

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 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 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 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 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 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 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 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 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 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 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 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 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 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 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 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 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 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 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 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 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 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 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 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 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 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 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 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 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 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 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 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 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 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 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 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 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 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 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 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 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 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 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 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 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 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 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 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 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 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 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 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 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 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 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

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 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 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 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 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 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 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 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 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 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 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 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 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 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 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 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 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 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 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 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 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 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 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 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 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 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 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 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 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 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

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 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 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 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 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 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 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 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 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 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 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 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 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 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 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 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 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 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 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 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 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 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 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 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 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 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 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 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 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 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

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 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 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 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 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 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 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 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 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 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 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 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 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 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 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 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 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 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 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 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Moh(红毛)，马来人则把他们叫作OrangPuteh(白 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 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 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 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 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 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 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 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 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 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 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

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 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生方面 也没有意见。他们对这位舍监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说伦敦腔的英语， 就禁不住高声大笑。 亚洲的暴发户 日本人笼统地被视为亚洲的暴发户。不错，他们比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 更加工业化、更加先进，但是他们要赶上白人，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们 制造纺织品、玩具和其他东西。我记得在30年代，我母亲经常谈起她在密 驼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买的一些美丽的府绸。当时密驼路有许多日 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亲告诉姐妹们，这种日本府绸，可以跟 英国的细棉府绸媲美，价钱却便宜得多。不过，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虽 廉价，样子却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国制造的玩具简直不能相比。当年 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医和牙医，他们收费低，医术也不高明。我始终不明 白，什么机遇使他们的学位获得英国医药当局的承认而能够在新加坡行 医，莫非是报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英国人照顾远东的利益?据 说有少数几个日本医生还算能胜任，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医学院的英籍教 授。 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状况。当时还有13万名英 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经过70个惊慌、混乱和愚昧的日 子，英国殖民地社会终于被摧毁，有关英国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也被打破 了。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 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当日本人的炸弹 和炮弹掉下来时，躲在办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 年12月16日夜深入静时，不顾亚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槟城到新加 坡"避难"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尽量把军 事设备一一炸毁。医院、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虽然保存完 好，却没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时，没有消防员出动救火；自来水厂 也没有职员调节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顾自己逃命 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 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以资证明。 事实证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亚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话，至少相差不多。亚洲 人一向依赖白人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话 英国人的霸权本来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上的。因为多数亚洲人相信

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并以为要向英国人挑战是不明智和枉费心机的， 使这种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亚洲民族敢于抗 拒英国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说的神话。没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 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却对同属的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 横、不义和凶狠。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 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 早日回来。新马人民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另一 方面，日本人却耻于跟亚洲人认同。他们认为其他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 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却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孙，也是天择 的子民，跟蒙昧无知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完全不同。 注： ①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两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巴韦安岛(Bawean)上的原住 民。 ②意为"太阳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为天皇的祖先。

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 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 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 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 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 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 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 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 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 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 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 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 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 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 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 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 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 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 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 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 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 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 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 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 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 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

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 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 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 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 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 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 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烟的配 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赚钱也比较容 易。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显得 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 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地等名酒，还有密 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 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 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 系，钱是很容易赚的。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 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 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 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 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 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生存的关键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这期间我开始经营一种生意，它改变了 我一生的历程。我在从事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 麟。战前他在华侨保险公司任职，这家公司设在珠烈街的华厦。我和杨玉 麟经常到谐街一家由客家两兄弟经营的金店去，两兄弟当中弟弟也是莱佛 士学院的毕业生。像我这样只作小首饰黑市买卖的经纪人，都以这家金店 为聚会处。这时，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莱兄弟问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 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也许我自己能够 制造一些应市?我问杨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说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 原料就行。于是我出钱资助这个试验。 玉麟的制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个椭圆形的大锅，再把大锅放进一个热 油滚滚的镬里。他用的是红棕油。当时红棕油到处可以买到，价钱也很便 宜。镬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温，把木薯粉烘热，同时还要不断搅拌，使木薯 粉变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来很像美丽的焦糖，连味道也很相像。接着就

加水，使"焦糖"溶解而变成胶水。最后在胶水里加入石炭酸，作为防腐 剂，以免霉菌在胶水里滋长。胶水制成后，倒人司各脱鳖鱼肝油的空瓶 子。我发现这种瓶子很多，卖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胶水推人 市场。我的一个富有艺术天分的朋友何国和替我们设计了美丽的商标，以 白色为底，衬托出浅褐色的文字。 胶水一出笼，倒是相当能卖钱，我们便设立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我 家，有母亲和妹妹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 是得力助手。柯玉芝这女孩子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成绩比我好。我再次 遇见她，是在骑着硬胎脚踏车第一次到中巴鲁找玉麟的时候。我到了那 里，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问她玉麟在哪里，她脸露笑容，指着角落的一 道楼梯。如今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面。她在家里闲着，由于没有佣人， 帮做一些零星家务。制造胶水是另一种零星工作，但有酬劳，只是数目很 少。我常去，以了解胶水生产的情况，谁知两人在往后几个月中产生了友 谊。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我可以邀请杨玉麟夫妇和柯玉芝(现 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华人酒楼，参加我庆祝21岁生日的晚宴。这是 我第一次邀请她外出。不错，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个年 代，一个女孩子接受邀请，参加一个年轻人的21岁生日宴会，可就是一件 非同小可的事了。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这时候，战事对日 本极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来，贸易停顿，商业更是委靡不振，一般 办公室用不着胶水了。我只好停止生产，但却继续到中巴鲁探望芝，跟她 聊天，保持我们的友谊。 到了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两地受挫。 史林将军麾下的英军和印度部队坚守阵地，顶住了日军两个月的围攻，反 而是日军给养断绝。日军的交通线从东京伸展到泰国、缅甸和印度，英军 方面的交通线却短得多，何况他们还有空运支援。这一次，可轮到日军弃 甲而逃了。可是，他们一面撤退，一面仍奋不顾身同英军展开激烈的战 斗。我记得在报上看到新闻说当英军向曼德勒挺进，并沿着若开海岸南下 时，日军怎样拼死进行顽强的抵抗。我敢肯定，英军不久将会以同样的方 式，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我担心到时日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一 来，英军要收复新加坡，必须同日军逐街逐屋战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惨重 伤亡。发生这种事情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只要一两年。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 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 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乘火车从新加坡到槟 城，再转到打巴。从打巴到金马仑高原，我搭一辆运菜的顺风车，坐在司 机旁边。在金马仑高原度过两晚后，我同样搭顺风车回到打巴。来回的路 程很吓人。为了节省汽油，司机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大半时间把引擎 熄掉，让车子沿着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大约四个月 之后，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儿送回槟城，然后寄宿在纳福路我家，每月付点 膳宿费。我们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个月后，他认 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槟城去了。毕业那年，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 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为当年海峡殖民地常年征聘的两名公务员之一(他后 来成为我们的财政部长)。但是，政府给他的薪水很少，配给品也不够，总 之他所赚的钱不够养家，便决定回槟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槟城四处走动时，虽然很少看到军事活动，但是我不认为那里会平安 无事。英军在南下新加坡时，必然以槟城作为垫脚石。到时，免不了会发 生巷战，双方的军队会逐房逐屋打下去。于是，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 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 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 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 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我 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 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直守着这篮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亲商量，我们认定最好是搬到金马仑高原去。第一步 是把纳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权卖给一批在"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们付给我 们为数相当可观的6万元香蕉票，好让我们迁出，把这座租金受统制的房屋 移交给他们。接着，我向报道部递交了一个月的辞职通知。 有人跟踪我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 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 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 起他们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盘问。但是，日本 宪兵并没有传召我去，而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不论 白天晚上，总有人跟在我后头。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可

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过，唯-的结论是有人向日本宪兵密告我是亲英分 子，说我把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争消息泄漏出去，这就是我要离职的原 因。每次至少有两个人出现在维多利亚街我们新搬进来的店屋外面。我们 是在迁出纳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这座店屋来的。房东是父亲的雇主，也 就是亚历山大路的油供部门。其实它是一个刚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着一 桶桶的润滑油，地下还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注意 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头的一张凳子 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这个街区绕一圈。 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着走；我回来时，他们 也跟着来。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 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 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 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 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 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 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 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 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 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 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 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 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 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必要秘密 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我下定决 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就是英军攻占缅甸 后，将会着手收复马来亚，，从而挥军南下攻打新加坡。届时，日军势必 作战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开新加坡，到金马仑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 菜，因为金马仑不是英军南下时的必经之道。我将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到 过槟城和金马仑，两个月后母亲和弟弟也跟着去，以证实我的估计，也就 是金马仑是我们举家迁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宪兵对我的监 视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监视了两个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于缺乏需求，我不再制造胶水了。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

合伙搞生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从事建筑业，是个小承包商。他没有合 伙人。我能讲日语，他不能。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 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 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 岁，是"组合"的雇员。由于日本船只不断被同盟国击沉，商品越来越 少，"组合"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他便决定自行创业，充当日本大公司、军 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 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 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继续做黑市生意 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这些东西 包括我上面说过的品目，如西药、小件首饰、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国罐 装香烟。我搞得很成功，这是一种肯定不会亏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种物 品都供应不足，而且越来越少。高通胀意昧着物价永远不会下跌。但是你 必须有资本，才会富上加富。我筹到一些钱，而且很快地就累积了更多 钱。我知道手上一有现款，就得把它转换成比较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要 不然手上的钱很快就会贬值。为了急于把香蕉票换成财物，我绘自己买了 一张大号的台球桌。经过一番修补，再徐上清漆，换上绿色桌呢，垫平后 安放在维多利亚街房子的楼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亲的一个朋友迁出华 厦的住房，建议我们租用。我们立刻把它租下。这一来，我便能够把维多 利亚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娱乐的场所了。说到搞生意，是因为这座房子 隔壁，有一间用红砖砌成的角头店屋，专卖糕点和面包。我们这些经纪人 经常在这里聚会，交换消息，并商定交易。说到娱乐，却是因为那张台球 桌就在这里。这期间，我过的简直是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每过一天，就意 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这对本地人来说，却是越来越危险了。可是 日子总得过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数干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劳工，像无主的孤魂，在新加 坡街头游荡，饱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日本人当初强征几十万爪哇人 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末，由于英军节节挺进，建筑工事被迫放 弃，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日本人用火车把这些爪哇劳工送到新加 坡。他们一到丹戎巴葛火车站，日本人便把他们放走，听其自生自灭。日 本人根本没船把他们送回爪哇去。 这些劳工异常虚弱，而月被吓得连向小贩摊位拿点别人吃剩的东西也不 敢。他们只能从垃圾桶里找点腐烂的食物来吃，夜间则睡在人行道上，每 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车往往要收拾几十具尸体。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

本地人对他们的处境很同情，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因为自己也缺乏粮 食。这年头，每个人只顾自扫门前雪了。 同年9月，英国人重返新加坡时，发现还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 在这里。当年日本人总共从缅甸、马来亚、爪哇和泰国强征了27万名苦 力，送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以 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劳工，在绝望中挣扎，随时会倒毙街头。 当局不得不把他们从躺着的地方带走，送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几个月 后，他们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关德国战败和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如今整个战争目标转向日 本。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记得我在报道部工作 时，编辑过缅甸战役的新闻电讯。我很担心老百姓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 又有什么办法呢?对我来说，只要我尝试离开新加坡，就会被日本宪兵抓去 关起来并受盘问，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1945年8月6日，突然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这个消息只出现 在8月l1日的《昭南新闻》上，而且是刊在报头栏．内容是"日本抗议广岛 于上星期一被一种新式炸弹攻击"。可是，那些收听过英国广播公司短波广 播的人已经把消息传开去，说日本遭到一种威力强大、具辐射性的新型武 器攻击。我们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广播，并宣 布日本投降。我们几乎马上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许 多人收听同盟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这个消息一直到8 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闻》上，而且还是在刊载日皇"诏书"全文时才透 露出来的。这场战争终于在没有进一步厮杀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侥幸得 救，避免了一场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灵涂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广播之后三个星期，还没有英军登陆的迹象。英军原本谨慎地 拟定了反攻计划，并准备苦战一场。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 六个月前英军投降，日军尚未有效控制局势时的情形不同。跟英军相反， 日军并未被击败．士气也不低落。虽然他们感到泄气和慌乱，却仍然控制 着局势，而且有力量可以伤害我们。当本地人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公然庆 祝日本战败时，日本兵经过，往往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 掌。日军原本以为英军会跟他们算账，并因他们干下种种罪行而予以惩 罚。他们也担心在英军抵达时，本地人会攻击日本军官。据说，有人听到 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原来有几名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 杀或是较不痛苦地饮弹自尽。本地人可说很幸运。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未 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 直到英军接管为止。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昭南岛厚生科长筱崎护的一篇告市民书。他 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 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 接受。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 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 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 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 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 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 作。" 大多数人倒是循规蹈矩，不敢胡来。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点是，这 一次警察出现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军密切合作的人，都设法 逃走，好多逃到内地躲起来。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军会谅 解他们的处境，他们当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这时候，市面上传出一 些可怕的谣言，例如：巴西班让的马来人准备在英军接管新加坡之前，到 中巴鲁屠杀华人，据说这些马来人曾经跟日本人勾结。幸亏什么事也没发 生，倒是发生了不少为报复而杀人的事件。但是社会秩序还算不错。大举 抢劫的事不曾发生，跟当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

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 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 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 战后的经验。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 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 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 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 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 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 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 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 中发财致富。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 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 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户主，每 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 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有人主 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 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 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 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它变得珍贵了，人们 只得把用钝了的在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 专业技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 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 了。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管药物和麻 醉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在日治时期头10个月里，人们常常看到日军把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押到市 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战俘们会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 物，店主和家庭主妇送些面包、罐头、粮食和钱给他们。华人非常同情他 们。他们瘦多了，拘留使他们身体衰弱，他们的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

到1942年末，战俘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后几乎绝迹。人们相信他们 被送到泰国、印尼和日本服劳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们重新露 面，只剩下皮包骨头，一条条肋骨凸显可数。他们是到缅甸修筑铁路做苦 工，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髋骨毕露，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 脚。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受到的折磨，比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虏来得严重。 我相信日军残酷成性，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 降的英军和澳大利亚军，认为他们不像日军那样宁死不屈。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 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每次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报道部的职员 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厦天台举行的集会，聆听最高级官员宣读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后裔日皇 统治。国家将昌盛，日皇统治下的人民将繁荣，与天地共长久；这是上苍 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嚣张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亚洲人，他们的表现比新主人更嚣张。其中包括新加坡 警察部队里的锡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们是英国人 从旁遮普招募来的，都是彪形大汉，马来亚、香港和上海英国租界也聘用 他们当警察。他们在森路平民集中营担任守卫时凶神恶煞、仗势欺人的恶 行无人不知，市面上传说被拘留的英国妇女也遭他们凌辱。殴打起平民 来，他们是警察当中最凶狠的。战后这批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过后 再也不从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队里现有的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全是在 新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语言从英语换成日语，对老一辈非常不利。他们学日语并不那 么容易。会日语的人，像来自台湾的华人，占尽便宜。他们有的早在日治 之前便已来到新加坡，其余是随同日军前来。本地年轻人为了找工作，也 多少学些日语。多数人有骨气，不跟敌人合作，只想马马虎虎混日子，尽 量少对敌人奉献。只有少数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聪明人和投机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讨日本人欢心，为日本人效劳。他们向日 本人提供劳工、原料、情报、女人、烈酒和美食，捞到盘满钵满。承包商 走运了，日本人需要他们供应必需品，建筑承包商也一样。但富得最快的 是领到执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开赌场的人，当时物资匮乏，人 民情绪低落，英军可能在三两年内回来赶走日本人，到时许多人会丧命。

在这样的气氛中，赌博是最好的鸦片。许多人到赌场碰碰运气，把财产输 光；还有很多人到场看热闹，消磨时间。 人们在赌场里消磨漫长的时光，在简单的赌博方式里倾家荡产的情形真叫 人吃惊。由于生命没有保障，赌博大受欢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场赌博。 但正如我所说的，无论你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货物或旧的海峡 殖民地货币。谷物和粮食占地方，难以储藏处理，最吃香的是体积小又容 易收藏而一旦英国人回来还有价值的东西。因此随着香蕉票越来越多地出 笼，从1944年开始，英国海峡殖民地货币的黑市汇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 饰。但要买卖首饰，经纪人得知道什么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 得辨认怎样的钻石才是色泽好、瑕疵少的上等货；当然还得了解红宝石、 蓝宝石、海蓝宝石、猫儿眼和其他次贵重宝石的特点。 胆子大的有钱人买房地产。房地产是不动产，涨幅不如黄金和海峡殖民地 货币。转让房地产要通过律师办理手续，到契约登记局登记。将来英国人 回来，宣布转让无效的可能性是50％对50％。此外，建筑物也可能被炸 毁。结果是英军没进攻，转让手续没宣布作废，建筑物也没被炸毁。到日 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德国投降了，日本准会战败，人们只要卖12瓶一箱的 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换到足够的香蕉票，可以买维多利亚街一间店屋。 买下店屋的人战后发财了。 枪炮军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 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 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 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 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 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 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确认他们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 都无关重要，他们已经胜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挥我们。我们必须歌颂日本 神祗，赞扬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未必成功。在朝 鲜，日本一开始企图统治这个国家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朝鲜民族有古老 的文化，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决心反对野蛮的新压迫者。日本 人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本能和习惯，杀害了许多朝鲜人，却始终挫不了他 们的锐气。

马来亚历史太短，民族太多，社会可塑性太强。一些马来人受过英国136部 队的训练，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但是多数马来人当时希 望日本成为他们的新保护者，正如在英国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们希望 英国人保护他们那样。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 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 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正如在战争时期他 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 制造麻烦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从这时候起到9月底，是英国在全岛建立有效 统治的过渡时期。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 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 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 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 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 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 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 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 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 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 战犯审讯开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战犯却没受惩罚。下令检证大屠杀的迁 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总司令身份批准检证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 中将先被调到中国东北，然后又到菲律宾。1945年他向麦克阿瑟的部队投 降。他在马尼拉受审，因冷酷血洗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绞刑台，而不 是因为他批准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经历 共有大约260名日本战犯在新加坡受审，只有100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而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有一些是我的朋 友。林金山就是一个。他在1963年到1980年担任过内阁部长。以下这段是 他为我写下的1944年的恐怖经历： "我被扣留在欧思礼坡两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时间是两个星期；第二 次在1944年2月，前后一个多月。有个到过桥北路我的店铺的华族青年，指 认我是把钱交给他让他捐给共产党的人。我分辩说我这个资本家不可能亲

共，他们用绳子鞭打我，用脚踢我，粗暴地对待我， "我昏了过去，直到有人往我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 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O个男女。 "牢房一角有个抽水马桶。那是个蹲式马桶，水是来自高过人头的水箱。我 们不断抽水，以便从厕盆出水的地方接装'清洁'的水。我们喝的和盟洗用的 都是这样的水。患病的话会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谁也不晓得。同房的一个 妇女来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 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他 们是本地小伙子应征当看守，日本人训练他们待人要残酷。 "一天来了个断了脚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着受伤的 脚。一个年轻的看守军补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须痛苦地 爬上前捡起木棒，还给军补。这样的折磨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 几乎晕过去。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 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 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 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踞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 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 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 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 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 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 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湾联络官说情下获释的。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 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控方辛酸的总结 1946年3月18日"双十事件"②一案在新加坡开审时，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 校在开场白里对日军的暴行做了辛酸的总结： "要准确地形容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径不可。这些行径使 人接触到人类最卑劣、最堕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调可以归纳为：无法形容 的恐怖。 "本案从一开始到结束，恐怖无处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骇人程 度始终不稍减。我在诸多证据中搜寻，用心地搜寻，但求能在这些人的所 作所为中找出那么一丁点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减轻他们的罪责，使案 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兽行，至少把它化为一场悲剧。最终我承认自 己失败了。"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 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 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 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 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 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 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 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注： ①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当局在1943年5月设立的制度。当时征召本地青少年接 受基本军训，提供军服与住宿。受训后，他们在军中做些琐碎的事务性工 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毁之后，日本宪兵队怀疑 关在樟宜俘虏营里的平民策划了这次行动，就突击搜查监狱，逮捕了57 人，包括3名妇女。他们被严刑逼供，到1944年5月侥幸活着的人才获释。 由于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0月10日进行的，所以称为"双十事件"。

第八章 战后谱恋曲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 英国妻子回来……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 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 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 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 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 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 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 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 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 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 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 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 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 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 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 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 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了市场。我们相信很快 就会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类和罐头食品，虽然这样的情况还要 过些时候才会到来。在头几个星期里，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欢迎英 国人回来。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说会举行受降仪式。上午10点半左右我步行到 市政局大厦，在对面的大草场上等候。我并没有白等。只见以日军总司令

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七名高级日军将领，在戴红便帽和臂章的英国宪兵 引导下，从谐街走过来。他们跟许多日本军官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地 走，而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凝望前方。人们吹口哨，发出嘘叫声和嘲 笑声。日军将领是奉了天皇之命，前来签署正式降书的。后来人们看到许 多军官承认战败，纷纷解除武装，把武士刀放下排起来，成了战俘。但走 上市政局大厦台阶的七名将领，却代表并未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他们原 本会战斗到死，使憎恨他们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投降，宁可在 烈火中跟大家同归于尽。 45分钟后，英国东南亚指挥部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军 制服，同行的有海陆军将领，还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国部队的军官，包括印 度军官、中国军官、荷兰军官等。他脱下军帽，向在台阶前面组成警戒线 的士兵欢呼三声。过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 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内到处是穿制服的士兵，新开设的咖啡馆、酒 吧和舞厅挤满了士兵。战前的殖民地商行无法立即重新开业，因为原来的 英国员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长期拘留而需要休养。商船没有定 期开来，英国本土货物也不多。战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过来看来还需 要好多年。连过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办公室，不少人一直失 业。新局面乱成一团。正如在英国那样，小商贩兴旺起来。大部分日常买 卖仍然在黑市进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场。 街上有无数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却没有新汽车和巴士。有轨电车陈旧不 堪。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电话用得太久了，线路有故障，声音不清楚，却 更换不了；电力供应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在沦陷时期 的苦难岁月里，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这样的 期望往往从怀旧开始，高得不切实际，注定会破灭。基础设施失修了，房 地产没了，人们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从现有的低水平继续下去，真 叫人扫兴。 话又说回来，经过日本军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压统治，哪怕英国军管政府有 不少缺点，生活还是好过得多。英国官员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欢迎他们回 来，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办事尽心竭力。许多英国官兵跟同他们打交道 的本地人分享军方的配给品、香烟和洋酒。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 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

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 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 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 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 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 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 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 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 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 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 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 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 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 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 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 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 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 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 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 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 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 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 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 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 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抗日军暗藏武器 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每一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 元。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约6500名抗日军，包括在新加坡的数百 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国人在市政局大厦外面举行一个仪

式，一小队抗日军穿上制服，列队接受蒙巴登勋爵的检阅，并由蒙巴登勋 爵给16名领袖别上勋章。陈平获颁缅甸星章(1935／45)和战争勋章，他紧 握拳头回礼。报上当时形容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司令。官方承认抗日军为 打败日本作出了贡献，这就使他们有了地位，借此尽量扩张势力。与此同 时，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 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 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 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 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 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 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 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士邦 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 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 为一个整体独立。 菲利普?何亚廉协助起草宪法。我虽然看过草稿，却没参与其事。共产党方 面认为，宪制改革的主张无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民主同盟不 过是个外围组织，目的是动员受英文教育者协助他们实现目标。1948年共 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时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间许多不公平与荒谬的事。这段教 育，战争一结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说我因此而获得一张现实生活的大学文 凭，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见所闻，则是我的研究生课程。这个 时期的情形跟我记忆中3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从拘留营出来 的英国文官纷纷回国疗养，临时凑合的政府部门由英国军管政府临时官员 掌管。 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们的任期只到复员为止。一 旦复员，职务会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识到这点之后，许 多人尽量利用手中的权力。他们的需要嘛，唉，跟日本军官没什么差别-找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值钱的小玩意儿，到时带回英国。因此这类玩意儿很 吃香。得到好处后，他们发出许可证和提供稀有物资，给本地人一个发财 的机会。但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许多房子空置着。我们得离开华厦的住房，维多利亚街的 店屋又不合适，母亲和我开始物色新居。欧思礼路是个中产阶级住宅区， 1942年欧洲人离开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们在欧思礼路38号和40

号找到了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两栋房子里还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 楼空。我们决定投标租下38号。我到敌产管理处找主管吴乔治，他是个在 爪哇出生的华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让我们以战前租金租下这栋 房子。 欧思礼路38号房子很大，格局凌乱，共有五间卧室，后面还有三间，最初 原是工人房。我们租下之后，很快就住满了人。韩瑞生夫妇携带年幼的女 儿从槟城回来，成了我们的房客。后来我动身到英国读法律时，这里热闹 得很。这条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满了人，因为战时遭破坏的房子还没条件 修复，而人口却增加了。人们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内群岛回来。许 多华人也像我的表亲一样，从印尼逃难而来。 父亲重回蚬壳石油公司工作，担任新加坡巴西班让仓库主管。这个时候我 得决定怎么谋生。到公开市场做买卖，还是不愁没钱赚。但货物种类不一 样了，风险也大了，该买进哪些紧俏的货物卖给军人，我可不在行。于是 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国军官们，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建筑工程可做。经 过两三次的努力，终于同军管亚历山大路日军货仓的一个印度旅谈成了生 意。我跟一个个头高、身材瘦削的英国少校洽谈，他需要工人清理货仓内 的日本货，然后把英军的货物搬进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刘友霖找了 10O到150个工人给他，工资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当财政，也负责发 工资。每天收工时，由军方点算工人，付钱给我们，再由我们发给工人。 还有些建筑上的活儿另外计算。货仓工作由1945年10月开始，我一直忙到 次年5月。新加坡总工会的活动基本上影响不到我们。除了1月30日和31日 罢市两天以外，工人们天天清理货仓，把新的货物搬进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领了钱准备发给工人，骑脚踏车回家途中，发 生了严重事故。一辆罗厘行经维多利亚纪念堂时，不知怎的撞到他，拖着 他走了好一段路，几乎把他的左臂给扯断，他的脸部也受了伤。我赶到医 院看他。我们一家人一向相处得很融洽。金耀见到我，问的第一件事是钱 有没有丢失。我听了不由得心痛。那不过是几百块钱而已，可见他对工作 是多么认真。我尽量安慰他。幸好外科医生替他动手术，一切顺利。不 过，他痛了几个月，不能走动。 到英国去读法律 我一面担心金耀的情况，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学业和对芝的感情越来越 深。能不能很快在莱佛士学院读完文凭课程，我并不乐观。学院至少要一 年后才能复课，我还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毕业，算起来就要浪 费两三年的时间。我跟母亲商量，如果动用她的积蓄和首饰，外加我在黑

市和包工赚到的钱，家里就负担得起我和金耀两人到英国读法律课程的费 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 国去。 1945年10到11月间，我介绍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管 理员，使她当了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脚 楼，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经常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中途停下来，到欧思 礼路圣诺犹太教堂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心。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分部过 去就设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头宽裕，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一辆 战前的莫里斯牌汽车，换上了来自英军的部件。后来生意比较好，几个月 后我把它卖掉，赚了一笔，换一辆经过修理的战前的福特牌V8型汽车。在 日治时期，这辆汽车很可能是日军将领使用的。 除夕我带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振裕园是李浚源 夫人在海边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峡土生华人的老前辈，丈夫去世了， 非常富有。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 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 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 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 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 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 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 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 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同年，即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 加坡。 3月间我写信给中殿法学协会，附上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中殿法学协会 是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回信，说我亲自 报名就会录取。当时开始有船开抵丹戎巴葛港，载英军回国复员。我拿着 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 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我见了他的一个下属。 我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很少本地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和 用法都不成问题，又不带浓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难题，告 诉他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耽误了我五年的时间，如今中殿法学协会录取 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学协会的来信，说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国去。对方同 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 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在忙碌奔波准备离开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我跟母亲一起到处寻找能顶得

住英国冬寒的毛衣。我们在双溪路结霜桥旧货市场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 寒衣。双溪路旧货市场战前是买卖贼赃的地方，战后又活跃起来，专门售 卖从英军那里弄来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国当局送给复员回国的英军的物 品。母亲买了一个四角有金属保护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张地毯、一床被 褥、一件外套、两件运动衣、两条法兰绒裤和一套皇家空军巴拉瑟亚军服 呢大衣全塞了进去。皇家空军大衣是向谐街最好的裁缝定做的。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 英国妻子回来。有几个学生带了英国妻子回来，往往闹得很不愉快，家人 不高兴，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两口到英国定居，因为他们无法在英 国殖民地社会立足。在殖民地社会里，人们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 待他们，就是公开冷淡疏远他们。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 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 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 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狠，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将来不大可能带个陌 生的英国女子回来，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似的 友善亲热。 我曾经告诉过母亲，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莱佛士学院英文和经济两科考 试成绩压倒我。在我们制造胶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见过芝，到过她的家。 芝的父亲是银行家，在华侨银行办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亲和祖母 一样。芝的母亲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土生华人，跟我母亲一样。我们背 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样的语言，传统习惯一样，食物也一样。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学受教育，16岁考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进入莱佛士书 院一个特别班，准备争取女皇奖学金，可惜没争到。她后来告诉我，她在 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是 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1940年她进入莱佛士学院。我们在晚宴上和野餐时 见面。当时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读第一年，适应方面有些困 难；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还不想找对象。我们偶尔在社交场合和 讲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关系谈不上亲密。1943年到1944年，我们在不 同的境遇下重逢。经历了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我身心都成熟了，开始用不 同的眼光看她。芝关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有书就看，而且随时可以 参与制造胶水的生意。 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 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 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 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

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 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 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 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 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 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 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 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 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 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 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 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 前，它的航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 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没它这么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 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约有40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 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这艘船，就 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 衣箱和两个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 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我事前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 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到伯爵阁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 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位，有如在"大 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 了一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 所发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 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 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 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30英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 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明书(当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 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是中殿法学协会 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 殿法学协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 的临时房子里，没有餐厅。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 纳姆考特路。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 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 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也有热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 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多了，马上搬进

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 带了泳裤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 的，也许比新加坡的海水还温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 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炸，于是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 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竟然会在空气 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 续租房子。我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 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阁那么邋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 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发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 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就是瑞士村地 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 学院的斯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 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 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 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 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 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 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 业因此中断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 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 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肃认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 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 学院爆满了，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 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气的人最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 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们没打过 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学的学额。 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 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 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

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辅导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 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 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 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 顿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 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学院内还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 一个星期时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 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 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向殖民地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 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最好 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 物、种族、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 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识，以及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 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 这是个大数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 煤气圈。我得把几个先令塞进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 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票进餐的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 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我也不晓得怎 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也还没有人撰写有关如何在大卧室 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东西的书。 我有过惨痛的经历。煮牛奶溢了出来，熏咸肉、牛排和肉块煎得缩水，在 房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冒着天寒打开窗户和门通风，几个小时后依然不 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学院餐厅的午餐都使人发腻， 难吃得要命。为了换换口味，我有时光顾莱昂街角餐馆或它的分店。那里 的食物也同样腻人：冷肉煎饼面多肉少，否则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肠。我只 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圆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许多英国白领文员一起搭地铁到瑞士村地 铁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 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 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 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她们教我到哪

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 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 用于衬衫和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 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 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 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 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 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 L?威廉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 里考取了博士学位。我向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 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大学生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 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 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 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 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 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 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 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 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 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 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 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 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 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 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 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 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 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 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 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 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 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 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 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 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 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 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他的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 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 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 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 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 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 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著作，公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 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 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和进口货征收 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 济成长。倡导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 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 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 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 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 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 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 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 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

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 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 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 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 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 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 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 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这一点。他们 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 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 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 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 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 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 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 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 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 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 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 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 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 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 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 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 英国费边主义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 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 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 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

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 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 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 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那是有关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 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学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最优秀 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最差的学 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 种强求一致的主张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 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 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 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 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 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 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 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 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 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 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 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 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 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 待过之后，剑桥是另一番天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 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私人汽车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 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授都骑脚踏车，包 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 师。后者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 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 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

多年来由学生们一手转一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 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我跟大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 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我 精神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 件连帽粗呢风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 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 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传统方式烹调，谈不上可口，但 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比目鱼都很 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 加盐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 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咽，还有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 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 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期患过轻 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 还是为能到剑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 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 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 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 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 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 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 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 学的多数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 三年，因此直接进入第二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 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 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还有几个学生来自 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 官)。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 对我没听过的课做了很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 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伦敦第一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 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背景，所以必须修英国 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剑桥

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 假期里，我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 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 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 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跃。我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 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 感到高兴。同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 备进去吃午餐时，他看见我，停下来祝贺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满意。 1946年12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 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参加军队而已。你得出人 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拿不到 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 一等荣誉。"当剑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 来。 传来最好的消息 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那是军方剩余的旧物资，样子不怎么好看，引擎 却不错，花了我60英镑。突然之间，我变得能够快捷地来来去去。我到剑 桥乡下到处兜风，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观光。遇到农民竖立 告示牌招请工人来采樱桃或草莓也欢迎其他人来买的地方，我会停车下来 买。6月底芝写信告诉我，她考到了一等文凭，现在大有希望赢得到英国读 法律的女皇奖学金。我有把握她会赢得奖学金。临近7月底传来了最好的消 息。芝从新加坡拍来电报说，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但是在1947年10月开 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 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剑桥来。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他年近50，长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经 验，来来去去的学生多的是，他都见过了。他知道学监喜欢我。我告诉 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很聪明，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 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他眨了眨眼对我 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 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 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

月1日他写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 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 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 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设在卡姆河畔银街附 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在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他们 查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 试成绩副本。 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 上，我依约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 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 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得一等成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 样。巴特勒小姐戴眼镜，头发银白，有点富态，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 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把她给逗乐了，她很想 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 接受你入学。公函随后就寄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我在码头 上焦急地等待着。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见到她，我兴高采烈。我们立刻启 程，坐火车到伦敦。在伦敦，事前我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 牛律牌汽车，我驾车载着芝到处观光，甚至在当天带她到布赖顿看铺满小 石子的海滩。在伦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车还给同学，两个人坐火车到了 剑桥。 学监的回信 这时我已经适应了剑桥的生活，虽然老马识途，但还是遇到新的问题。菲 茨威廉的初级导师兼财务总管庞兹分配给我的房间，是在剑桥以南三英里 的地方，我吓呆了。格顿学院是在市镇的北边。我千方百计物色离芝比较 近的房间，始终找不到。庞兹不讲情，我向学监上诉，他的回信语气很慈 祥，但不乏一丝冷冰冰的幽默：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或者说是妻子吧，因为你显然希望 她会成为你的妻子。实际的路途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 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 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女子。与此相比，到 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

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 我们会尽力跟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 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 为他们会顺其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 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 告。 你的真诚的 W．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找到一个房间。哈里 斯上尉养马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 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等其他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 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文化震荡"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 重的大衣，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 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苦。何况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 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 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 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 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可以修读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 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莱佛士学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 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当 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 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 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 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一帆风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 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有讲师们的奇腔 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 样。过去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 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 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

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 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 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 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 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 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 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 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 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 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 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东。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 近接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是华人，便说房间 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 的名字叫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 把房间租给华人，可以当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 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 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 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 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 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 在。对我这个来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 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当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 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院旗，是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 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要具有划船校 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 桥学生联合会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 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 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 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特别是同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

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 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英国保守党人 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英王与帝国"。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 要政党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 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这种联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 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 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 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 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因为他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 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 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 议，也没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 能力这一课题展开辩论，声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 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 所配的眼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 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付钱，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 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着优雅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 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表格上签名也省 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 象。当然，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 说，许多法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 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得多。我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 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 水准。这期间物资仍然缺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 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 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 格也合理，只是非凭配给票购买不可。 当时我年纪还轻，满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负担是何等沉重。更糟的 是，在这么一个平均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他能够从 共同资源中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不是他应该怎样工作，为共同资源做出贡 献。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

的动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负担的沉重。小如弹 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之前，我面对 的挑战是如何开拓税源和创造财富。因此，当时根本无法谈论重新分配财 富的问题。 这期间，我从家书和英国报纸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发生麻 烦了。马来亚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 有所闻。到1948年6月，马共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马共游击队又 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公开的宪制 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无力、毫无骨气、受英 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这一 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我于是加入剑桥大 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 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会提出的各种纲领时，我一定出席。 难得的教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一 切都显得那么开明。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词，指保守 党"连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国民保健服务法案在国会通过。工党也替地方 当局兴建了许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们是靠政府大量津贴，才能 把租金压低的。工党也扩大福利的范围，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顾到所有不 足以应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记 忆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穷二白之前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奢侈的享受。 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关系到如何确保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 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使得权力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我们 把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拿来同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新马人民大多数没 受教育。报纸软弱无力，对基本问题一概不理，只管报道重要人物的来来 往往。所谓重要人物，多数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们之间的本地人。总 之，新马的情况显得落后，前途未可乐观。 注：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 英国兴起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第十章 有个奋斗的目标 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 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 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 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 党的作为…… 这期间，我和芝讨论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并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最好 趁12月圣诞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亲征求 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学院的学监就给我 写过信，提醒我这一点。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表示异议。但我们都是20 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 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 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 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 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便依照手续结婚了。 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摄政 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 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我要确保自己能够 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芝在应付第二年的课程时有点困 难，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见曙光。1948年5月，考试又到来；6月，成绩在 评议会大厦公布。我在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芝在法科 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 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 星期。 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 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处积满污垢，阴沉一片，经过德国四年的占领，情形更糟。幸亏德 军司令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时没把整个城市摧毁。比起英国人 来，法国人显得很穷。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自豪和有组织。巴黎的公共交 通比伦敦差得多，双节长巴士看起来又古怪又笨拙，转弯时不容易操纵。 交通一片混乱，司机的态度都很粗鲁。法国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 时，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排队。他们在车门口推推搡搡，上下车都乱挤一

通，甚至他们在说"对不起，先生"时，也使劲把你推到一边。巴黎的地 铁，票价比伦敦便宜许多。但在1948年那个时候，一般列车都很肮脏，通 风设备又差，空气不新鲜。车上的乘客只顾自己，很少替别人着想。在伦 敦，男士会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女士，年轻人也会让位给老年人。我离开巴 黎时，心里对英国人更加敬佩。在社会准则和政府给人民提供设施方面， 法国肯定比英国低几级；所谓设施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 然而对讲究吃的人来说，法国餐是顶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别美，酱料也 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简单的凉拌菜，也蛮好吃，例如用 又大又红又甜的番茄为料，加上少许橄榄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 牛排和法国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过。尤其是法国面包，比英国的松 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国的标准菜肴了。 我们乘夜班火车从巴黎到日内瓦去。醒来时，只觉得空气很新鲜，气候凉 爽。日内瓦真是个洁净无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车很少，来往川行的有轨电 车都很干净；鲜花正在灯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浇水的)。我们下榻的 布里斯托尔旅馆(战前这家旅馆的住客显然都是英国人)，所有的床都铺上 美丽的白被单，还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净 净，但是价钱一般比法国要贵。瑞士还是那么纯朴，战争既没使物资匮 乏，也没带来污秽、阴沉的景象。 我们从日内瓦往南走，到洛桑和卢加诺。我们越南下，所见的城市就越肮 脏。从同行的游客口中，我们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处散发着臭味。于 是，我们决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馆预订的客房，而在卢加诺多住几天。我们 从一家收费较便宜的旅馆转到另一家叫"辉煌"的旅馆。这有什么不好?人生 难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在卢加诺痛痛快快地过了五天。每天面对着壮丽迷 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务，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 一瓶不到10先令的纳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处的职员看着我，问我是不 是华人。我说："是的，不过，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对方说："啊，蒋介 石。"他不晓得我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我并不以蒋介石为荣，因为他被中 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中国大陆。其实我已料到欧洲人会一成不变地把我看 成中国人。我们这几天所过的，依然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假期，观光，漫 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滨。我发觉瑞士人很守纪律，做事能干有 效，又很讲究实际，而且待人态度得体，礼貌周到，只是不够热情。他们 不会要求你帮什么忙，反过来他们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总之，他 们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从美国到英国来，跟我们在一起。他随身 带着精美昂贵的尼龙丝袜、可以快速晾干的衬衫以及漂亮的行李--这一切

都是在经济紧缩的英国买不到的。美国看来像个物产丰富的仙境，也像童 话中溢流着牛乳和蜜糖的丰饶羊角。因此，我早年对美国的印象是，一个 资源丰富、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但是，我却跟英国人抱着同样的看法， 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他们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鲁 莽急躁，过于雄心勃勃，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 问题。 10月，我们开始修读最后一年的课程。我们井井有条地做功课，并埋头苦 读。上课听讲，撰写论文，做作业交给督导审阅，也到图书馆读书，或是 在"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我租用的房间里温习功课。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读 书。有时在周末或傍晚，我会骑脚踏车到格顿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 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请杨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 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刚到英国修读法科。有时，我把一个星期配给的肉用 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黄油面条、鸡肉(取代猪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 椒)炒"稞条"，吃起来也蛮可口。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而且同有关各方也建立了良好 的联系。我能够请剑桥大学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导辅导我，他们都是三一 法学院的研究员；三一法学院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主要法学院。第一年年底 我考获一等成绩之后，就能够说服他们做我的督导，虽然当时我是菲茨威 廉的学生。这些督导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导是特雷弗?托马斯，他 心地很好，脑筋灵活，条理分明。 我同几个英国学生结交，他们多数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 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其余的修读法学的 各种分科，后来成为国际法、比较法和工业法的杰出教授。他们是一批聪 明绝顶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正式辩 论)，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见习律师似乎抓不到有关法律问题的细 微点。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脸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时，对我赞誉有 加。但是，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联合会的任何辩论会。我认为这么早就道 出心里话，是不明智之举。等我们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 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 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 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 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

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 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 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 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 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 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 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 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 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 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 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 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 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 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 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 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 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 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 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 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 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 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 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 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个字 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 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如 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 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 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

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 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 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 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 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 家是不会进步的。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反动的老头子，但他教的却是经济 学。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知道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才会增长。又 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 是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6月，就在我们快要离开剑桥的时候，一天早 晨他邀请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轻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着我 说道："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我的性格果然看得 很透彻；但他也晓得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 不罢休。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 格兰游览观光。但是，我们对法科的研究还没完成。要在新加坡当律师， 单靠剑桥大学的学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英国取得普通律师资格或是能 到高等法院办案的律师资格。我们于是加入中殿法学协会。中殿法学协会 是英国四个法学协会之一，负责教导法科学生和鉴定学生的律师资格。 我们旅行回来便设法住在伦敦，不久找到了一个居住单位，距离菲茨姜道 我的旧住所不远。可是在芝方面，家务和学习总是难以兼顾。于是，我们 决定不上法学协会的课，留在康沃尔的廷塔格尔独自苦读，准备参加律师 资格的最后考试。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一座庄园旧宅里度过几次假期。这座旧宅由梅勒太 大和她的三个儿子协助管理。梅勒太太为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对我们 的饮食照顾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们两个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个 住客。我们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 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情。我们唯一的娱乐就 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从剑桥买来 的，它给我们带来许多轻松欢乐的时刻。我发觉收音机比电视更能起刺激 作用。我们听过好些节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讲座"，由罗索主讲，讲 题是《权威与个人》。罗素老人的声音优美，带点旧式的声调和发音。他 的讲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简单高雅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晚饭 后则有《又是这个家伙》的轻松娱乐节目，由托米?汉利主持。他所讲的笑

话逗人发笑，不下流，有趣，不谈性，也没有双关语。 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 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除了假期以外，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加以场 内多丘陵又多风，像我这样一个笨瓜，有这么一个球场，正是求之不得。 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费许多时间寻找打失的高尔夫球，却往往 找到别人打失的，质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 我们煮，味道倒是挺鲜美的。 马来亚大厦里的谈论 我们在中殿法学协会勉强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为了 要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每个学段必须在协会的餐室"进晚餐"3次，这是所有 学生都必须遵守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乘坐7个小时的火车，到帕丁顿车 站。但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布赖思斯顿广场的马来亚大厦，会见马来亚和 新加坡的朋友。我们所谈的，是留学伦敦的英国殖民地学生所喜欢谈论的 课题，那就是我们未来的自由斗争。在我的莱佛士学院同学当中，有些在 政治上是很活跃的，如吴庆瑞和杜进才。 吴庆瑞是我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理 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理学士课程。他们和其他几个 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 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 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而论坛本身，既非 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采取反殖立场，但主张非暴 力，同马来亚共产党毫无关系。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 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如伍德罗?怀亚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 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 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 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 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 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 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 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却被共产主 义事业吸引。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从未及格，剑桥大学学位也不曾考

到。他留在伦敦，出版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 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 我打电话约他会面，他约我在《每日工人报》办事处外见面。《每日工人 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设在舰队街附近。我带着芝一起去。芝认识 他，原来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个怪人，不直接到我们能够谈话的地方，而是带我们绕了一个大 圈子，穿过狭窄的街道，毫无必要地东转西转，最后才在一个工人出入的 酒廊兼餐室停下来。这地方显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气息。 开始时我们讲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话，接着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所有共 产党人都把他们统一战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一举吞没，并且引用共产 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做例子。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示这 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深信共产主义事 业比他们的优越。我认为他完全脱离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 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美梦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一两个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 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 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 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 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 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 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 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 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们到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那个周末，刚好碰 到一大批足球迷，我们下榻的旅馆，大门小门从早到晚一直砰砰作响，使 我们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功课。但考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为 不在伦敦而付出代价。因为不在伦敦，我们没听有关讲师讲课，而这些讲 师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们根据所教的新个案出考题。没有人获得一 等文凭。我考获二等文凭，名列第三；芝则考获三等文凭。不过一切还算 顺利。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 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 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 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

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 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 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 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 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 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 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 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 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 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 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 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 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 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 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 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 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为我服务的英 国男女，他们也许觉得服侍一个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损尊严。有些女房 东尤其刻薄和顽固。可也有像廷塔格尔的梅勒太太和伦敦中国协会的管理 人杰克逊太太那样的英国人，她们待我非常好。我负笈英国数年，最难以 忘怀的就是杰克逊太太。会所设在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是英国政府利用 庚子赔款设立的。协会向所有华族学生开放。会所靠近伦敦市中心，我觉 得对华族学生最为方便，何况地方又是那么清静。 杰克逊太太对所有学生都很友善，对我一开始便特别和蔼。大学放假期 间，由于我的地址从剑桥改为伦敦，又从伦敦改为剑桥，再从剑桥改为廷 塔格尔，戈登广场16号便成为我的通讯处，也是我们存放备用皮箱或书籍 的地方。我和芝在伦敦没有家，所以时常到中国协会去。我们可以在里头 用热水、肥皂和干净的脸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烟灰，一分钱也不必付，只 需带着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协会会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逊太太也能 够给我们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战后初期英国物资短缺的岁月里，如果你

不是外国留学生，你无法想象在伦敦租用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生活是 多么困难和不便。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我和芝便得离开房 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我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午餐和晚餐则在 餐馆解决。因此能找到一个清洁宁静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简直是莫大的奢 侈享受，何况还是免费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 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 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 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 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 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 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 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 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 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 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 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 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 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 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 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 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 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 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 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 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 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 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 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 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

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 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 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 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 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 1950年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 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 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 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 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 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 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 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 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第十一章 决定做点事 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 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 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 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当福克斯先生让我在"威廉勒伊斯号"头等舱苦等的时候，我走到甲板上向 父母亲、天耀、金满和祥耀等家人招手。他们跟几个朋友，包括韩瑞生， 到码头来接我。芝的家人也在等她。但是我们下船后，便各自回家。她跟 着父母亲回到巴西班让，我则乘坐一辆由马来车夫驾驶的蓝色史都巴克牌 旧轿车，回欧思礼路住家。这辆车是母亲买给我的，连车夫也雇好了。母 亲经营一间寄宿公寓，又是多个银会的会头，生意搞得不错。当年在华族 家庭主妇当中很盛行搞银会，因为参加银会比向放债人借钱要光彩些。 最初几天我觉得很不舒服。在英国四年，我适应了凉爽干燥的气候。8月份 新加坡的高温和湿气，使我感到很困倦。最初几晚难受极了。我把睡房里 的吊扇调到最快，把两扇落地长窗打开．房门半掩，让空气多多流通，还 是无济于事。最初几晚，汗水湿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 淋浴并更换睡衣，搞得筋疲力尽。由于我没有适合在热带穿的衣服，白天 也跟晚上一样热得浑身很不舒服。 可是新加坡也有许多好现象。自从1946年以来，它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 街道上汽车多了，商店里物品丰富了，食物也增加了。本地的饭食尤其可 口，我已有四年没尝过。虽然"威廉勒伊斯号"邮船的菜肴跟过去英国的普 通伙食相比已经大有改善，却还是缺乏海峡土生华人用大量香料烹调而成 的菜肴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滋味和特色。 我外出探望旧雨新交，重新建立联系。一天，我拜访了一位在司法部门任 职的朋友，正要离开最高法院时，遇见著名的海峡土生华人律师王长辉。 本地报纸曾经报道我回来的消息，而且对我和芝在剑桥大学取得优异成绩 也做了显著的报道，这引起王长辉的注意。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到他和黎觉 所设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当见习律师。我表示有兴趣。他随即安排我第二天 去见他的资深合伙人黎觉。 黎觉是英国约克郡人，大约60岁。他是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后，30年代初 期开始在新加坡执业，他后来娶了一个华族女子为妻，婚后没有生育，领 养了几个华族小孩。他才智出众，脾气暴躁，但是声音很小，这跟他的矮

胖身材和肥大脑袋相比，显得很不相称。他发怒的时候，满脸通红，说起 话来几乎语无伦次。他精力旺盛，一天到晚满头大汗，只好用一条大手帕 抹了又抹。他建议我当他个人的见习律师。这样，我将坐在他的办公室 里，有两架大型冷气机散发出冷空气。冷气机噪声很大，但够两个办公室 使用，所以相当凉快。在英国时，我决定不到律师馆实习以获得执业律师 的资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后，我得实习一年才能获得执业律师资格。这 期间，黎觉每月给我5OO元薪水。 我几乎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几件适合在热带穿着的衣服，有白斜纹布 长裤和轻便的泡泡纱外套。我也买了几件棉质网眼衬衫，能透风，但同样 无济于事，我还是汗流浃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来，总是浑身湿透。但 是，带着浑身臭汗进入黎觉通风良好的冷气房间，后果也很糟糕：我因伤 风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学会每次回到办公室，先用冷水洗脸，等到身体 转凉后，再换上我留在那儿的干净衣服。 冒失青年上门提亲 我有了工作之后，第二项任务就是拜访芝的父亲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 力充沛，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当时担任华侨银行总经理。他通过函授课 程，自修会计学和银行学。他不是靠裙带关系也不是靠金钱升职的。他全 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我恳请他把女儿嫁给我，并同他 商量结婚的日期。他听了惊讶得发呆。他一直以为我父母亲会通过传统的 方式登门造访，向他提亲，没想到这个冒失的青年竟然亲自上门来求亲， 而且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同意。不过，他没有当面说我什么，只是后来在芝 面前发了一阵牢骚。我们同意先订婚，到9月底才结婚。黎觉在报上看到我 们的订婚启事后，表示愿意聘请芝为见习律师，薪水每月500元。我把这个 消息告诉芝，她马上接受。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太方便了。我们两人可以一 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见面。 1950年9月30日，我们秘密结婚将近三年之后，在婚姻注册局举行第二次婚 礼。芝接着搬到欧思礼路38号。母亲给我们买了一些新家具，我们正式的 婚姻生活从此开始了。但是芝却觉得很难进行自我调整；她现在必须适应 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亲、妹妹和三个弟弟以外，还有几 个印尼来的亲戚。这几个亲戚寄宿在我家，帮补了母亲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以便继续练打高尔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国廷塔 格尔所学的球艺能够保持下去。一段时间我很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一天下 午，尽管下着雨，我还是跟芝一同驱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来到汤申路时， 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车突然滑向一边，掉头转了个弯，滚了两滚就翻倒在柔

软的草坡上。我吓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样。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我 们很幸运，没受一点伤。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才翻落在路边，汽车势必撞 向一条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湿地上，我所热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终 了。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丧气，甚至义愤填膺。权 力集中在总督、辅政司和律政司手里。他们聚居在象征权力的总督府范围 内。总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楼里，也就是总督府。辅政司住在仅比总督府 小的洋楼，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楼。至于副辅政司和总督的私人秘 书，则分别住在另外两座洋楼里。这五座建筑物之间每天都有24小时的私 人电话驳接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的政府权力中枢。总督之下设有一个立法议会，25个议员当 中只有6个是当地选出的。其余不是由英国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员担 任，而以辅政司为首。1951年，民选议员人数增加到9个，但是他们没有决 策的权力。在民众眼里，他们毫无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会或立法议会 选举，投票人数都少得可怜。 我的老板黎觉是新加坡主要政党--进步党的策划人，该党的领导人多数是 30年代在英国念法科或医科的留学生。他们对英国的价值观佩服得五体投 地，就像我祖父一样，凡是英国的东西，样样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对自 己没有信心，对这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能力，更没有信心。 我在英国期间读过伦敦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驻东南亚通讯员帕特里克? 奥多诺万的报道。他形容旧一代的亚洲留学生，不论在情绪上或心理上， 都不会为自由而战斗。他们的出发点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 理一个独立国家，需要再累积多年的经验才能办到。我认为他们既然不能 站起来争取本身的权益，就别提站起来跟英国人对抗了。本地唯一有势力 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担任新加坡书记与行政职工联合会的秘书长。 这些政客发表的演讲都因循苟且，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每当 他们说出任何批评殖民地官员的话时，却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贝思形容 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号"返回 新加坡。他在政府秘书处工作，我每次晚饭后到政府宿舍探访他时，两人 总是把满腹牢骚尽情发泄。他是个欧亚裔，身材魁梧，说话缓慢，走起路 来慢吞吞。他永远忘不了英国人对他的侮辱，很讨厌民事服务中一些英国 同事的作为。 我决定做点事，以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别是吴

庆瑞和杜进才，早点从英国回来。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经解散了的马来 亚民主同盟的过去的主要左翼领导人约翰?伊巴事先没通知便跑到欧思礼路 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阔谈了半个小时。我问他，对于新加坡不能成事的 宪制政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政党，做点实事，向殖民 地政府的权力挑战。他不置可否，说道："你知道，紧急法令正在实施，我 们必须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从林丰美那里得知我们两人在伦敦会面的 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 1951年1月，报纸报道有关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产党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 捕者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巴、新加坡教师公会秘书蒂凡那 和马来文日报《马来前锋报》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这是紧急法令下的 拘留权力，第一次用来对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团。 事实很明显，马米亚共产党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争取到新成 员。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 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 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 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担任选举代理人 我继续在律师馆工作，跟随黎觉到最高法院处理他所办的诉讼案件。每次 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场合，却叫人受不了。他带 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时，总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机场旅馆吃蚝，或 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 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 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 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 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 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 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 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 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 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 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

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 和"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 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 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那些 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 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 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 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 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 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过英文报纸对政府官员施加若干压 力，但他们不是新加坡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我感到极度不安。我把这些想 法埋藏心田，只跟贝恩讨论过。我必须继续我的律师生涯，但我也想看看 在律师生涯中，是否能够打开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门。 一个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见习律师期结束了。为了参加获颁律师资格的仪 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装，再披缀有白色垂片的律师长袍，而我还得加 上一条翼状硬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新加坡律师公会共有会员14O 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师获准人会。一位备受敬重的欧亚裔老律师雷内?伊 巴代我们提出入会申请，并发表措辞优美的简短演讲。共产党秘密党员约 翰?伊巴就是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很小的世 界。 由于我出生证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没法子叫中殿 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剑桥大学文 凭和律师证书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决定在 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我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 面，改成Lee Kuan Yew。这一次，我成功了。从此Lee Kuan Yew便成为我 在公开场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张，并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 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此后，报纸报道我出庭的新闻时，都称呼我为Lee Kuan Yew。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 Harry。50年代我开始涉及政治时，偶尔看到报上称呼我Harry Lee，总是有 点生气。在政治上，这种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到60年代中期， 我经过政治的磨炼屹立不倒后，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名字并

不反映我的为人和价值观，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 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个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诞生，我请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译给他取名 字。这位翻译帮过许多律师的孩子取华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龙年正月 十五日，是农历最吉祥的一个出生日期。因此我们决定给他取名显龙。他 是个瘦长的婴儿．体重约37O0克，绘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 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 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 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 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 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 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 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 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 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 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 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 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 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 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 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 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 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 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 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 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 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 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 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 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 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 密"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 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 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 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 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 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 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 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 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 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 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 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 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 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 工会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 突，我们不在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 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 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 这场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 《新加坡虎报》，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 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 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 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 态，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 社论，对争取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 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 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

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 巧妙的辩解，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 联邦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 邮差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 的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 有力的。我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 结果，使我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 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 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 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 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过后，在他的报 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 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 报》起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 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 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 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 工就会变成闹剧，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 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 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 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 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 解决了。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 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

公众支持。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 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 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 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 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 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 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 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 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 的方法， 邮差罢工胜利是个转换点。在这之前，非共集团由于害怕紧急法令也会限 制和妨碍他们，一直不活跃，合乎宪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众行动能摆平 真正的不合理事件，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给他们壮胆。

第十三章 扩大联络网 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 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 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 动吸进去。……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 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 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下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 我和芝取得律师资格后，黎觉准备分别跟我们两人签署为期三年的合约， 聘用我们为助理律师，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 元，两年半后有全薪假期六个月。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的待遇是优厚 的。邮差罢工结束后，我到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芝则处理产权转让业 务。这期间我获准到马来亚联邦执业。 1952年9月，一个清瘦的马来人到我办公桌前来。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 人，鼻子瘦长，跟一般马来人不一样。我的办公桌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一 个角落，只用书架分隔开来。这个马来人的英语说得不错，但说话有点犹 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绍，名叫尤索夫?伊萨，是《马来前锋报》的东 主、总编辑兼董事经理。他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1951年1月被拘留，跟 其他颠覆分子一起关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将进行审查，他问我愿不 愿意替沙末辩护。 当时所有毫无希望或近乎绝望的案件，最后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 涉及的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劝说政府相信这个政治拘留 人士多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暂时可能跟共产党人在一起，但最终即使不 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会成为共产党的竞争对手。 我当时觉得，向政府施加压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决定找负责这起案 子的政治部官员，了解当事人的真正情况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样的证据。 凑巧遇上了警监柯里顿。柯里顿主管政治部印度组和受英文教育组。他是 个专家，曾在英属印度做过类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 区分开来。 我和柯里顿碰过面。他研究过我的档案。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曾一早 就到欧思札路38号找我聊天。他说，他读过我在伦敦的活动记录，想见见 我，以了解更多有关林丰美等共产党人在伦敦的情形，以及他们对新马学 生的影响。我把对林丰美的看法告诉了他，也对他说共产党人在伦敦不大

可能影响新马的受英文教育者。与此同时，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对在布 达佩斯举行的青年节的怀疑。我说，我的弟弟金耀参加青年节只是为了好 好度假，他"对政治的兴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这个 说法被收进了政治部的档案。 这一回我是到罗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顿的办公室见他。他很坦率。他说沙末 是个聪明的马来人，非常活跃，是一流的活动家。我问他沙末是不是共产 党人，他答说"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共产党人"。听起来案子自然是没什 么希望了，然而他继续说道："但是人们会成长，想法会随着阅历日深而改 变。影响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会见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师都得到这 个便利。那是个工作日的下午，20分钟的航程很愉快，随后是从登岸码头 沿着小路和阶梯走20分钟到岛的北部。在苍翠的老淡布苏树之间，散落着 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脚楼。离四周军营似的用铁丝栅栏围住的鸦片戒毒所不 远，一座浮脚楼也围着带刺的铁丝栅栏，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 方。拘留营的警卫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苏树下放了一张木桌和两把木 椅，我在那里等候。一个印度警卫到浮脚楼里带一个马来人过来。这个马 来人个头中等，身材修长，有点瘦，特别是脸部，走起路来步履敏捷。他 戴着墨镜，八字须修剪过，一颗门牙断了，看起来有点阴险。他烟不离 手，看上去激动得很。 我告诉他，是否被释放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会继续成为共产党人。假 如是的话，多半会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释放后他显示自己是个民族 主义者，以后可能就不再理会他。他发出一阵狂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 个被拘留的共产组织成员。他们决心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们有信念，有 力量，为了事业能忍受穷困，是什么心理、什么心态和什么动机使他们这 样做，我那时一无所知。 沙末案子的审查是在法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不许宣扬。拘留他的主要理 由是，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是马共属下组织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 领袖之一。我申述说，他基本上是个反殖民主义者和马来民族主义者；作 为马来人，他接受不了由华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沙文主义号召。我不 知道自己是否给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么话也没 说，审查不到20分钟便结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几个拘留人士获释，包括蒂凡那。

我第一次透过铁丝栅栏看到蒂凡那时，他戴着一副角质眼镜，只穿短裤和 日本式树胶拖鞋，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又矮又胖，好争吵，显得愤世嫉 俗。当沙末发现我注意蒂凡那时，他告诉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 加坡教师公会的职员。沙末说："在拘留期间，你很快就能分辨谁是弱者， 谁是强者。"蒂凡那是强者，靠得住。我当时想，也许如此，但我不喜欢他 的好斗样子。过后不久，新加坡教师公会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找我，要求我 代表蒂凡那。我拒绝不了，但并不热切盼望着设法把他争取过来。接下来 我再遇到柯里顿时，他向我介绍了蒂凡那，证实他愤世嫉俗，忠于共产主 义，而且有决心。 这个时期我们一小组人，吴庆瑞、杜进才、拉惹勒南、贝恩和我五个人， 一直在欧思礼路我家的底层饭厅开会，讨论成立政党的可能性。饭厅是西 晒部分，因此又热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两扇门全打开了，还有风力很 强的风扇在天花板上转着，仍旧闷热得难受。如果说空气叫人昏昏欲睡， 我们却精神焕发。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 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 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 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我们也需要他参加，因为他可以让我们跟说 马来语的世界沟通，通过《马来前锋报》向马来群众传达我们的观点。 经过两次会议之后，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 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 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个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我们 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局势和能够采取的政治行动。 英国人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他们了解压力正在增加。1953年，总督委任英 国前驻比利时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个委员会，检讨新加坡的宪制，并对宪 制的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议。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中，林德建议所有 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会使选民人数增加四 倍。由九名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将成为新的行政会议，其中六名由民选议 员担任，他们将由多数党领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门仍然留在辅政司、 财政司和律政司三名当然议员手上。除了在外交关系和防务(包括内部治 安)这两个领域，部长会议的决定总督必须接受。部长会议只对立法议院负 责。立法议院共有25个民选议席、6个官委议席和3个当然议席。总督接受 了报告的建议，定于1955年4月下届选举举行时付诸实施。 我和朋友们必须立即决定要不要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选举，或是继续观 望。拉惹勒南根据马来亚民主同盟犯下错误的经验教训，极力主张参加， 贝恩和庆瑞看法也一样。我相信，不参加我们就会被排除在宪制领域之

外，结果会落得跟马来亚民主同盟一样的下场，否则就得转入地下。于是 我们开始筹备在1954年底以前组织政党，让我们在投票前有六个月的时 间。

第十四章 华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 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 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 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 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另一个叫 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 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 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 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 在10月开审。 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这一天，主要来自中正中学的500名华校中学 生跟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游行支持一个代表团前往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 对国民服役登记。警方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下令他们解散，他们不服从命 令，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警察挥舞警棍进攻，打伤 了一些学生的头部。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两 名是女的。 第一轮审讯在6月28日进行。40名学生的罪状是不服从警方要他们解散的命 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处缓刑六个月。另外八名受审的罪名比较严 重，指他们阻挠警方人员执行公务。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 审理，因为法官前一天对待他们的同学和判他们罪名成立的做法，显得他 有偏见。他们拒绝讲话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监三个月，那是这个罪名最 重的刑罚。 法庭当时关注的是，他们蔑视法律。但潜在的课题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 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 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 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但是，对移民社群，政府则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 校。他们经费自给，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是从中国请来的，以原 来在广东或福建省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华文。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

一个天地里。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阶梯； 否则就到使用华族语言的机构找事做。这些机构是华人商店、餐馆、商行 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共产党 人自从1923年共产国际最先从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马来亚和新 加坡隐藏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 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 立细胞组织。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 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 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新马两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新加坡的共产党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动， 事实上却在招募成员，扩展势力。1952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国 民服役法案，规定所有18岁到55岁的男性必须应召参加武装部队、警察部 队或民防部队。1954年4月，政府开始进行登记。它只需要80O人加入新加 坡军队，1200人加入民防部队，准备以抽签方式招募。但在学校里，登记 工作进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华侨中学的学生向代理辅政司递 交请愿书，要求集体兔役。代理总督古德为此发表文告说，豁免只能个别 考虑。这导致5O0名学生游行。总督拒绝接见他们的领袖，要他们全部先 行登记。 当时我不了解问题的背景，虽然知道在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有股暗流 在酝酿沸腾。学生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们自我约束的能 力强得不得了，能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表示蔑视，使政府难以孤立他们的 领袖，把他们抓来惩罚。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 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只有经过多 年之后，我才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方法。许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马来亚大 学学生会，当时也同样消息不灵和看法天真。马大学生会因此在5月18日公 开对华校生的游行表示支持，要求对这次暴动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警方不 适当地动用了武力。他们想法简单，跟我一样。 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学生在学校集中抗议，组 织了一个55人的免役代表团，分成几组，收集受伤学生的情报，给他们提 供医疗照顾，从而激起公众的同情。． 他们到处争取其他学生、家长、店主和华族地方领袖的支持，事实上是争 取整个说华语或方言的华族社会的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是一发现警方找 麻烦，他们便集中在学校或工厂，闭门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吸引人们的注意，争取同情，蔑视当局，刺激政府"迫害"他们。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中华总 商会一个12人代表团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他们变得重要起来 了，华族社会的长者前来恳求他们，答应为他们出头向当局说情。政府面 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就向中华总商会施加压力。总商会于 是把年中假期提前两星期。商会代表首先得为学生向殖民地政府转达他们 所提的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国民服役，无条件释放48名被控候 审的学生，公开调查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让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 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集中在中正 中学，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那是由于警方断绝 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前去责骂子弟，强迫他们离开。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 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 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 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 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 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 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 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 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 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 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 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 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 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 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 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 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 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

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 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 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 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 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 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 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 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 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 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 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 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 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 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 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 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 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 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 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 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 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 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 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 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 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 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 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 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 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 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 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 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 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 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 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 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 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 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 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 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 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 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 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 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 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 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 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 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 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 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 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 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 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 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 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 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 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 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

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 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 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 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 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 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 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 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 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 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 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 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 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 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 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 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 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 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 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 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 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 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 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 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 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 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 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 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 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 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 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 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 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 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 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 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 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 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 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 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 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 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 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 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 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 不得不这样做。 东古与陈祯禄的分歧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 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古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 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古则 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古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 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 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 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古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 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 古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 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 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 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 《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 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 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 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古穿马来族礼服--扣 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 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 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 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 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职业是承包商，在榜鹅区生活过，当地 人都认识他)。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 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

作用。 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 支部，没有基层领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 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 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 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 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 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 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 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 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 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 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虽然他所提的是马来亚学生，但是反对我的人都决定不再提这个问题。他 们知道，伦敦在必要时会追溯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以纠正事态而不至于 让荒谬的规定引来不愉快的政治纷争。正如我当时指出，约翰?伊德在英国 出生长大，在新加坡住满七年便有资格当立法议员，我在新加坡土生土 长，除了在英国四年以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那地 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圆的。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 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 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 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 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 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 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 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 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 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蓝天的挑战 接着蓝天向我发出挑战，要我到丹戎巴葛区说广东话的牛车水街头会议进

行辩论。我避开了，反驳说要在立法议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选人英语必须 说得好，因此我当代议士工作效率会比他高。不过，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 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 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 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 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 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 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 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 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 事。 这次竞选活动，跟1951年我在加东担任黎觉的选举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 样。那是上流社会的活动，开茶会、设晚宴，招待180万人口当中的4800O 个登记选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后，1955年共有30万选 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 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 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 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 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 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1951年选举时那种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 的政治把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丹戎 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以及做他们生意的店主， 都聚集在这里；鸦片窟也集中在这里。我访问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马来 日薪工人宿舍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木屋，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排水系 统，臭气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这个地区就想呕吐。但是在这些家庭 里，马来领袖们有一个联络网，使马来人成为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人介绍 我认识当地的巫统领袖，他很快就让我会见了住在那里的几百户人家的主 要成员。他们答应把选票投给我。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 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 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换过，才能坐下来吃 饭。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 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 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 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演讲者讲话软弱无力， 不愠不火，内容枯燥乏味，既无感情，也没说服力。他们通常讲英语，否 则就是马来语，偶尔才译成不同的华族方言。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 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 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们热情洋溢，向听众 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加坡华人来 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这次选举中，林清祥崛起成为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讲者。他年纪轻轻，长 得清瘦，个头不高，娃娃脸，说起福建家乡话来媚媚动听。姑娘们对他崇 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在工会里的。除了华族文化，他的话题是工人受到 蹂躏，帝国主义者阴险恶毒，紧急法令限制了群众的权利、言论和结社自 由。他在最初两次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是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讲话总 是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 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 物。 方水双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不像林清样那样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没 有像林清样那样的魅力。他的条件比较差。为了尽量使群众听懂，他非说 福建话不可，因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社群，结果说其他方 言的人也听得懂福建话；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客家人。用华语演讲者只 能以35岁以下上过华校的听众为对象。我当时在拼命学华语，但开过竞选 大会之后才知道，就算会说也不行。对于学福建话，我有点犹豫。许多听 众听得懂的另一种语言是巴刹马来语。"巴刹马来语"是混杂语，但是各民 族都听得懂，它也是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语言，只是表达能力 有限，很难用来打动听众，感染力不强。 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人们前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对我印象好，希望我获 胜。大约20名邮政书记在工会领袖领导下，接连多天坐在欧思礼路我家前 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为我的竞选宣言写 上地址，以便分派给选民。在丹戎巴葛区，邮差替我进行拉票活动，沿户 分发传单。一些团体，如贩商公会，也协助我们。一些在巴刹里卖鸡鸭的 贩商公会会员，曾经因为在华人新年期间把过多的鸡鸭塞进绑在脚踏车上 的篓子里，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请求推事饶了他们，因为这是农历最重要

的节日。结果他们都被罚得很轻。 但最热烈支持我的是客属总会和它的属下团体，如茶阳会馆，那是来自广 东大埔的客家同乡的会馆。我记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欧思礼路来表示 愿意帮忙，他们是大埔客(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却叫我"叔叔")。在我看 来，他们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荣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 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 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 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 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 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 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 以给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 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 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 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 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 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 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 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 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 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 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 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 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 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 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 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 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 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 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

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 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 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以最高票数当选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 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 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 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 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 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 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 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 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 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 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 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 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 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 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 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 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 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 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 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 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许多选区 里，他们分散了右翼的选票。说英语和马来语的选民选票投给了进步党； 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要是合作的话，原本可以获得 实际投下的16万张选票(等于1951年选举实际投票数目的7倍)的半数。 两党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 色里。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

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 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我们的整个竞选活动是冲劲十足的。我们采 取有效的、节节挺进的姿态，这使得进步和民主两党斗志全失。我们抨击 进步党是殖民地势力的走狗，民主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剥削者，但主要目 标是对准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 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 马绍尔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批评行动党要求立即自治太过分。"看来他们 集中力量在对抗和抨击英国，他们的言论似乎不必要地反英。"这也许是受 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感受，跟受华文教育群众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引述我 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依我看来，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 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 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蒋 介石将军和国民党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还在谈论反攻大陆。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长的华人正在马来亚出现，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 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 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国人为法国感到自豪那样。自然还 有人认为，建立马来亚国是不值得做的事，他们是那些返回中国，重新纳 入中国主流的年轻学生。留下来的是马来亚人，他们的马来亚意识将会与 日俱增。"他们认为我这一席话值得报告，以领会我的真正观点。

第十六章 语文教育的争斗 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 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 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 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产党统一战线一同工作开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林清祥、方水双等 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 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 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 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 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 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处境异常困难。虽然我不能也不会替他们辩护，但我 也不能谴责他们，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就要分裂。我面对极大的压力。首 席部长于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工会的 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动党，同时使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跟共产分 子决裂。这一次，古德首先发难。他发表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他把矛头指 向我："为了贪求权力…人民行动党以及暗藏在他们当中的共产党支持者和 幕后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乱、流血和工潮的发生。"他又说："如果尊敬的 议员相信，民主自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他就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如 果他真的反对，就请他大声、清楚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进行 巧妙的诡辩。他是在暴乱发生和人命伤亡之后才悲叹暴力事件的发生。让 我问他一句：在暴乱发生之前，他采取过什么预防的步骤?他是否问心无 愧?或者是，他已经无法控制坐在他后边，指挥着行动党的武吉知马区议员 (林清祥)?" 接着讲话的是约翰?伊德。他是个外来白人，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东 陵区议席。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对白人，他起来讲话反而使我更容易 应付。我在他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高兴的是，我要答复的是两个 英国人的质询。要是马绍尔的话，"他会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个宇，而且会 更加谨慎从事，更加了解当时形势的艰难和危险，也会更加了解人民的希 望、恐惧和抱负……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对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对所犯 下的罪行负责。"我继续以违抗的口吻说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这

里来，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 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 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 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 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 在暴乱发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镜报》的通讯员解释了人民行动党温和 派面对的问题。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我说："在新加坡，无论谁想获 得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场。这里的华人为中 国感到异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我会投 票支持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华人也会这么做。"我是希望争取到足够的华 人，同我们一起投票反对共产党，支持独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内心深处， 我知道只要共产党中国的成功继续鼓舞着他们，这个目标就不容易达到。 马绍尔的预言 由于我在发言过程中赞扬过马绍尔，因此他讲起话来再度显得摇摆不定， 连他的支持者也给搞糊涂了。他说了以下几句话，使人民行动党不致信誉 扫地。他说："人民行动党里有好些负责任、正派和诚实的人。如果他们能 清除党内的共产分子和同路人--他们也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人-如果他们敢 于负起自身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就可能会如他们所期望的，有一天 领导这个国家赢得独立。"我和他都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预言。 可是，马绍尔却不知道由于这番演讲，尤其是他急于解决纠纷和避免冲 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开了。新加坡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工会领袖， 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晓得他们能够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 能够利用政府来威逼雇主，获取利益，并接管资方的权力。 他们的成功已获得报偿。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 会员剧增到23000名，其中以华族青年占多数。联合会中受英文教育的同 伙--如今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 尼?普都遮里--则协助受华文教育者摧毁英国的殖民制度。他们的策略是渗 透现有工会，再组织新工会。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 们的附属团体。他们的武器就是发动同情罢工。如果有任何机构发生纠 纷，他们便恫吓发动全体员工罢工。 这是要形成一个工人、学生和农民(在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统一战线，目的 在于煽动工潮，把劳工纠纷变成政治争端，加深阶级仇恨和对白人的种族 仇恨，激发民众蔑视当局。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通过说华语或

方言的会员发展成为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之后，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把目 标转向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公会、军港雇员联合会和市议会工友联合会。这 些工会都属于非共组织，但是它们的印族、马来族和说英语的华族会员却 准备追随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他们现在才了解原来他们也可 以利用华族工会的战斗精神和恫吓发动同情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势已经恶化。9月26日他在呈给波霭的报告中这么写 道："在选举期间……有人发表过分的演说，攻击政府……人民行动党的集 会也挤满有组织的劳工和华校生；群众的情绪被巧妙地挑动起来。这一切 导致人们不再尊重合法当局，却提高了那些……公开向政府挑战者的威 望。"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 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 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 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 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 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 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 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 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 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 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 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 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 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 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 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 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

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 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 古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 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 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 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 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 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 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 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 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 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 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 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 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 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 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 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 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 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 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 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 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 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 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 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接着他 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马绍尔动议中的"自治"一词改为"独立"。换句话说， 他要求让新加坡立刻"独立"。这样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进步党一向是 主张以温和的态度逐步走向独立的，如今他却突然耍起花招来，使进步党 看来比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还要激进。我说："今天我们真有眼福，看到

老鼠变成狮子这么奇特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这里 说，我们没有资格，也不适合告诉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应该接受本 殖民地首席部长的意见，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 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 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 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 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 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 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 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 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 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 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 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 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 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 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 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 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 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 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 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 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 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 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 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 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 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 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 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 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 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 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 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 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 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 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 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问题变得更棘手 由于许多家长也热爱中华文化，对华校引进英文科目并不热心，这使政府 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他们要政府负 担所有华校的行政费用，学校本身就必须在课程和纪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条 例。 我认定不管是否切实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政策，就是实行三语 制度，以马来语，即马来亚未来的国语，作为共同语，并以英语作为国际 贸易和科学方面所用的语言，同时规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泰米尔语、印 地语或旁遮普语则是印度人的母语。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长周瑞麟 担任，其他七名委员中包括一名马来人，即地方政府部长哈密?裕末。在往 后九个月里，我跟他们两人一起工作，他们颇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们一起 草拟了包含我的意见的报告书。报告书也建议重新编写华校所有教科书。 以前华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 这期间，林清祥和方水双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 略，我不久便对这种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 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代表16个工会和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然 而这只不过是个开端。他手头有一份人数更多的名单，凡是他能号召的人 物和组织都列在上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华人许 多传统的宗乡会馆吸收过去。由于这些会馆都附属于中华总商会，他便设 法争取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 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 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 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林 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华总商会和它的附属宗乡会

馆，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 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 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 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 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 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 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 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 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 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 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 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 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 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 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 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 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 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 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 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 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 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 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 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 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 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 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 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 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

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 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 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 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 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 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 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 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 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 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 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 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 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 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 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 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 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 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 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 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 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 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 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 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 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 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 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 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 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

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 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 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 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 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 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 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 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 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 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 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 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 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 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 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 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 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 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 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 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 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 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 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 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 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 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 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 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 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 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 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 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古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 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 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 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 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 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 的是，东古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 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 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 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 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 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古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 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古和一些同僚便成 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 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 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 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古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 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古对付马共的实 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 这项建议促成东古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 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古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 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古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 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古则表示他决 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古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 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 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 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 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 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 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 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古的想法有所不同， 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 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 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 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古本 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古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 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古便从英 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 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 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 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 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 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 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 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 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古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 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 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 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 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 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 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 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 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

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 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 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 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 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 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 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 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 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古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 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 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 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 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的建议…… 现在我们只好独自在政治上为新加坡寻求最大的进展，但我们还是会争取 同联邦合并。"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 已在伦敦，在向2O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 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 和他闹别扭的人。在伦敦会谈全体会议开幕时，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首先 发难。他以冷静、坚决的语气发表演讲，表明英国的立场。认为马绍尔已 经偏离新加坡只争取内部自治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却寻求主权完整的独 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询，也没同意从这个新起点展开讨论。" 马绍尔离开新加坡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此行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 职。因此他不但不顺应时势，静观其变，反而决定勇往直前。决定再度要 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的独立。然而双方对这次会谈都感到很厌倦，尽管 其间有过多次冗长的会议和私下的商谈，却显然不会有结果。马绍尔正在 追寻--个海市蜃楼。这次会谈以惨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把马 绍尔的政治狂热从新加坡政坛一扫而光。到了这个地步，马绍尔非辞职不 可了。我猜想林有福会出任劳工阵线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长，我们将步入一 个新阶段。 1957年2月7日，马绍尔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召集各政党代表开

会。目的在于拟订新宪制的大纲。一个月后，他把一份关于其他项目的报 告提交议院。他的提案内容符合实际，也恰到好处：我们"将向女王陛下的 政府争取自治邦的地位，对内政拥有一切相关的权利、权力和特权；对外 事务方面则管理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这并不是独立，新加坡的主权仍 然操在英国人手里。没有人企图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正如我后来所 指出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有权任意废除宪制，他们在新加坡拥有足够的军 力，能够使任何废除宪制的措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议院的辩论进行得十 分顺利。 我们动身前往伦敦时，并未大吹大擂。第二次宪制会谈离第一次会谈不到 11个月，但气氛完全不同。各政党之间的歧见，在会谈之前已经消除，所 有提案原则上得到各政党的同意。东古告诉林有福，他愿意让新加坡的一 位代表参加由三方面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其次，林有福根据马绍尔率领13人代表团的经验，把代表团人数减为五 名，计劳工阵线两名，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 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 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 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 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 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 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 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 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 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 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 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 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 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 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 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 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 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

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 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 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 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 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 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 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 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 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 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 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 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他说："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不 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 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 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 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 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 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 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 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 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 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 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 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 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 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 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 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 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 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 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 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 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 喊"教皇万岁"。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 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我发现他们就在我上 面，是一批唱诗班男童坐在柱子上边的圆形平台上。这使我领悟到，罗马 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 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 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 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 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 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 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 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 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 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 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 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 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 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选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 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 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觉领导的示 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 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 1959年接连三个月，我在调查委员会和主持竞选工作之间两头奔忙，忙得 不可开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选定51名候选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 为说华语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现在有了政治权利，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我 们必须代表70万选民。 我们决定派出34个华人、10个马来人、6个印度人和一个欧亚裔。马来族和 印族候选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人口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能提高少数 民族的士气。当选的29个华人当中，6个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个是完全 受华文教育的，7个是掌握华英双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 人民行动党按照原定计划，角逐所有51个议席。在33天的竞选期间，我们 举行了6个群众大会和60到100个街头集会。竞选开始时，卜基①接受人们 下注，赌看我们会赢多少席，这是个好迹象。反对党知道了，由于缺乏信 心，没进行剧烈的竞争，前后的表现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 工作人员和候选人精力充沛。候选人年龄多数还不到30岁，他们的演说在 年轻选民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我们打破传统，派出了三名华族理发 师，虽然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剃头匠和艺人、屠夫一样，连参加科举考 试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代表了铲除这种封建意识的新秩序。 在这个忙忙碌碌有时也兴高采烈的竞选过程中，我感受得到，对"非共 的"人民行动党可能在新加坡赢得大选，东古和他在吉隆坡的伙伴并非抱着 友善的态度。哈密裕末在芽笼士乃举行的一个巫统群众大会上说，马来亚 是反共，人民行动党是非共；马来人从来不喜欢骑墙派，因此跟马来亚合 并是白日做梦。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说法是狂热的，他却极力要我公开反共。这不像是他本 人的态度，于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态度强硬起来。东古支持哪一 边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吴庆瑞发表"经济政策"演讲，那是《今后的任务》这个系

列的一部分。他解释新马两地必须合作。他说："作为建立共同市场的交换 条件，我们可以让联邦联合管理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港口平时处理那么多 的联邦对外贸易。"但是，联邦的工商部长陈修信声称"人民行动党不知道 自己在于什么，共同市场的主张是实行不了的。人民行动党应该认识到， 自由港和共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设法帮助竞选的另一方。后来我才觉察，他的这些看法 是坚定不移的。当时吉隆坡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我们。东古颁赐林有 福"敦"的头衔，那是马来亚的最高荣衔。东古说，虽然他自己不会参加竞 选活动，但他赞成建立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阵线，并警告巫统内的亲人民行 动党党员，如果他们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巫统将把他们开除出 党。 美国政府也不喜欢人民行动党。《海峡时报》报道说，美国商业部出版的 《国外贸易周刊》预见新加坡可能左转，放弃私人企业传统，"这个可能性 使人无法估计这个城市的经济前景和贸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 全，"但跟联邦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 投资环境继续恶化"。《海峡时报》选用了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这则报 道。这家英文报也恶毒地反对人民行动党，跟友善的华文报和马来文报不 一样。 我们会以牙还牙 《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 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我们举行下一次群众大会的时候，拉惹紧接着抨击《新加坡虎报》。他 说，他们大谈言论自由，却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压下来。拉惹大有条件说 话。1950年到1954年他担任过该报副总编辑，报社要他改变方针，否则就 离开；他离开了。该报转而反对人民行动党。一个星期后拉惹把矛头转向 《海峡时报》。他离开《新加坡虎报》之后到《海峡时报》工作，知道该 报是由谁控制的。他说出了控制该报的四个人的姓名，他们全是白人，包 括掌管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报业，他知道当 拉惹和我说一旦组织政府就会跟他们较量时，我们不是闹着玩儿的；由于 害怕人民行动党胜利，他们已经在进行准备，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员转移到 吉隆坡，此外，我当时也毫不怀疑，他们决心以联邦首都为基地跟我们 斗，也知道我们决心跟他们周旋。 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

知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 们必须留下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 们必须逃到联邦，在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 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 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 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 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 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针是受他们左 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心铲 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 我们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 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 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 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 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 不那么好，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 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 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 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喝彩。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 很快，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 他也会说巴刹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 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 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 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 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 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无论他使用什 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须 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 谷。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

了。他了解群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 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 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 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 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 明显地占上风。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 战争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 理发师，后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 青年团"，1954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 行动党。后来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 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 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 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 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工运动分子，都只受 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 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 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 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 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 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 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 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 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 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 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 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 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 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 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

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 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 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 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 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 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 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 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 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 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 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 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 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 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 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 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 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 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 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 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 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 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 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 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 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 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

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 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 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 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 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 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 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 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 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 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 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 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 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 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 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 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 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 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 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 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 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 赛和其他活动。

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 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 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 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 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 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 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 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 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 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 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 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 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 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 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古，而是敦拉扎克。东古在度 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古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 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 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 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 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 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 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 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 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 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 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 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 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

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 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 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 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 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 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 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 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 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 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 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 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 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 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 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 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 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 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 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 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 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 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 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 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 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 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

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 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 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 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 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 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 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 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 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 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 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 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 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 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 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 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 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 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 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 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 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 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 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 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 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 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 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 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 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

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 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 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 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 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 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 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 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 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 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 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 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 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 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 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 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 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 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 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 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 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 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 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 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 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 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 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 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 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 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

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 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 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 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 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 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 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 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 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 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 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 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 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 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 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 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 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 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 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 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 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 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 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 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 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 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 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 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 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

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 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 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 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 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 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 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 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 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 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 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 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 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 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 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 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 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 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 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 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 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 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 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 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 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 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

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 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 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 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 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 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 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 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 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 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 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 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 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 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 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 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 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 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 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 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 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 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 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 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 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 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 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 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 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

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 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 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 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 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 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 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 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 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 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 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 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 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35岁掌权心中不安 35岁就掌权，我心中不安。我没有行政经验，连自己的律师馆也让芝和金 耀管理，于是决定必须了解政府的结构，对各部门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 对高级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态度和作风心中有数，以便在解决政 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也要估计各部门 的人力资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强最重要的部门。 我最先访问的是财政部，因为没有财政资源的话，什么事也干不了。其次 是内政部。我们对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敏感和有效地应付 他们，必要时能先发制人。我要知道有没有称职的官员在主持工作，能提 供必要的情报、分析、想法并为我们进行策划，以便制订挫败共产党人的 策略。在社会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纪律，一旦我们决定驱散示威群众或 平息刚出现的暴乱，他们能表现得坚定不移、果断和强悍勇武。 执政四个月后，我在10月访问了内政部。我先向高级官员讲话以提高士 气，告诉他们我预计共产党人重组后会在一年左右闹事，要求他们为应付 未来的动乱做好充分的准备。警察总监名叫布列斯，个子很高，戴眼镜， 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沉默寡言。他当过政治部主任，没干过多少制 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产党人造成的威胁，可能也觉得我跟共产党 人太亲近，而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他手下多名高级警官也有同样的看 法。我不晓得过了多久他才得出结论，认定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我 说必须对付共产党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时，我

是绝对当真的。 访问了珍珠山警察总部，接着到刑事侦查局，然后到政治部会见新上任的 政治部主任林塞尔。林塞尔有好长一段时间当制服警官，跟收集情报相 比，他更擅长于控制暴乱，给我的印象是头脑不够精明，无法了解共产党 人的策略和战略。因此我决定在每星期的例会中同时会见他的高级官员， 以确保直接听到他手下公安专家的汇报，不致由于经他转述而错过重要的 微妙信息。这样的安排果然收效。后来，两名官员柯里顿和阿末汗的工作 证明，他们是最能干的专家，经验丰富，既能巧妙地应付各种局面，又能 对收集到的共产党人的情报进行透辟的分析。没有他们，政府处境会困难 得多。 古德的报告 对新政府成立头六个月的事态发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 三份报告里，他做了总结。6月26日的第一份，以乐观的语调开始： "新部长们都很有头脑，对政治纲领想得很多。他们的政治纲领是通过认真 写成的讲稿向选民提出的。就信仰来说，他们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意 识到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情况特殊，实际局限很大。他们也意识 到，在一个靠通过激烈竞争赢得生意的城市里，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着 提高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不了 共产主义的威胁。 "要获得成功，他们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 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 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 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 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部长们也决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动的次数。他们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庄严 地献身于为群众利益而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们(因此)自称为非共，尽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们也对来自西方的 赞扬敏感，因为他们认为，面临共产党人的替代领导，他们必须坚决保住 新加坡左翼的华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赞扬只会损害这方面的支持。政 府目前无疑正获得人口中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的热烈支持，今后一段时 期，马来亚共产党不大可能向它挑战。据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计，这个时期 多半会历时一年或更长。"

两个半月后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报告仍然乐观，虽然这次他列出了我的 政府的缺点： "要在这一切事态发展中认出这个政党原来是过去四年内受到共产党人渗 透，利用工人、农民、华校中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不满所争取到的支 持，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上台执政的极端的人民行动党，那是很难的事。但 是如果认为执政的责任已经改变了这些年轻人，那将是错误的。 "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举行例常会议，自由坦率地交 谈。我发现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见和执着，但一般说来很明事 理，总是反应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为责备他，把我所能预 见的后果坦率地告诉他。有时他能纠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 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问题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说来他同意我的 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公务员。他的答复是，部长们必须看到自己犯错的 后果，这样的学习代价很高，但他不应该监督他们，他们会吸收经验。大 事上他们不成问题，而且负责任，小事上却感情用事和令人厌烦。跟他们 一起做事，我们会不断遇到困难，得不断提心吊胆，容忍和谅解的能力会 受到考验。但他们有潜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们一起做事，别 无选择。反对党声誉扫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l1月23日，古德写了最后一份报告，也就是所谓"降旗"报告。英国总督通 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国国旗时呈上最后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人民行动党的现有领导层看来永远不会公开表明自己是反共 的。然而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们大有理由要感 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看成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 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接近得多…… "尽管新加坡部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争取联邦部长接受他们，联邦的态度 依然是不信任。总理现在意识到，在联邦现任政府的任期内，合并是没有 希望的。他也了解在新加坡公开强调合并会造成政治上的难堪，引起联邦 的公开驳斥。但他希望权宜之计是让新加坡宪制维持现状，确信如果人们 认为合并不可能实现，新加坡为了前途而转向其他方面求援，对新马两地 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至为 重要的……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李光耀先生控制了内阁，内阁紧密团结。不出所料 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除了总理以外，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么 能干。他们发现，管由政府比组织成功的政党困难得多。但总的说来，他

们在落实所宣布的各种政策方面有了好的开始。总理叫我迟些，直到他们 执政一年之后，才对他们是否称职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他过去说过的 话已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必须是继续同人民行动党合作，尽量争取他们的善意和信心。 这一来，我们将能协助他们让新加坡有个胜任和稳定的政府，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克服经常出现的小困难和挑衅，这些小困难和挑衅我们将来肯定会 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莱佛士书院念书时的级任老师那样，古德给我开的成绩单不 错。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不知道如果摊牌的情 形不一样，他的估计就会大错特错。 古德的"降旗"报告对即将上任的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勋爵起了决定性的影 响作用，对薛尔克的副手穆尔也一样。穆尔在薛尔克担任海军大臣时当过 他的私人秘书，他原本在英国殖民地服务部门任职。34年后退休的穆尔告 诉我，有关报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个月后，觉得古德的 报告说得很对，负责新加坡事务的殖民部副大臣华莱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 断。1961年我遇见华莱士，跟他谈了两个半小时。穆尔非常尊重华莱士。 因此，英国在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时，报告起了异乎寻 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12月2日离开前，我写信告诉他，他给女王和英国做了最大的贡献， 但也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在喝茶聊天时，他一度告诉我："我 们到这里是来捡好处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早离开了。"他毫不造 作，因此我更加敬重他。他决定坐船回国，不坐飞机。在他登上"布瓦塞万 号"轮船时，内阁成员都到码头列队欢送他。

第20章 迈出第一步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台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 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 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在新 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一位英国总督离开后，我们必须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们选《马来前 锋报》董事经理尤索夫当古德的继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 地人。为了让联邦知道新加坡人愿意接受马来人为领袖，我们选了个出类 拔萃的马来人。我知道尤索夫为人不错，生活习惯简单，行为举止得体。 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充满活力，和蔼可亲，善于交际。12月3日他在政府大 厦宣誓就职，正如内阁成员六个月前那样。内阁宣誓就职时没什么布置， 这次却有时间列出一份按礼节排名的重要社会领袖、商界领袖和领事团成 员的名单，适当地安排座位。此外，我们在早上八点举行就职典礼，那时 太阳还没升高。因为过后是一个小时又15分钟列队走过政府大厦台阶前面 的游行，展示了新的国旗，一个合唱团唱了新国歌。立法议员和部长们都 在台上观礼，四周有群众围观。随着2万名男女和儿童拿着旗帜在自治邦新 元首面前走过，各种彩色气球冉冉升空。 国旗的设计花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说华语或方言 的群众要红色；马来人要红白两色，那是他们象征勇气和纯洁的传统颜 色。但是印尼国旗已经用了红白两色，波兰也如此。华人受了共产党中国 国旗上的五颗黄星的影响，要加上星星；马来人要新月。结果我们选定新 月加五颗白星，而不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一颗星。五颗星代表国家的五大理 想，那就是民主、和平、进步、正义与平等。国旗的设计是为了协调不同 种族的象征和理想。 我们也对国徽的设计达成协议。国徽上有个由一弯新月和五颗星星组成的 盾，两旁由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支撑，下面有条饰带，写着马来文 字"MajulahSingap--ura",意思是"前进吧，新加坡!" 选择国歌的过程比较容易。曲调必须有本地区的风格，歌词用国语。恰巧 当时有个早年来自苏门答腊的马来作曲家朱比赛，他创作的一支曲子，让 以杜进才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选中了。它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比较慢， 曲名和主题就是"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尽管我们在执政的最初六个月内一直在摸索，我们仍然为政府的许多重要

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括在实现建屋计划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计划后来 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观。1960年2月，我们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把 它的职能分散给建屋发展局和策划局，前者成为国家发展部属下的一个部 门，后者归总理管辖。接着我们委任林金山为建屋发展局主席。这个委任 关系重大。林金山和吴庆瑞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是同届同学。他原本 从商，是个讲究实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他给自己的硕莪厂设计了一架硕 莪加工机。除了担任本地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负责经营岳父的当 铺和父亲的汽油站。他的本领是多方面的。为了给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吴 庆瑞要保证政府拨给建屋发展局的每一分钱都用得恰当，林金山的工作就 是要确保建屋发展局做到这一点。 林金山依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终于把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 水山木屋区发生大火，3万个居民无家可归。在短短18个月内，林金山让他 们住进一房式组屋，这种组屋的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广东民路我 的选区内兴建一座组屋，位置很显眼，我的选民眼看着它一层一层地盖起 来，巴不得早日搬进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选以前基本上把组屋建好， 我要争取蝉联恐怕会有困难，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证明本身的能力，通过许多新法律，推展许多新计 划。1960年2月，我宣布了准备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组为新加坡港务局的计 划。接着我们把妇女宪章提交议院一读，从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 和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后来，设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议院完成，我们便 委任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甘巴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 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过火而把雇主置于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亚 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贪污调查局 我们开展推行家庭计划的运动，事先训练了1000名志愿人员向公众展开宣 传。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长率。 我们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是向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使我们拥有更 广泛的权力来对付贪污。这是我们所连续采取几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旨在 强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试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贪污调查局这个新部门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宣布将给予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学同等的财政援助，但 是我们也要求两所大学具有同等的程度。为了改善南大学生的前程，我们 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我们着手让他们进入马来亚大学就读，从而让他们

提高自己。我们开始在马大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开设历时三个学段的 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学生进修后考入马大。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唯独经济计划方面少有进步。9月间，我 们同马来亚商谈有关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场的问题，对方的态度却比以往 更为冷淡。情况坏得很。当时本地一名厂商打算扩展他的棉纺织厂，使它 成为从提供原材料到生产成品的工厂，包括织布和制衣；这已经是则大新 闻，因为扩展工厂将使所需劳动力增加300个。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迫 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当时，旅游业在亚洲还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游客，都到其他 先进国家去观光。于是我们决定展开宣传，把1961年定为"访问东方年"。 为了吸引游客，我们在4月间举行航空展览，接着相继举行电视和无线电展 览、汽车展览、胡姬花展览、摄影展览等等。6月3日则举行邦庆日庆祝盛 会。接下来是历时两个星期的文化节活动。我们以这少许节目来吸引外国 游客。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 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 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是这个 技术团的团长，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精明能干的商人，过去是个工业家， 担任过荷兰政府的部长，对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 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当时，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一个印尼代表团曾到 新加坡来，讨论如何消除两地之间的"不正常贸易"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外 汇收益。他们要求我们把从印尼运到新加坡的货物当中的相当大的比值， 以外汇记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则答应通过新加坡购买双方所同意的一定数 量的货物。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要商人合作是 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没有人会申报从印尼进口或输往印尼的货物的价值， 也不会申报真正买入和卖出的货物的清单和价格。印尼配货人寄出的发货 单上的价钱，也低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许可证寄 出第二批货物等等。

第21章 大马来西亚 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 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 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 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 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期间，新加坡同马来亚合并的问题看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东古对新加 坡的态度最叫人气馁。他再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并建议，坚决不要新 马两地在任何情况下合并，而且利用每一个私人或公开的场合表明他的立 场。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说，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种族 结构一样，跟联邦不大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这会使马来亚人感 到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说："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 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他这番议论在当时来说是很典型 的。其实他也够坦白的。因此，6月间有人在电台节目中问我有关新马合并 的展望时，我决定对人们的期望泼冷水，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马两地 不可能合并。我说，联邦担心种族平衡会受到破坏，它也怀疑新加坡的华 人大多同情共产党。因此，我们得用具体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我们效忠的 对象主要是马来亚。 令人特别担忧的是，东古对我们的希望泼冷水，却丝毫感受不到对新加坡 公众内心造成的伤害。他每次发表谈话，新加坡报纸总是突出报道，这就 使那些主张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国的人赢得更高的声誉。到1960年10月， 连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也赞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权国家，然后才考虑同 马来亚合并。然而正如我向英国驻新加坡专员薛尔克勋爵强调的那样，这 是绝对行不通的。共产党一旦控制独立的新加坡，一定会战斗到底，不会 轻易把主权交给联邦。 薛尔克是苏格兰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时常摆出一副贵族架子。他异常瘦 长，看起来有点驼背。他的头发灰白卷曲，瘦削的脸庞往往露出顽皮的表 情。他有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习惯，每次碰到问题，便用舌头拨弄上额 的一颗假门牙，使它上下跳动。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 面却有高明之处，而且不乏贵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觉得自在。他 对我有好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尔可能觉察我有时显得 不耐烦，怀疑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重量级人物看待。因此，为了突出他的重 要地位，穆尔就一再提醒我说薛尔克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阁部长，目前仍 然能够直接会见首相。

我在吉隆坡会见过英国官员。9月间，我跟珀西?克拉多克会谈。他是我在 剑桥法学院的同届同学，现在担任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的秘书。我们共 进午餐时我对他说，东古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浅了。克拉多 克在提呈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总得有人找东古谈谈，告诉他如果新加坡成 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让毛泽东的代表到那里去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你 将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Enosis(合并)运动"。(Enosis是指当年希腊族塞浦 路斯人为了争取同希腊政治合并而展开的斗争，结果发生许多恐怖事件， 成为重大新闻。) 但是三个月后，英国驻马来亚联邦最高专员杰弗里?托里 爵士告诉我，东古曾经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觉得每当我或者任何其他新 加坡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暗示新马有可能合并时，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 很难堪。首先，这种谈话使他的敌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敌手就是 社会主义分子，以华人为主，总是渴望有一天能够同长堤彼岸的人民行动 党会师。其次，这种谈话往往使他同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关系紧张，因 为有关联盟政府考虑同新加坡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会使他 们对他实行的政策更加担忧，害怕将来允许新加坡的华人入境，华人会把 马来人淹没。尽管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东古、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就是不肯 坐下来就新马的长期关系同我进行严肃的商谈。关于新加坡如果独立并受 共产党控制，对马来亚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不愿去想。 最后，为了使我继续抱着希望，我想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 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即北婆 罗洲、文莱和沙劳越)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 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提交东古，而是交给 敦拉扎克。我猜想他们已经通过杰弗里?托里，说服敦拉扎克考虑这个概 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由他转交敦拉扎 克。说实在的，英国人为了说服敦拉扎克，费了不少唇舌。托里还争取到 罗伯特?汤普森的支持。汤普森是马来亚的公务员，担任国防部秘书，敦拉 扎克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敢于正面向东古提出这个课题的人，是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迪斯。 1961年1月他来到新加坡，以便续程前往联邦，向两地政府汇报有关英国即 将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桑迪斯详细说明，如果新 马两地到1963年宪制会谈举行时还未合并，我们将面临的危险。新加坡自 行独立的话，走共产路线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一番话想必对他产生 某种影响。后来穆尔对我说，桑迪斯表示他从来没遇见过像我那样渴望把 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政治核心的当权领袖。英国的档案显示，桑迪斯同东古 谈过这件事。薛尔克也提出报告说，桑迪斯告诉他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 顺利，不过他对会谈详情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对桑迪斯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有时谈话开门见山，而且坦白得 出奇。身为丘吉尔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了腿，后来时常作疼，只好服食止痛 药，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简直献出整个生命，成天忙着工作。 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场，你会觉得他很讨人喜欢，也令人敬佩。我 很幸运，跟他立场一致。他极力推动新马在"大马来西亚"中实行合并，而 且必定得到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支持，由麦克米伦出面促请东古接受这个 倡议。 东古改变一贯立场 1961年5月27日，东古在新加坡阿达菲酒店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举 行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他突然说："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 北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的人民取得谅解。目前时机还未成熟，我不能说 如何取得这种谅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并且考虑采取 某种计划，把这些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如果 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 园，这对有关各方都是好事。东古这番话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先前他并未 表示将改变他的一贯立场，就是马来亚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加坡加入。 东古并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10月间，他在吉隆坡向国会表 示，他本来不赞成新马合并，因为两地一旦合并，将危及马来亚的安全。 但是，时代改变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怎样改变。我只能猜测是英国人使 他相信，他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够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为新加 坡大多数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很容易被共产党吸引。我相信伊斯迈已经了 解，新马两地的颠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人告诉他，马来亚学生 虽然只占南洋大学学生总数的一半，但是大多数左翼领袖和闹事者却是他 们。他们毕业后回到马来亚，将会制造更多麻烦。 就连薛尔克和穆尔也料不到东古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对他们来 说，这无疑是个"惊喜"。英国人对时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长久以来，英国 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 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 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 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 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将使马来亚共产党永远无法夺得政权。直到这时，他 们才开始严肃对待这个计划。 1961年5月，看来东古至少准备考虑让马来亚在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中

同新加坡合并了。然而在随后六个月里，有关新马合并的事，有时又显得 只是一个幻景，因为他对于真正的合并仍然犹豫不决。幸亏在这期间，我 同英国专员公署的多数成员，尤其是同穆尔相处得很融洽。在往后数年 里，特别是在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我们 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961年，我们的观点已经一致了。英国人现在着手给马来西亚造成一种势 头，同时制造一种气氛，使人觉得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势在必行。他们 在东古提出建议的两个星期后做出反应。他们经过协调，发表了一系列表 示赞同的声明。首先，薛尔克在6月13日形容东古的建议是"一个健全的长 远计划"。一星期之后，麦克米伦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芬纳?布罗克韦的询问 时说："我注意到马来亚联邦首相最近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建议。对这个建 议，我很感兴趣。东古认为联邦迟早应该同英国政府以及新加坡、北婆罗 洲、沙捞越和文莱，就有关这些地区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计划 取得谅解。他的谈话已经在这些地区引起议论。本政府希望在考虑这个建 议时，也把这些地区的反应考虑在内……这件事提出来之后引起议论，我 想是件好事。"接着在6月27日，薛尔克召集五个地区的英国总督和最高专 员举行会议。在会上，己改任北婆罗洲总督的古德谈到"有必要抓紧恰当的 时机，推行东古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并确保它的成功"。6月30日，薛尔克 飞往伦敦，同英国内阁讨论这个计划。

第22章 揭开斗争的内幕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 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 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 们认为我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 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1961年7月30日，13个脱离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宣布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他们 的宗旨跟人民行动党完全一样，那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社会主义和 非共的马来亚，由联邦和新加坡共同组成"。几乎是同时，工会和工会之间 也划清了界线。于是林清祥召集他属下83个工会的领导人，讨论有关组织 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的问题。这样，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和共产分子彻底 决裂。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向人民显示共产党绝不会成为新加坡未来的主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有关新马合并的问题付诸票决。我断定票决是绝 对必要的。如果不经过票决就把新加坡强行并人马来西亚，后果是不堪设 想的：那简直是证明我们把新加坡出卖给马来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 对于合并问题，我宁可举行全民投票而不愿意通过大选来取决，因为大选 的结果不能只对要不要合并的问题作决定。不过，为了争取大多数新加坡 人支持马来西亚计划，我必须叫那些抱着骑墙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士 相信，胜利的一方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可能 失败，否则，将会有许多人投票反对新马合并或者弃权，因为这些人深信 那些投票赞成新马合并的人，往后将遭到共产党人的惩罚。同样道理，如 果我们使人民相信新马合并势在必行，而且共产党人无法争取到多数人的 支持以便从中阻挠，他们就会作出另一种推论，那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人 有被联邦政府惩罚的危险。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合 并这股浪潮汹涌澎湃，不论共产党人或其他人都阻挡不了。我相信只要我 们能够传达这个信息，中华总商会、华族文化团体和学校里的说华语或方 言的领袖就绝对不会跟着林清祥走，至少也会保持中立。好的话，他们会 暗地里支持合并。 为了使人民相信马来西亚的成立必然会实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人民了 解林清祥、方水双和亲共干部本身也知道他们所打的是一场败仗，所以最 好不要加入他们的阵营。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我认为有必要把整个事情 的来龙去脉告诉每一个人，那就是人民行动党和共产党怎样结成统一战

线；林清祥和方水双为何自食其言，不赞成新加坡通过同马来亚合并取得 独立；共产党人为什么注定要失败。为了能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我需要 一个清静的环境，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于是，8月l1日晚上，我带着芝、 三个孩子和保姆乘火车到吉隆坡，然后转乘汽车到海拔1600多米的金马仑 高原，住进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别墅"古鲁尼旅舍"。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也 同行。我准备通过新加坡广播电台发表一系列演说，让人民了解整个事情 的真相。每次演说需要二三十分钟，广播稿由我口述，张突贵笔录后整理 成文。 一件劳心劳力的事 金马仑高原气候凉爽，环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暂时远离新加坡的政治温 床的好去处。当时没有电传机，没有直拨电话，普通电话也不清晰，所以 我动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打电话给我。这样 一来，我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我们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我也在景致 幽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打了好多次球。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八讲的 广播稿。最后四讲只好在新加坡撰写。我一面撰写，一面给前几讲的广播 稿录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个月里，我每星期广播三讲，每讲用三 种语言播出，其中两种语言为马来语和华语。在日常工作中我对这两种语 言的应用只限于口语水平。这的确是一件相当劳心劳力的事。有一次，新 加坡广播电台的职员从录音室的玻璃墙望进去，发觉我不在麦克风前，不 禁大吃一惊。后来一名职员看到我仰卧在地板上，以为我晕倒。事实上， 在进行三种语言广播录音的间隙，躺下是驱除疲劳和恢复精力的最好办 法。 在这12讲里，我概述了从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到我们同共产党结成统一 战线的经过，同时概述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行动党为什么发生分裂，导致 目前双方为合并问题展开激斗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们心中的猜疑，不要 以为这是对共产党人和颠覆行动的诽谤。其实我很赞赏共产党人为了信仰 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气。我在其中一讲的广播中说： "我们越过了鸿沟，接触到受华文教育的群众。这是一群饱含生命力和革命 气息的青年。共产党过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们当中进行的，而且 颇有成绩……我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后来者，想去开发同一 个油田。我们被共产党看成侵占这块专有领土的人了。在这个群体里，我 们认识了林清祥和方水双，他们加入了人民行动党。1955年我们参加竞 选，这就开始了我们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职工会和文化团体里发生的错 综复杂的关系。

"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新奇的经验。当你碰到一个工会领袖的时候，你 很快就要断定，他究竟属于哪一边，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你可以从他的谈 话和他的行动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决定权的核心人物……我认识了 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坏人，也不是投机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甚至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 现是共产党人，他们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险。后来，在1956年和1957 年的肃清行动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捕入狱。我常常到监狱去探望他 们，替他们上诉。也有许多人被遣送到中国，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他们认 为我应该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他们相信，最后我一定会被迫承认，他们称 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到那时，我 一定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许多时间跟他们辩论，设法向他们证明，不管中国 或苏联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马来亚。这样，不管你是共产主 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如果你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 会，就得订下一些基本决策，例如确立马来亚人的身份，把华人、印度人 和其他种族同马来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国民团结和国民效忠，并通过国语 来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等等。" 我又解释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不能分开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联邦对新加坡的重要性。联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产树胶和 锡，使我们的转口贸易经济能够运转。联邦这个腹地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大 城市。没有这个经济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够生存。如果不合并，如果我们 两个政府不能重新统一，如果我们两地的经济不能合而为一，那么，我们 的经济地位就会慢慢地、逐渐地恶化，我们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原 本一个单一的全马经济发展计划将分裂成为两个。联邦本来应该跟新加坡 合作的，却变成在争取工业化的资金和发展上互相竞争，这样就势必两败 俱伤。" 在最后一讲的广播中，我再度强调以下这一点："在过去三个月里，要不是 柔佛一带发生了旱灾和新加坡出现水荒现象，我相信共产党早就改变他们 的路线……要求新加坡自行独立。自然环境似乎在警告他们，他们的举动 是荒谬绝伦的。"这一年新加坡格外干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 降。到8月底，水压突然下降，许多工厂被迫暂时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 严重的影响。我们三个主要的蓄水池几乎干涸了，其中实里达蓄水池池底 长满象草。我们实行制水，每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水供，自来水管的水压低 得可怜。我们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 为日本军队占领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实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

这场天灾来得很巧，有助于使人民深信新马合并是解决新加坡问题的合理 办法。 开灯照亮魔术舞台 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电视，广大的听众收听了上述广播。广播结束时，大多 数人民相信我已经把过去党内的斗争、亲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权代表的事情 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相信我对于未来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的。我扣住他们的心弦。我所讲的故事，是他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暴 乱、罢工和抵制都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过去困扰着他们的许多疑团， 我都一一做了解释。这就像一名魔术师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开灯 照亮观众没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对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备在观众面前暴露 无遗。这些广播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 启示作用。例如当时还年轻的张业成(后来成为《海峡时报》总编辑)在回 忆中说： "这些广播演讲是史无前例的经验之谈。它并非典型的政治演说，它包含了 切身的经验。即使在它播出的时候，事情还在发生。每一讲的广播结束 时，都在听众心中产生悬疑作用，他们恨不得早点听到下一讲，就像当时 一般市民一听到丽的呼声以广东话播出李大傻所讲的武侠故事时莫不专心 倾听一样。在讲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绝非虚构。对新加坡人而言， 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最后一讲在10月10日播出后，电台广播组主任约翰?杜克洛斯为配合我所作 的12讲广播，打算举行12次广播座谈会，并邀请林清祥参加其中一次座 谈。凡是我在广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 里、李绍祖医生、盛南君医生等都在受邀之列。杜克洛斯写道："总理在广 播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不正确或有损他人名誉，都可以加以驳斥。"第 二天，林清祥和兀哈尔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电台给他们同样时间进行12 次的广播，他们不希望同我对质。我使他们处于守势。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 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 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 们认为我暴露了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 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这期间，有关合并的问题并非毫无进展。共和联邦国会议员协会会议刚好 在新加坡举行，出席者有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和马来亚的代表。7月24

日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所有与会者都强调"马来西亚联邦有必要成 立，而且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这个联邦的形式和结构需要进一步商讨才能 做出最后的决定，与会者同意成立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成立马来 西亚的动力能够保持下去。10天后，马来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举 行会议，宣布双方将寻求联合国的协助，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场的问 题。吴庆瑞以新加坡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议。 8月，我和吴庆瑞同东古、敦拉扎克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议，谋求解决合并 条件的问题。马来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查利也出席了会议，他是负责合并 细则的马来亚主要官员。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东古讨论有关合并条件的其他细则。9月中旬返回 新加坡时我告诉报界："合并已经离开发射台，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纳入太 空轨道，1963年6月是预定的着陆日期。"我应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宣布这个 消息。苏联太空人加加林于1961年飞人太空的壮举，以及美国为发射载人 太空船进人太空轨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着了迷。在财务方面，我解释 说，根据联邦宪法，每一州都把征收关税、国内税和所得税的权力交给中 央政府，但是由于新加坡将控制教育、劳工、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事 务，我们将获得相当比例的税款，以负起以上各方面的职责。因此，我们 在联邦国会的代表人数必须调整，"否则我们的代表人数将超出一倍"。 杜进才写信给议院里的反对党领袖，请他们就两个基本问题表明立场。这 两个基本问题包含在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协议中，那就是防务、外交和安全 操在吉隆坡联邦政府手里，教育和劳工政策则继续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掌 管。8月29日，也就是杜进才的信在报上刊出那天，李绍祖医生在一份署名 的声明中宣布，13个社会主义阵线议员将接受："一、新加坡同马来亚实行 全面和彻底的合并，作为马来亚联邦的第12个州；或是二、新加坡先成为 马来亚邦联里的一个自治单位，最后才并入马来亚联邦。如果采取合并办 法，本党要求新加坡作为组成的一州，马上加入联邦，新加坡公民将自动 成为马来亚公民，新加坡在马来亚国会应有合乎比例的代表人数。合并之 前，新加坡举行大选；合并之后，全马来亚举行大选。如果采取邦联办 法，本党要求新加坡实行内部完全自治，内部事务，包括安全，由自己掌 管，外交和防务则交由联邦政府负责。" 社阵主张新马全面合并，他们以为东古必定不会同意。我和吴庆瑞、拉惹 勒南、杜进才、王邦文都感到高兴。他们不但不反对合并，反而比我们要 求在更多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并。这是一个理想课题，全民投票可以根 据它来拟定问题：人民所要的究竟是哪一种合并?

在不久后电台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和李绍祖医生就合并问题展开 唇枪舌剑的争论，这次争论使社阵谋求人民支持它的全面合并建议的希望 破灭。李医生声称在社阵的合并计划下，由于新加坡同槟城和马六甲(这是 新加坡以外的两个海峡殖民地)具有相同的地位，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联 邦公民。吴庆瑞认为这是无知的"废话"。事实上只有在槟城和马六甲出生 的人，才会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他的人都得申请联邦公民权。 然而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正如10月15日我在记者会上所做的解释那样， 虽然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余327000名从中国、印 度甚至马来亚来的人，首先必须符合在联邦居住的条件，并通过语文(马来 语)测验及格，才能够成为联邦公民。唯一不同的是，根据我们和东古达成 的协议，所有新加坡公民将成为"联邦国民"。我希望这种安排能使他们满 意，这是我当时所能向东始争取到的最佳的"特别安排"。

第23章 社阵慌了手脚 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 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 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 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 论点齐湮没在废话之中。 我不得不希望新加坡人民会对自己成为联邦国民感到满意，因为我的第一 个目标是就合并条件跟东古达成协议，以便让新加坡人民对合并条件进行 表决投票。我们已经答应在9月间举行全民投票。根据立法议院多数票的赞 成来进行合并是绝不可行的，不管条件公平不公平，新加坡人民会以为我 们出卖了他们。因此，必须把真相告诉他们，就其他替代选择向他们解 释，让他们自行作出抉择。此外，这样做也能确保东古不至于以理所当然 的态度对待我们。 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执政，也因此必须在议院里获得多 数票的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议院里有26票，只比反对党的25票 多一票。在关键时刻，我相信除了马绍尔(一票)，也许还有王永元和他的 两名支持者(现在称为人民统一党)之外，反对党里的非共派不大可能支持 社阵。此外，在我发表一系列广播说明当前冲突的背景之后，我在贯彻我 的论点上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眼下我们必须迫使共产党人表态，说明他们要的是怎样的合并。我们不能 让他们反反复复，再度呼吁建立独立的新加坡。但是他们依然变来变去。 分裂之后，好几个星期他们态度模棱两可，施展拖延策略，促请人民先集 中力量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8月13日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庆祝 社阵成立时，林清祥向一万名欢呼的群众讲话，宣布殖民主义是实现新马 合并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殖民主义把马来亚分成两个不同的实体。"因此， 铲除了殖民主义就会更接近合并。如果合并意味着真正的重归统一，我们 会高兴地支持。"在他用马来语和福建话演说时，会场掌声雷动，但是对他 所说的这一点群众是否热烈支持，我不敢肯定。重归统一不论是真是假， 都会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所占的多数优势被削弱，也会使他们更易受到 保安行动的对付。 社阵不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在这回的局势发展中，英国人起着最重要的 作用，因为一切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跟东古达成谅解，说服他必须在新加坡 的前途问题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新马真正合并，不光是"联

盟"而已。 穆尔于10月18日向华莱士提出的同一份报告说： "当然，就我们不准备在短期内对付新加坡的共产党人，没有人会质疑。但 是我们得说服东古。长远来说，在当前的国际舆论氛围中，只有他才能处 理新加坡的问题……东古存有幻想，以为可以无限期地把新加坡的问题留 给英国处理而不出问题，这样的幻想非消除不可。" 我以为，当我们在芳林和安顺补选中失败，共产党人企图通过宪制手段除 掉人民行动党而自行上台执政的时候，东古必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好 根据特别的条件接受新加坡，那就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马来选民 在联邦占多数的局面不致受影响。这意味着他必须控制内部安全、防务和 外交事务。10月27日东古发表谈话时赞同了我的看法。他说，到1963 年，"英国多半会给新加坡一部宪法，使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一旦 独立，就会跟我们所反对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和 其他共产集团国家将设立大使馆，到时共产党人就近在差咫尺"。他也说， 所属政党"可说是属于极端派"的新加坡总理自己也担心新加坡如果独立， 新马两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力量扭转这种局面， 以免发生这样的冲突。" 但是东古接受新加坡所要的代价很高。早在8月间，他的政府便向英国发出 通知，要在六个月后退出内部安全委员会。英国因此推断，如果它需要马 来亚政府接管新加坡，以便控制共产党人，东古会要求先把婆罗洲三邦完 全并进联邦。我当然知道时机是否成熟是一个问题。根据我到这三邦出庭 办案的经验，我知道它们的政治觉醒水平不高，政治领导层尚未形成。我 把这些问题留给英国去处理，以为英国已经同东古解决了这些问题。 l1月16日，东古从新加坡机场动身到伦敦，准备同英国政府谈判马来西亚 问题。他当时心情愉快，告诉报界可以放心假定马来西亚已是"囊中物"， 那就是说，婆罗洲三邦和新加坡都会加入马来西亚。《海峡时报》报道他 以令人安心的微笑补充说："我要相当老实。我希望是同时加入，否则联邦 人民会感到紧张。联邦认为新加坡像个问题儿童……宪制建议并不是完全 合并，更正确的说法是一种很密切的联合方式。"这句话使我更难以做事。 在伦敦，他同麦克米伦的谈判历时仅80分钟，离开时满面笑容。他告诉记 者："我们不必等到1963年。"英马两国政府11月20日发表联合声明说："新 马两地政府在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问题上谈判达成的协议要目，两国部长 满意地做了记录。"东古为什么改变了立场?麦克米伦哄骗了他，而且实际

上是答应让他获得婆罗洲三邦，只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在新加坡，我们把达成合并协议的主要项目，通过白皮书在立法议院提 出。它的要点是： 大新加坡将在联邦下议院获得15个席位，在上议院获得两个席位。 *624000个新加坡公民不会失去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权。合并后他们将自 动成为大联邦的国民，获得跟大联邦其他国民相同的护照。他们将享有乎 等的权利，同样受到保护，尽同样的义务。 *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将维持下去。 *新加坡政府的指挥和控制权将维持现状，由总理和根据他建议委任的部长 组成的内阁执行……新加坡的现有立法议院将成为州议院继续运作，但无 权制定有关防务、外交事务、安全和其他联邦事务的法律。 *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政策方面将享有自主权，同时获得比联邦其他各州更 大的保留权力。 *新加坡将保留大部分的州税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将受到保障。 奥勒斯胆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动议："本议院确认，马来亚所有真正爱国 者的首要目标，是让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合并，使两地重归统一。"社阵慌 了手脚。他们看着合并在加速进行，看来难以阻挡，便采取阻挠的手段， 拖延会议的进行。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地讲了七个半小时的 话。在讲了半个小时过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 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 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当时我们不晓得他故 意把会议拖拉一天或两天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不必应付任何期限。最后 杜进才、我和其他部长就程序问题站起来问议长奥勒斯爵士，是否应该让 李医生喋喋不休地重复下去。但是奥勒斯胆子小。令我们吃惊的是，共产 党人居然能够使他害怕到这个程度，以致尽量放宽限制，让社阵可以把辩 论拖下去。我们决定下届选举胜利的话，要选个胆大的议长。 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湮没在废话之中。他的一个

最有力的论点是新加坡不能按选民人数的比例在联邦国会里获得应有的代 表权。他说，新加坡在100个议席里应该获得25到30个议席，却只得到15 席。我解释说，我要求19个议席，东古最多只愿意给15个。吉隆坡和马六 甲都只分配到15个议席。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并的问题上。新加坡人民无 论如何都不要完全合并，主要的困难在于公民权问题。李医生形容联邦在 婆罗洲娶三个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个，只是个情妇。情妇的所有子女都 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到联邦公民权。这个论点击中了要害。人们怀疑"马 来西亚国民"跟"马来西亚公民"不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这使社阵获得 了理想的争议点，用以加强他们本来就决心进行的捣乱运动。 华校中学生抵制会考打断了这场辩论。l1月29日，教育部政务次长、执政 党党督李炯才在教育部外面被学生纠察员阻拦，无法离开办公室到立法议 院出席会议。拉惹立刻在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警察确保拦阻他的人受到法 律的制裁。动议以43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社阵让纠察员静悄悄地解 散了。这次事件是在6月间便开始的。当时教育部长建议统一英文、华文、 马来文和泰米尔文的会考制度，对华校生来说这是改变。过去他们初中考 试不及格还能上高中，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先考到中学文凭才能考高级文 凭。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开始反对新制度。11月27到28日，事情发展到最高 潮，3O0人在考试中心外面进行纠察，手拉手阻止其他学生参加会考。 这是共产党人设法制造的部分混乱。他们要使华校生采取行动，就像过去 对付林有福那样。但是我们避免动用警察驱散纠察员。我们告诉所有家 长，如果他们的子女错过工会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参加。我们建议 由警察保护他们的子女突破纠察员的阻拦去参加会考，结果是60％的学生 参加了会考。我没有像林有福那样让共产党人得以乘隙而入，他们无法在 这个问题上煽动群众。报纸上，包括华文报，刊登了警察护送家长和学生 的照片。他们推开在场的纠察员。这些纠察员像歹徒那样用手帕蒙住脸的 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 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 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手段，比如针对我 的中产阶级背景。但是这样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敌人描绘成破坏 中华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尽管他们的论点基本上站不住脚，却发动了声势 浩大的反击。他们不再要求完全合并，而是强调新加坡人将沦为二等公

民。我叫东古反驳社阵所提的，关于吉隆坡有权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动成 为联邦公民这一点，那对事情就会有帮助。但是东古却保持沉默，所以我 们才遇到问题，只能请拉惹出动多批人员传达我们的信息。 经过13天冗长乏味、一再重复的辩论后，白皮书里有关协议项目的动议才 在12月6日付诸表决。结果是33人支持(包括巫统两名议员，新加坡人民联 盟三名议员和一名独立议员)，18人缺席，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由于社阵 已经表明要合并，他们因而认为与其投票反对协议项目，不如缺席来得方 便。1962年1月24日辩论了第二项动议，内容是原则上支持东古的建议，建 立由马来亚11州、新加坡和文莱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组成的马来西亚联 邦。1月30日表决，35票赞成(人民行动党、巫统和新加坡人民联盟)，13票 反对(社阵)，3票弃权(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马绍尔和另外两名议员缺 席。

第24章 合并风云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 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 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 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 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古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 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 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 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 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古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 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古希望马来 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 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 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 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 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 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 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古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 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 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 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 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古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 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 义者。 跟东古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 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 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 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 古。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 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

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 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 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 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 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 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 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 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古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 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 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 少。东古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 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 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 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 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古，我接电 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 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古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 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 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 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古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 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 一些票对他说："东古，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 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古的马跑输 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 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 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 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 台后，东古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 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

古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 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 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 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古提出一个尖锐的 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 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古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 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 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 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古 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 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 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 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 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 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 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 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 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 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 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 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 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 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 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 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 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 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 东古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

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 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 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古的目的是不让新 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 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古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 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 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 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 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 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 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 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古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 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 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 古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 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古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古一旦决 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 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 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 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 他。 当我告诉东古，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 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 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 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 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 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古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 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 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

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 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 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 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 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古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 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 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古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 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 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 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 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 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 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 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 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 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 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古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 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 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 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对东古言论产生的影响，薛尔克的判断是错误的。它对社阵造成了相当大 的冲击，社阵意识到东古已经认真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东古描绘了没有马 来西亚，新加坡前景会不妙的图景。林清祥恐慌起来。他写信给东古，答 应社阵会支持合并，支持马来西亚。这封信是在新加坡联邦大厦里静悄悄 地递交的，东古却通过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泄漏出来。《海峡时报》刊出这 样的大字标题："神秘的信，写信人是林"。在新闻记者追问下，林清祥证 实信是他写的；对东古写了封有礼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记者追问信件 的内容，他谢绝回答。 但是经不起杜进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卖?--李绍祖医生终于在7月 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东古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写道，东古之所以会 不喜欢新加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态度显然分歧"，却没有机会进行

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对增进了解和国家团结做出很大的贡 献。在回信中，东古欢迎林清祥保证在渴望国家团结方面跟他看法完全一 致。他说他必须在第二天离开新加坡，但将乐于在未来会见林清祥，而且 会通知林清祥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见面。但是东古知道"态度显然分歧"是无 法调和的。他始终没有提出跟林清祥会面的日子。 林清祥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看来，写了信又不公开， 首先就是弱点，等于承认自己处境不利，要跟东古谈和。绘东古的信是一 厢情愿，一点收获也没有。这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东古现在是最有可能 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产党人。我知道，华人将来在作出抉择 时会考虑这一点。这期间社阵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干部忙忙碌碌，以便维持 士气，以免他们想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于是李绍祖医生宣布，从接下来的 星期日开始，1500名社阵干部将会接连六个星期日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劝 说选民拒绝接受合并问题政府白皮书。 东古的访问结束一个星期后，陈修信到新加坡为马华公会一个分会主持开 幕。他当时刚出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口气比东古更强硬。他说，新加 坡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儿童，但是合并不成可能也无须封闭长堤，因为 新加坡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简短的关税令，规定树胶出口要另外 缴税，就会使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树胶市场化为热带贫民窟。一个 面积比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仑高原还小的岛屿，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他也 说，马来亚政府并不完全受马来人支配，华人得不到公平对待的说法是不 确实的。如果他认为政府敌视马来亚华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会成为这个 政府的成员。 他提出要通过经济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威胁，使两地的华人都不喜欢他。 数天后社阵作出反应，提醒他马来亚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严酷的现实，任 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制裁将是自杀。与此同时，林清祥也转弯抹角地 跟东古较量。他说，英国人由于再也不可能根据旧的殖民地模式来进行统 治，所以决定成立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右翼力量替他们在本地区维持治 安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东古做出答复，再度警告说如果新加坡拒绝合并，年底可能封闭长堤，并 强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欺骗马来 人，那是可悲的错误。"一星期后社阵驳斥说，这样的威胁只能使公众更加 仇视联邦的政界人物，这些人的态度是"极端不讲理、不公平和不民主 的"。联邦以让步来吸引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对新加坡却一直施压，进行威 胁和恐吓。

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威胁使人民认识到，跟东古对抗，后果是不 堪设想的。尽管马来亚会受到伤害，它的应付能力却比新加坡强。英商感 到惊慌。为了强调处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国际商会会长提到"被称为 工潮的罢工、怠工、静坐等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成为很大的风险，新的资 本会避开新加坡，成本开支上涨将约束现有贸易，致使财政产生困难。 这一切所引起的忧虑对社阵不利。与此同时，我们却克服了另一道障碍。 在议院里，激烈的对质和辩论持续了五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第二天的凌 晨，才以23票对16票通过一项修正动议，欢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 出。

第25章 风尘仆仆游说忙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 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 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 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 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动的辩论声中，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访问英国领袖，以便同他们 恢复联系，并顺道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 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 印度总理尼赫鲁百分百支持我主张新马合并组成马来西亚的建议。印度报 章很友善。专门记载大事的《印度时报》，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总理赞 同"的标题底下写道，马来西亚已经得到官方的谅解了。印度显然认为这是 个好发展，有助于排除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在记者会上，我告诉记者 们，亚非秘书处宣布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的总理并不在 意。我引述了尼赫鲁的话。他说，亚非秘书处并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 表任何政府。当他们问起我有关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形时，我解释说，在独 立的马来西亚里，他们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动伪装成反殖活动。关于英国基 地，当时反对英国基地是时髦事。我说我宁可要英国军队，因为他们会顺 从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的压力，必要时可以随时叫他们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开罗。亚非团结委员会就是在开罗发表声明抨击马来西亚 的。如果能把纳塞尔总统争取过来，那将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达时埃及 副总统在机场迎接，把我带到宾馆，那是前埃及国王法鲁克的一座比较小 的皇宫。晚上纳塞尔总统在家中接见我。他的家并不华丽，陈设却很得 体。这次会面气氛融洽，很成功。我到达时他站在大门前，摄影记者都准 备就绪。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他做过几百次。他很上相，不论在电视或报纸 上，都显得很好看。他态度友善，热烈欢迎我。埃及驻新加坡总领事大力 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马来西亚。他知道我们不想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他 向外交部长报告了这一点。 纳塞尔花了一个小时听我说。我解释了新加坡自行独立的危险性，那就是 会脱离东南亚的主流，成为大约一亿人口的马来群岛中的华人岛屿。我不 想这样的情形出现，解决的办法是让新加坡跟马来半岛重归统一。两地分 开前曾经作为一个单位，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费唇舌，纳塞 尔便认为马来西亚不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向我保证他会给予支持，还表

明我可以把这点说出来。在五天访问期间，埃及人到处给我铺红地毯。我 飞到当时苏联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运载我们的苏联飞机引擎出了毛 病，他们让一架慧星机改道送我们一行人回开罗。 纳塞尔邀我以后再访问埃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见他。他说这是个人的邀 请。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我喜欢他的为人，喜欢他生活简单，也对他渴望 根治法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的腐败，感到高兴。 纳塞尔跟我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做打破了惯例，因为新加坡还不是一 个独立国家。公报说，他支持马来西亚，支持"有着相同政治和社会背 景……争取结束殖民统治的所有人民的统一"。纳塞尔和尼赫鲁是为非洲和 亚洲树立榜样的领袖。新加坡虽然小，让他们了解却是很重要的" 铁托改变看法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飞抵贝尔格莱德。铁托正式接见我。他的住所气派 豪华，跟纳塞尔不一样，入口处装上了自动钢门，我们到达时静悄悄地打 开。一个名叫斯拉夫科?科马尔的部长带我去见他。铁托穿着普通西装，不 是华丽的制服。摄影记者照相时他神情严肃坚定--没有笑容，没有热情， 跟纳塞尔截然相反。我的处境困难。印尼人在他面前讲了坏话。但他愿意 听我说。我从容地解释自己的背景，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不是殖民地 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国启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样。新加坡的共产 党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功，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土生土长 的，毛泽东主义不可能在东南亚成功。从他的身势语言我发现自己改变了 他的看法。我提到他们党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者周报》抨击马来西亚的文 章，铁托说有关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达到了目的。 在动身前往机场，快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之前，我问斯拉夫科?科马尔，我能 不能重复铁托说过的话。他说总统说话算数，说了就不改变。所以我在记 者会上重复了铁托的话，转身问部长我说得对不对，他点点头说"对"。我 离开之后，外交秘书处发言人说："文章代表作者个人的看法。在贝尔格莱 德逗留期间，李总理把希望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愿望告诉了总统和南斯拉 夫的领袖们。南斯拉夫方面有了了解。"路透社报道了这则消息，在新加坡 和马来亚见报，这对我们有利。 伦敦繁华境况好 芝在1950年8月离开伦敦后，这是第一次再来。伦敦看上去很繁荣，伦敦人 彬彬有礼。他们正在进入活跃的60年代。虽然1956到1958年我到过伦敦三 次，眼下物资充裕，商店、餐馆和汽车都很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麦克米伦一再重复说："境况从没这样好过!"他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大众 化的报刊管他叫"超人麦克"。当时是5月，天气很好，我们发现英国首都繁 华兴旺，感到高兴。英国政府礼宾部门接待我们，几辆巨型的亨伯?普尔曼 斯汽车停在我们下榻的格罗夫纳酒店，让我们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场话剧 之外，我们没时间观光和娱乐。节目安排得很紧凑：同部长们进行讨论， 会见国会里的原有工党支持者，通过不准发表的访问建立跟英国报纸的关 系。 戴眼镜，个头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 处。在正式的谈商开始前，他和夫人先跟我们会面，让我们觉得受欢迎。 他也邀了些部长跟我共进午餐。莫德林夫人在海德公园酒店为芝安排了一 个妇女社交集会。 一个主要难题，仍然是有关应当在合并前还是合并后肃清共产党人的旧争 论。东古重复说，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先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向英国人 表明，也向我表明，他不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因为那是 不祥的，不是好的开始。 当时我准备在合并前采取行动，但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告诉莫德 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起责任时开始，因此必须由英国以内部 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我的公开立场将是：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 但根据我个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我也坚持，在对 马来西亚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时，应该让共产党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 号召抵制，但是选民不会听他们的话，这一来他们就会声誉扫地。另一方 面，在全民投票举行前拘留他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全民 投票毫无价值可言，使人们可以指责说，抓他们是让我可以赢，以便把新 加坡交给东古。接着肯定会发生抗议性的暴乱。 莫德林问要拘留多少人，我说这得由政治部决定，我估计多半要扣留200到 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古必 须把其余25到35个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时期。莫德林问，在新加坡采取保安 行动，会不会吓坏婆罗洲地区的华人?我向他保证，华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情，因为东古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 这期间，以科博尔德勋爵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北婆罗洲人民对 马来西亚的态度。我强调，无论科博尔德报告对婆罗洲的公民权问题提出 怎样的建议，绝不能让新加坡的条件比婆罗洲方面差。"马来西亚国民"如 果同样适用于两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东古现在宣布婆罗洲公民会成 为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人民却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东古对马来西亚的一般看法。我说，看来是因时而异。在一 切都顺利，他指望能获得大片土地的时候，跟他在考虑将遇到哪些问题， 希望自己根本没着手做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种类型的人物。他不那么勤劳，进取心 也不那么强，却很能干。他问我跟东古发生了哪些难题。我说："东古认为 我聪明却犯了错误，他不聪明却没犯错误。争论之后我赢了，他觉得难 堪，但仍认为我结论错误，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劝说东古认识 到，把所有华人一概看成潜在的共产党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会比由我来 说好。东古的简单信念是，"政治归马来人，商业归华人"。在他父亲那一 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却不符合现实。至于双方对公民权看法的分歧，当 天早上我见过科博尔德勋爵，花了不止半个小时讨论他对婆罗洲的建议。 我告诉莫德林，现在我比较高兴，因为他已经明白它们会怎样影响新加 坡，会怎样给我增添困难。 我的访问不纯粹是工作。薛尔克和夫人奥德丽邀请芝和我周末到他们在多 塞特郡温伯思的家中作客。我们也拨出时间，驾车到剑桥探访比利?撤切 尔，到大学徽章酒店喝茶。撒切尔对我1949年离开剑桥以后的表现很高 兴，问起我们的子女--我们写信告诉过他龙很聪明。他拿了一本卡罗尔的 《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让我们送给龙，说道："要让我在这里见到他，他得 快点来。"看上去他身体不是那么虚弱，我见着他深觉高兴。一年后他去世 了，我们夫妇很悲伤。 周末到剑桥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们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节目里喘一 口气。官方节目包括会见麦克米伦一个小时，同时拨出时间向报界发表谈 话。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 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 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 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 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报纸和电台报道了我同尼赫鲁、纳塞尔和铁托会面，以及我在英国广播公 司电台发表广播，必定对我有好处，因为社阵强烈抨击我。为了说明这几 位亚非世界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认为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他们 声称我制造了错误的印象，从而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社阵挑剔说，尼 赫鲁、铁托和尼温(跟纳塞尔不一样)没跟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理发表联合声 明。然而他们支持马来西亚这一事实，却是社阵所无法否认的。

林清祥否认说蠢话 另一方面，印尼的亲共报纸《帝汶之星》报道，林清祥说他赞成同印尼合 并，而不是同马来亚合并。这样说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认发表过这样 的谈话，但他已经蒙受了打击--在反对合并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流 露出胜利是势在必然而他们志在必得的自信样子。他的否认说服力不强。 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 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 人不断地斗，在报上用尖锐的言辞跟他们交锋。此外，在商业受到打击、 就业机会丧失、失业人数增加时面对他们罢工、怠工和静坐的挑衅，也有 办法克制自己。 事态的发展并非糟透。5月，3O00名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纪念1954年跟 警察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他们唱歌，谴责政府成立调查庭调查中四罢考， 号召所有华文中学在5月21日调查庭开庭时罢课一天。但是在5月21日这一 天，25所中学当中，19所的学生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等于说上课的学生占 了70％。100名学生由于在墙上、电灯柱上和交通标志上涂写抗议标语被 捕，时间是早上五点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不想自己的活动被人发现或拍 下照片， 另一方面，尽管社阵每逢星期天都出动宣传，民众并未反对我们。他们的 论点没占上风--只有马来西亚的国籍问题例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公民 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第26章 全民投票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 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我说，他们要求联台国干预，犯了企图误 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他们也犯了另一过 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 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 1962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庆祝成立三周年，我向聚集在大草场的数千群 众发表演说。他们是前来观看军人团体、平民团体和学生团体接受检阅和 表演文娱节目的。我向他们保证，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我将在宪法中列明 新加坡公民跟联邦所有公民平等。 林清祥立刻说，我的许诺是承认根据建议中的合并和马来西亚的安排，他 们事实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阵把我的难题缩小到这个范围。我深信自 己能说服东古把"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从而解决问题。我 决心做到这一点，然后在社阵能够利用其他无理课题煽动不满情绪之前， 尽快举行全民投票。可是我对东古没有影响力，只有英国人才有，因为东 古要婆罗洲，也需要英国人协助防卫马来亚，所以必须设法使英国人影响 东古。穆尔同意我们心中不满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他会想方设法促使伦敦 的部长们劝说东古在公民权问题上改变主意。但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全民投票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一致， 穆尔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已经获得特选委员会通过的全民投票法案建 议，由于投空白票意味着选民不愿意行使权利表明赞成或反对合并，应该 由立法议院的多数议员(指人民行动党)来做决定。我之所以会加入这项条 文，为的是要应付共产党人号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过投下大 量空白票来抗议，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合并和全民投票，穆尔认为我应 当让他们这样做。穆尔劝我别举行全民投票。他说，人民已经在指全民投 票是不诚实和虚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专员身份于6月21日呈交殖民部 大臣的报告里写道： "六个月来我们一再建议他别举行全民投票，他的答复总是，为了避免受人 指责为把新加坡的华人出卖给马来人，他非这样做不可……因此，看来他 必须按照自己定下的条件举行全民投票。他的条件是经过仔细考虑，确保 输不了的。眼下唯一最大的风险是，选民会大规模抵制全民投票。" 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仍然决心举行全民投票。当前的任务是让立法议院通

过有关法案。在这之后，科博尔德委员会报告一旦公布，我必须决定要向 人民提出怎样的选择方案。人们在报纸、电台和马来亚大学的各个论坛公 开讨论全民投票问题，没完没了。立法议院的辩论从6月27日持续进行到7 月11日，其中八次会议开到深夜，辩论激烈，内容一再重复，没有什么新 的论点，只是对立双方发表意见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李绍祖医生就关键问 题提出了一项修正动议，建议全民投票只提出一个问题："赞成"还是"反 对"合并。他的动议获得马绍尔和王永元的支持。林有福介入，建议提出三 个问题：你要的合并是，一、根据白皮书；二、以新加坡作为马来亚联邦 一个组成部分；三、根据至少不比婆罗洲三邦来得差的条件。李医生的动 议被否决，林有福的通过了。我暗自高兴。林有福所提的建议，正是我已 计划要做的。 需要以暴制暴 但是在辩论期间，所有立法议员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吓的信。以南大 毕业同学会为首的39个校友会和大学生俱乐部在这封信上署名，要他们投 票支持社阵的建议，否则……因此，6月29日我就拨款100多万元给新加坡 步兵团第二营的附加预算案发言时，向社阵发出警告：胡言乱语导致胡作 非为的话，到时胡来的人就会被关起来。如果有人不守规则，拿起石头和 铁棒，那么，我基于和平、安全等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制 暴。对于动用新加坡步兵团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疑虑，因为不至 于被人称为殖民地的傀儡。但是为了鼓励这些人守规矩，我向李医生保 证，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军队就不会出动， 1962年7月3日下午，人民行动党女议员何佩珠交给我一封信，以我们在做 出重要的政策性决定之前没跟她磋商为由退党。共产党人一直在极力影响 她，使她在这个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行动党如今只有35名议员，反对党联 合起来有26名。我们成了少数党政府。我立刻要求穆尔会见我、杜进才和 吴庆瑞。吴庆瑞问他：如果行动党认输退出，我们辞职之后，英国会不会 继续促成合并?穆尔认为很难，因为没有民选政府的支持。他促请我可能的 话还是促成合并。我说我会，但要求他告诉伦敦，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 们在立法议院再激辩了八天才表决，结果以29票(行动党24票，巫统三票， 新加坡人民联盟两票)对17票(社阵13票，工人党马绍尔一票，王永元的人 民统一党三票)通过动议，何佩珠弃权。我们是在林有福的新加坡人民联盟 和东古的巫统支持下通过了法案。 在这之前一个月，穆尔拿科博尔德报告的定稿让我过目，试探我的反应。 报告的建议使我非常担心。报告说："并没有理由把婆罗洲三邦的公民权区 分开来。"接着列出条件，包括在一定的时期让超过某个年龄的人免考马来

语。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这是非同 小可的事。我的主张会站不住脚，全民投票会失败，许多人将会大投空白 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报告给了我一条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辩论过后，我立即写信给莫德林 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科博 尔德委员会也建议，选举权应该在选民平日居留的地区行使。换句话说． 婆罗洲公民在婆罗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东古不必害怕 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会到马来亚去投票压倒他。7月12日我写信给东古，附上 给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解决办法是对婆罗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样的字 眼，不改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投票权的内容。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还附上一份写给东古和桑迪斯两人的备忘 录，内容说共产党人抨击白皮书，主要是指它反华：因为新加坡7O％的人 口是华人，东古不准备让新加坡得到他给婆罗洲70％非华人的条件。只有 让新加坡获得看来比较好的给婆罗洲的条件，才能证明有关的反华指责是 无稽的。我通知了英国。如果他们不向东古施压，要东古让我们获得平等 的公民权，我就无法使合并在立法议院获得通过。我没说的是，他们不这 样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进才、吴庆瑞、拉惹都这样 想。到时东古和英国人必须承担后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过后，李绍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动议。林有福则提出修正动 议，谴责政府"不约束已知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战线的领袖操纵像社阵那样 的组织"。他滔滔不绝，把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他借这个机会表示为了在 1956年到1957年对付共产党人，他曾经牺牲了一切。林有福后来说，他如 果早知道总理跟"全权代表"勾结，就会把总理送去(樟宜监狱)陪林清祥，使 总理跟蒂凡那一样，能好好地反省一下。他暗示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社 阵指责行动党出卖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认为行动党争取实现合并的努力符 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时出卖了社阵。 他继续说，社阵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出卖自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绝望和 灾难；行动党通过合并的"出卖"会带来繁荣、幸福和安全。通过提出不信 任动议，社阵要破坏全民投票与合并，他不会跟他们一致行动。 人们认识到势力很大的共产党人已变得脆弱，因此渐渐地不再害怕他们。 人们知道将来跟他们对抗的是马来亚人而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林有福的 修正动议被否决，原来的不信任动议也一样无法通过。如今社阵既在全民 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动议中落败。7月中东古动身到伦敦跟英国人 会面，敲定婆罗洲三邦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时间已经

不多，他们不顾一切寻求其他办法阻止合并。 在他们辩输两天后，以社阵议员为首的19个议员，联合向联合国废除殖民 地特别委员会请愿，反对将在全民投票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委员会17 名委员当中，只有两名来自共产集团，多数来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的政 府多数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况。回避问题没什么好处。我拍 电报告诉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反对派的请愿只是新加坡国内的党派政治活 动，特别委员会要考虑的话，必须先听政府方面的陈词。我准备向特别委 员会提出有关事实，这些事实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 起初印度代表坚决支持我们，那是按照尼赫鲁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 法，认为除了成立马来西亚没有替代办法。他说，印度、柬埔寨、突尼斯 和其他亚非国家认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特别委 员会不能审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动。但也许因为我愿意参加，他出人意外地 改变了主意。第二天联合国说，特别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以10票对2票表决不 采取行动，过后却决定准备会见请愿反对全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派出观察员 的新加坡立法议员代表团。李绍祖医生兴高采烈。我对这样的结果不会不 高兴，我深信自己能驳倒社阵和马绍尔的论点。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别 委员会让我去陈词。 两天后我和吴庆瑞动身到纽约，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随行。我要抢在前头 向特别委员会陈词，然后到伦敦，在东古和麦克米伦谈完婆罗洲三邦的问 题后跟他们会面。我们坐的是超级星座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当时主要的 洲际客机。从新加坡取道西贡、关岛、夏威夷和洛杉矶到纽约要将近两 天。飞行途中吴庆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针对马绍尔协助社阵起草的19点备 忘录逐点反驳。到曼哈顿酒店打开行李箱之后，我立即找张奕贵，发现他 疲倦得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就仰卧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断替吴庆瑞和我 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几乎持续工作了48个小时。 新加坡的外交事务当时依然由英国人掌管，来自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 个官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英国人确实是第一流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经历 的每一道程序他们都很清楚，引导我去见了该见的人，进行初步的谈商。 他们劝我别向特别委员会提出长篇大论，希望它能重新采纳印度代表原先 的立场，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选政府，特别委员会不应过问它所做出的决 定。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 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在两个小时内详细说明了各点。我说，他们 要求联合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

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维持紧急状态的气氛，以便给他们的支持者打气。 他们的支持者眼看合并已成破竹之势，因而士气低落。他们也犯了另一过 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 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这里看来有明显的矛盾，但我的解释是， 新加坡加入联邦之后，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再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 反对一个已经争取到国家独立的民选政府。其实，我们已获授权可以落实 合并，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绝不是英国傀儡 我陈词之后轮到李医生。在他结束陈词时我提出要求，获准作出答复。我 说，反对党两位发言人李医生和兀哈尔，都是在马来亚而不是在新加坡出 生的，并且兀哈尔是以马来亚公民的身份，持马来亚护照到纽约来的。这 是充满讽刺意昧的。此外，他们并不代表多数，因为他们向政府挑战，提 出不信任动议，只能获得立法议院51名议员当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吴 庆瑞千里远行感到疲倦，却决心证明自己是亚非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 行为举止、语调、手势以及应付所有问题的强有力的方式，我们确保了特 别委员会不致误会我们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傀儡。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休?富特爵士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高兴，认为委员们无疑会认定人民行动党是 个以进行斗争的总理为首的强有力的组织，绝不是什么英国傀儡。 同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动身到伦敦。时间很紧迫了。东古正在结束跟麦克 米伦的会谈，现在应该迫使他在英国人面前解决公民权的问题了；所以我 没在纽约留下来听马绍尔陈词。马绍尔慷慨陈词，给特别委员会的印象比 李医生强，然而无法消除我给委员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别委员会决定不 对请愿采取任何行动。

第27章 摊牌决胜败 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李医生 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林清祥跟他 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 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 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7月27日星期五，我们抵达伦敦机场已是上午11点15分。我和吴庆瑞从新加 坡向东飞，先到纽约，后到伦敦，已经疲惫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 店匆匆地盥洗之后立即下楼，准时跟薛尔克共进午餐。薛尔克把跟东古商 谈婆罗洲三邦问题的进展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们。下午三点到共和联邦关系 部会见桑迪斯。我们再累也得继续工作。 第二天，吴庆瑞、我和总理公署常任秘书斯图尔特到利兹酒店跟东古一起 喝茶。正如一向同东古会商那样，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公民权问题。这时他 心情轻松，气氛不错，因为有关婆罗洲尚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几乎全部跟 英国人解决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吴庆瑞跟东古和敦拉扎克在斯温登打高 尔夫球。下午东古休息的时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 迪斯，我们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马来西亚公民权、拘留共产党人和共同市场 计划的问题。麦克米伦是否悄悄跟东古提过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 地告诉敦拉扎克，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意签署婆罗洲三邦协议之前非解决不 可。敦拉扎克当即表示，只要东古不反对，他原则上同意在马来西亚公民 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担心，若不是英国人出面劝东古的话，我是无法争取到这一协 议的。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一旦成立，英国人就不能再为新加坡出面干预 了。与此同时，在同东古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良 好的关系。东古和敦拉扎克两人个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总是犹豫和顾虑 重重，老是要重新考虑。一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会同意，第二 天或第三天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改变主意。他会为细节操心苦恼，在这一点 上是东古的好副手。东古从来不管细节。敦拉扎克工作勤奋，只花18个月 的时间就考完中级和最终的法学院考试，那是个新记录。在英国期间，他 花时间在马来学生当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联络网，其中包括九个苏丹 的儿子。他本人出身于传统的族长家庭。但是他没有东古那种待人发自内 心的和蔼态度，跟他打交道始终比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我和吴庆瑞到利兹酒店正式会见东古和敦拉扎

克，留下来共进午餐。东古赞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内容。我说我会写封信 给他，把内容列出来，要求他证实。午餐过后回海德公园酒店，我写下了 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称为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国 民'或'公民'没什么差别，有人认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协议。既然 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术语问题，白皮书第14段应该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 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民。"我附上马来亚总检察长和新加坡 自治邦总检察长的联合声明，证实宪法所规定的投票权利，那就是新加坡 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这点将维持不变。 第二天，东古以伦敦利兹酒店为地址回信说："我证实，新加坡居民的公民 权安排，将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号白皮书第14段列出的马来亚联邦政府 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的方式，它的行文在术语和选举权的资格规定方面 作了修改。"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争论这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转败为 胜。如今他们没什么可以真正感到不满的了。我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时间可 以在全民投票举行前制造新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 英国人最后是怎样说服东古改变主意的；也许是澳大利亚帮了忙。在谈判 过程中，桑迪斯有时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决。他多半告诉了东古，没有共同 公民权的话，婆罗洲三邦就不会归东古，也不会有合并。当晚七点钟，桑 迪斯跟东古、敦拉扎克、吴庆瑞和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一切。我 要求先别公布公民权的协议，以便我有机会于适当的时候在新加坡突然宣 布。 共产党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伦敦以后我从薛尔克口中知道，东古仍然坚 持必须在联邦对新加坡负起责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来。但是 薛尔克也透露，英国人并不热心于采取行动，最好是合并后由马来西亚政 府这样做。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反对东古的重担现在可以由英国人来挑 起。于是我调整立场，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结束，我准备支持在马来西 亚成立之前采取肃清行动。 但是薛尔克在7月27日写信告诉桑迪斯："我必须让你一清二楚，基于以下 的理由，这项政策危险得很： 一、没有能使公众信服的证据而强行逮捕，必定会加强新加坡反对派的力 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导致他倒台。 二、这样一来情形就会非常清楚：马来西亚是由英国人自上而下、不顾人 民的意愿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们会说这是我们保护基地的计划，东古

允许我们利用他作为傀儡。 三、无论在英国国会还是在苏联人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联合国，要为这样 的行动进行辩护并不容易。 "为了治安，也许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动。有关方面并未提出过任何强有力的 论点，说明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组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不能这样做。，' 薛尔克没说的是，可能会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国可能因此被人 憎恨。桑迪斯强调说，在没有机会考虑个别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则上也不 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带头 的不应该是英国政府。但如果有关各方表明准备分担责任，英国政府不会 逃避，也不会抛弃他们。就眼前来说，东古必须接受这样的处理办法。 8月1日晚七点，东古和麦克米伦签署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 社阵在抓救命稻草 亲共分子仍然在装门面。8月11日，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宣称，在吴庆瑞的牛 车水选区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8．4％的人赞成投空白票。与此同 时，马来亚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永久秘书 处，办事处设在社阵总部。但是社阵当时正在抓救命稻草。摊牌的时机已 经成熟了。我决定8月14日在电台宣布允许可以就全民投票进行两个星期的 积极宣传。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证，他们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我宣 读了7月30日给东古的信和东古7月31日复信的部分内容作为证明。这对反 对党的反对合并是致命的一击。 我定9月1日星期六为全民投票日。为了动员会员鼓动人们投空白票，林清 祥的左派工会和文化团体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动，以便发动会员游说人们投 空白票。各种海报、标志、旗帜、横幅和标语牌迅速在新加坡各处的灯柱 和墙上出现。每天晚上都有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是由社阵组织的。但是 就在消息宣布后的24小时内，高德根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宣布支持政 府的合并建议选择A。他决心不让新加坡的华人因为社阵玩弄政治把戏而 失去公民权。这是个转折点。广大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不跟共产党左翼 走，在面临关系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权的重要抉择时，他们选择听传统领 袖的话。 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 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 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林

清祥一天比一天绝望。社阵甚至不惜指责我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于不顾， 要造成既成的事实。他们声称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考虑他们指全民投 票有不诚实行径而提出的上诉。这是一派胡言，因为有关各方都知道，特 别委员会已决定不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反对党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们加强了在立法议院的地位。8 月17日，宁甘跟王永元决裂，要求重新加入人民行动党。行动党接受他归 队。他的重新加入，使政府恢复了占绝对多数的地位，以26票对25票，压 倒反对党。(宁甘摇摆不定的表现有点奇怪，这点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之后 弄清楚了。吴庆瑞发现他是马来西亚政治部的受薪特务。吉隆坡政治部原 来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图，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可能会被推翻时，就指示他重 投行动党的怀抱。我们在1963年大选中原来想让他当候选人，发现他的身 份之后就取消了。) 但是我们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 由于喝酒过量，而是因为早年患上肝炎。我们送他到英国动手术。他病情 恶化，8月21日去世，弥留之际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 气，在领导军港工友联合会期间显示了领导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于 从贝恩手上接过劳工部，制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是个重大的损失，使我 们在立法议院又面临25票对25票的局面。但情势绝非毫无转机。马绍尔正 在动摇。为了恢复跟东古的关系，他要远离共产党人。于是我请他到电台 同我一起参加一个讨论会，他接受了。在公开讨论后答问的时候，他同意 既然我们现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公民权，新加坡公民跟马来西亚其他公民 就没有差别了。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对此有所怀疑，他要求保证新加坡公民 将有权在马来西亚各地工作和拥有产业，有权成为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新 加坡州宪法的措辞应同其他各州一致。我毫不费力便做出了保证。 同一天，他会见工人党的领导层，说服他们一致欢迎公民权条件的改变。 不过，他们照旧反对全民投票的规定，认为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 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马绍尔自 然知道投票是强制的；由于不能弃权，所以劝人们投空白票抗议。这又是 律师搞的典型花招。他不准备因反对而得罪东古，同时又要让人觉得他没 跟林清祥决裂。 几天后我终于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学一个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说 得确切些，工人党并没有改变立场。宪法的建议修改了，以便满足工人党 的要求。有关修改是完全根据工人党的方案进行的。"然而他却要求政府把 全民投票推迟，直到马来西亚宪法草案在立法议院提出为止。这是最后一 种徒劳的姿态。尽管他为自己的动机施放了烟幕，但是他毫无保留地承认

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不会是二等公民。由这个既反合并又是个律师的对 手发出这样的言论，对社阵的宣传路线是个致命的打击。 更多的打击还在后头。高德根答应支持之后，8月23日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 明，要求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劝人民别投空白票，支持选择A。他们公 布了团体的名称，以便于人们辨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直接反对马来亚共 产党所发表的公开信的。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 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 择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 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 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 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 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二天，高德根率领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到政府大厦总理公署，要求我澄清 关于选择B的声明。我让他清楚了解，他不应该让说华语或方言的成员去 冒丧失公民权的风险。接着高德根要求各个反对党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 在他们鼓动下人民投空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结果是接受选择B，他们 会采取什么行动。林清祥的反应是进行恐吓。他说，华族社会懂得"如何对 付出卖他们的所谓领袖"，谴责中华总商会追随人民行动党的宣传路线。但 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不怕恐吓，要求会员支持选择A。同一天另外六个华 族团体出面支持。 投票在9月1日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随即计票。到第二天凌晨三 点，情形很清楚，社阵号召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失败了。空白票占实际投 票数目的不到30％，70％赞成选择A，支持选择B和选择C的不多。基里玛 路羽毛球馆外面聚集了大批群众，气氛紧张，因为新加坡各地有345个投票 站，票箱全部送到那里开箱计票。社阵曾要求在各个选区分开计票，被我 们拒绝了。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哪些选区投的空白票最多，因为在下届大 选中这样的信息还有用。但是他们很机巧，号召支持者把投票卡和选票一 起投进票箱，从这些投票卡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支持者属于哪个选区的选 民。 尽管如此，早上6点45分左右，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 信给全民投票总监，对选票在三点半已经整理好，却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 按照全民投票法令一箱箱计算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要求重新计票。半小 时后总监同意了。但是拖了半小时，却使李医生在7点45分写第二封信，声 称总监把第一封信先拿给总理看，然后才答复，因此他不过是总理的信 差。此外，由于第一次计票有不合常规之处，第二次计票会采用同样的办

法，整个过程跟全民投票过程同样可笑，他不能接受。 一个小时后总监答复他。在我劝告下，回信在交给李医生之前，它的内容 通过扬声器读出来，让报界知道。信上说，票箱是在李医生面前打开的， 选票也在他面前混合和计算，整个过程李医生都在场，直到计票结果快宣 布，他对具体做法是否适当都没表示反对。尽管如此，总监仍然接受李医 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告诉报 界："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 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 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 实，承认失败。 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 星期日上午11点半，票数重算过程结束。71％支持选择A，25％投了空白 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众发表谈话，高兴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新加坡 电台从羽毛球馆现场播送我的谈话："对政治上不诚实的人来说，人民的裁 决是可怕的。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公众盖下印章赞成合并和成立马来西 亚……如果没举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就会因此允 许共产党人使人民相信，所谓的群众是反对合并的。只要有时间进行解 释，我们将能削减他们通过撒谎、诬蔑和恐吓所获得的少数残余的支持 者。" 当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时，李医生发表声明，谴责全民投票是欺骗性 的，声称计票过程不合常规，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规定，因为在计票过 程中没提供有关如何点算或选票来自哪个选区的信息。末了他说："我们不 接受这个结果，会继续战斗。" 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9月5日我动身到伦敦，出席1962年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英 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也召开了工党和共和联邦社会主义党 总理会议。尼赫鲁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印度高层人员强烈抗议说，他们 和前殖民地被遗弃了：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对共和联邦的 出口货物，特别是纺织品的优待将受影响。其他领袖也都恳求继续保持联 系，要求输出货物到英国能继续享有特惠优待，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应

该特别考虑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看他们互相争议是饶有兴味的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未来难免会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不能以此为借 口，推卸它沿袭下来的责任。遗弃这些地区后果严重，将威胁到像新加坡 这样的小地方。英国是跟我们联系得最紧密的工业强国，失去这个联系对 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诚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和英帝国是我 一生中所认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对我们的生存至为重要。我们 固然要有决定怎么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维持和需要维持双方在历史、文 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尤其珍惜同工党的联系。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 工党帮过我们的忙。我的发言引起了共鸣。 但是很显然，过去30年来，英国的利益同欧洲越来越密不可分，共和联邦 的新旧成员同英国的距离则越来越远。 对英国首相来说，英国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了。 在欧洲和美洲等辽阔的大陆上，优越的通讯有利于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 动，创造财富收获会更大。英国在海外建立的帝国已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必 然道路。无论未来是多么不愉快，把英国同欧洲大陆增长与进步的火车头 连接起来是他的任务。这次麦克米伦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不但没有针锋相 对，反而带点忧郁和怀念旧的共和联邦的神情。在场所有领袖都放下了心 中的大石头。他们毫不怀疑英国首相非履行职责不可，那就是对发出召唤 的欧洲作出回应。但是他将尽力维持共和联邦同英帝国的联系，只要欧洲 人(毋宁说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提到他的名字)允许他这样做。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机离开伦敦。在我离开 新加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宾都凯觎婆罗洲三邦，8月1日 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引起了两国的不良反应。9月24日东始发表声明，警告 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别插手，"我们指望其他国家别干预我们的事务"。 他是针对印尼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声明做出反应的，后者说雅加达 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不会漠不关心。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烦即将到来。随 后菲律宾外长表示北婆罗洲的主权属于菲律宾，声称北婆罗洲原属苏禄苏 丹国，菲律宾是苏禄苏丹国的合法继承者，北婆罗洲从未割让给英国，只 是租借而已。 东古对这一点嗤之以鼻：英国自1878年以来便是这三邦的主人，lO0年来英 国对三邦的主权从未有人质疑。但是东古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 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 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 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

留莫斯科期间，社阵发表了有关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们当前的目标是 在下届大选中推翻现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然后继续争取赢得新加坡在联 邦国会的议席。林清祥进一步呼吁社阵团结一切左翼反殖民主义力量，以 便将来控制联邦政府，挫败"英国--联盟轴心"。 敦拉扎克的反应是向人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必须觉察到民主的敌人，社阵 不是为他们的真正利益而是为那些效忠对象在国外的人而奋斗。林清祥反 驳说，如果执政的华巫联盟信奉议会民主制度，就必须接受反对党有权通 过选举来更换政府。他的好斗使东古、敦拉扎克和伊斯迈益发相信，全民 投票既已结束，新加坡的安全将由吉隆坡负责，因此必须迅速把局面控制 下来。但与此同时，这个课题却徒增分歧，令人沮丧。

第28章 东古要把我甩掉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古……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 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 成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 古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 话、忠心耿耿。 9月8日内部安全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当时我已经动身到伦敦参加共和联 邦会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由联邦和新加坡两地警察总监联合提出的一份 报告。报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议合并前分阶段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 人和亲共分子。取代伊斯迈的马来西亚代表敦拉扎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代表我出席会议的杜进才反对仓促行事。代表英国的薛尔克支持杜进才的 立场。他说，虽然有威胁，却不是非用暴力镇压不可。敦拉扎克不满意， 过后前往伦敦向桑迪斯提出这个课题。桑迪斯回答说，他要推迟行动，直 到建立马来西亚的立法在下议院辩论过后，也就是说，不会在第二年的2月 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动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必须先考虑英国国 内的反应。 敦拉扎克向东古汇报之后，马来亚方面要求10月再召开内部安全委员会会 议，会上对有关逮捕的问题再度延期做出决定。但人民行动党关注的主要 是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确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马来领袖的支配和压 制。我向薛尔克强调，把逮捕行动推迟到合并之后最理想。我也向穆尔强 调，在联邦国会的15个新加坡议席举行选举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 要让社阵自由竞争。若是先把他们抓走了，再也没有明显的共产威胁，联 盟可能会赢得好些议席。后来桑迪斯的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我"坦率得 叫人吃惊"，竟然告诉他让反对党内保存少数亲共分子对我有利。可我有我 的理由。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古，接连几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这个有独立看 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确实没有 暗中破坏他，却也没听他的话，按他的意思就是服从他。他和敦拉扎克正 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 令办事。我感觉东古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 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东古和敦拉扎克都喜欢吴庆瑞。但即使是 吴庆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聪明，不易受劝说，也诱惑不了。

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古的关系进 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 陈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对党马华公会，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轻的马来领 袖。最不祥的迹象是，东古要求我释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岛上最大的华人 私会党的头子，我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去在选举期间，他组 织过对付人民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古有 权释放像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担心支部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我已经告诉薛尔克，东古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后， 三巴旺必须举行补选，东古提出人民行动党应该靠边站，让他的候选人跟 社阵斗。这点我没接受。我对薛尔克说："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做法。"薛尔 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向桑迪斯报告说，东古推行的政策必败无 疑。东古似乎认为可以利用逮捕行动来干扰社阵，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 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 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台。桑迪斯回复薛尔克的时候同意 了他的看法，认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岛的最佳人选。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 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古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 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 盟，让东古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 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 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 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 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 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 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 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古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 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 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 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 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 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 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 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

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 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 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 述了东古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 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 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 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古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 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 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古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古 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 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 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古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 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古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 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 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古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 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 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古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 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古同意下举行选 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古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古不同意在 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 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 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严加保密，尤其是不让联邦 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说，兰斯多恩勋爵、薛尔克勋爵等人劝东古基于自身的利益同人民 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认为我们做到了他单独做不到的 事……任务是艰巨的，尤其鉴于东古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保持政治稳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于两人 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则新加坡不是出现社阵政府，就是在社阵 因党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敌视联邦的人民行动党

政府。李光耀反对吉隆坡的马来人，公开争取华族沙文主义分子的支持。 联邦政府是否全面了解后一种局面的危险性，我有所怀疑。他们也许认 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 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他们看出吉隆坡管辖联邦华人的那 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华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习惯了英国殖民地的 那一套，从没受过马来人的统治，采取强制策略肯定会引起暴力反抗。我 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便在伦敦通过"枢密令"颁布新加坡州宪法的方式， 让我能在新加坡举行15个议席的选举。 就在穆尔提呈报告后三天，形势出现了新的一面。12月8日文莱爆发叛变活 动。自称为"北婆罗洲国民军"，声称实力多达3万人的武装叛军攻占了诗里 亚石油城。英国迅速做出反应。两连辜加兵和300名英军空运到文莱，随后 是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英军迅速收复诗里亚，打死了一些叛军，俘虏了 5O0人。与此同时，机灵的英国籍警察总监把文莱市内的第一批叛军包围 在自己的网球场内，不让他们行动以免再制造麻烦。48小时内叛乱便以失 败告终。辜加兵和英军收复诗里亚之后，扫荡行动跟着展开。 社阵发表愚蠢声明 但是就在叛乱消息传开后，社阵发表了愚蠢的声明，欢呼这是反对殖民主 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声明宣布新加坡 和联邦两地政府不反对英国的话，就会受到谴责。作为未来事态发展的前 兆，马来亚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数是华人，包括马来亚人民党的组 织秘书；新加坡逮捕了同这个集团有联系的当地亲社阵的人民党的三名成 员。为了显示团结一致，我们要跟马来亚一起采取行动。 但是文莱叛乱牵涉的范围大得多。东古于12月11日在联邦国会发表讲话 时，提到了阿扎哈里发动叛乱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东古说，阿扎哈里跟好 些马来亚邻国的人有联系。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国防部长纳苏顿将军已经 宣布，文莱起义后，他的政府将更为关注接近英属婆罗洲的地区。印尼总 统的政党印尼国民党已经表明支持文莱人民党，支持显然来自苏加诺。 英国人深知个中的危险，应付阿扎哈里显然比应付背后支持他的人简单得 多。英国驻文莱最高专员丹尼斯?怀特爵士深信，叛军有把握获得印尼的协 助，否则不会进攻林梦(地理上林梦位于文莱中间)，因为林梦是英国殖民 地沙捞越的一部分，英国肯定会反击。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动叛军，作为 破坏马来西亚的手段。他指出，这场叛乱绝非报上所说那样是可笑的非专

业行动。它在最初几个阶段是成功的，尽管基于种种原因，准备得并不充 分。叛军占领了好些警署，夺取了许多武器，攻占了电力站，切断了电力 供应，并扣留了英国专员的秘书，在林梦俘虏了英国驻扎官夫妇和其他欧 洲人。幸而英军和辜加兵迅速开到，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东古公开表示怀疑之后数天，苏加诺加以证实。苏加诺说："那里(文莱)发 生的事情跟新兴力量的斗争分不开，我们站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边。"几天 后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现场广播，呼吁印尼人支持叛乱。他说，不支持的 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诞生，曾为争取独立受苦受难， 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天经地义的，不像获得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其他 国家(指马来亚)那样。东古回应时指出，尽管文莱叛乱现在结束了，印尼 政府和政治领袖仍然在发表激烈的演讲，目的显然是要煽动婆罗洲三邦的 人民反对当地的政府，这会导致大灾难。 接着双方展开了舌战。印尼人再度对他们魅力十足的领袖的豪言壮语做出 反应，通过演说和媒体鼓动公众的情绪，以便引发示威行动。这是苏加诺 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达要求荷兰归还西伊里安(新几内 亚岛西部)，证明这项策略收效。现在他需要另一个问题来吸引群众的注 意，转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视线。12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独立广 场，焚烧两具模拟像：一具是西方人的；另一具是个马来人，头戴宋谷， 架着一副角质眼镜，那就是东古。印尼人以支持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 独立为表面理由，正准备发动反对马来西亚的运动。

第29章 冷藏与最后谈判 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 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 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 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 文莱叛乱爆发五天后，内部安全委员会应东古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我 在会上说，我了解东古的立场：文莱的事态发展使对付共产党人的行动势 在必行，社阵发表支持叛乱的声明提供了机会。但有关行动给人的印象必 须是：为了捍卫所有即将加入马来西亚的地区。我不能以英国傀儡的姿态 出现，我要给人以同马来亚合作的印象。 定于12月16日凌晨展开的逮捕行动，后来由于东古改变了逮捕两名联邦议 员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还没了结，因为社阵领袖还在煽动情绪。在 社阵的新年献辞里，林清祥说，马来亚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道 路。李绍祖医生说，文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他 们把破坏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文莱叛乱和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上面， 这些声明肯定会刺激东古要求采取行动。东古正在变得不耐烦。他告诉英 国人说，除非逮捕新加坡的亲共分子，否则他将取消整个马来西亚计划。 穆尔多次找过我，敦促我采取行动，他认定这是实现合并的唯一办法。这 一点叫我怀疑，但是英国人比我更有条件了解东古的真正意图。我和同僚 们讨论后得出结论，我们冒不起忽视他的论点的风险。于是定名为"冷藏行 动"的保安行动，定于1963年2月2日进行。 当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准备行动，另有133名马来亚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 战部队的营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吉隆坡的会议上批 准了这个行动。(我们从逮捕名单中删除了六个社阵议员的名字，因为东古 仍然反对逮捕两名搞颠覆活动的马来亚国会议员。)第二天凌晨三点，65队 人员到新加坡各处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余都不在他们预料能被找 到的地点。追捕共产党人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不 断改变过夜的地方。 逮捕行动展开后没有发生暴乱，没有流血，没有实行宵禁。人人都料到会 有大逮捕，公众了解共产党人是自找麻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严重的 挫折。这次行动抓走了他们搞统战最有经验的一些领袖。从此只有让更多 领袖从地下冒出来，他们才能恢复实力，而是否有时间在更多人被捕之前

建立同基层的联系，他们又没把握。过后我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派人填补空 缺，却看不到迹象。他们不愿或无法让更多干部出面搞统战工作。 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 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 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 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 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 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 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 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 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 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 被捕的人当中有兀哈尔，他是一级死硬派的组织者。詹姆斯?普都遮里则属 于二级共产党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列入一级的另一个人是傅超贤。傅超贤 是个记者兼翻译，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员，曾在亲共华文报《新报》工作 过。他的文章同情学生鼓动者和罢工工人，他也自愿替两个过去在华侨中 学求学的同学林清祥和方水双搞宣传工作。四个月后他获释，调查显示他 跟抗英同盟的联系1962年断绝了。过后他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1972年成了我的新闻秘书，一直服务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 率高，尤其因为他掌握双语，又绝对可靠。 还有三几个人像他一样，年纪很轻便在理想主义和渴望改变周围万恶社会 的影响下被卷进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让他们有时间看出马共组织的残酷无 情，他们就会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收效比较慢，走 的是改良路线，却比较公平，不那么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 清如，在被拘留期间考获大学学位。他考到了伦敦大学(校外)法学士学 位，获释后受雇于地契注册局，后来成为一个成功和富裕的律师。 当年东古建议人民行动党不要参加三巴旺补选，让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直接跟社阵对垒。我不得不尽可能 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们赢不了，社阵赢的话会使亲共分子士气重振。当 时我感觉得到，总的说来东古态度越来越强硬。 我现在得出结论，东古扩大了目标，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对新加 坡掌握更大的权力，仅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让新加坡享有自主权。我越来 越相信，一旦采取逮捕行动，暂时解决了共产党的威胁后．东古在把白皮 书化为宪法的具体条文时，对合并条件的细节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

的应付办法是威胁英国人，除非遵照我们已经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间向新加 坡人民提出过的条件，否则合并不会实现。不遵照这些条件合并的话，等 于出卖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必要时会举行大选来解决问 题。要是社阵和共产党人赢得大选，整个马来西业计划就会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 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 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 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 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 一样。东古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 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 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 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 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 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 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古谈判的障 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 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 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 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 的，曾经替东古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 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 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 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 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古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 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 不习惯于必须出钱购买商业执照的做法，那是当时马来亚的情形。 两名上议员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财政归吉隆坡控制，联盟在下届选举中得 胜的机会就比较大。他们因而公开指责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税收盈余，目的 是要用来伤害联邦政府，使它垮台。他们的想法跟陈修信的想法吻合。陈 修信告诉报界，"基于联邦税应该由联邦征收，这是联邦税收的原则"，他

必须接管新加坡的税务工作。他要新加坡总税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 在来往信件中，东古曾保证新加坡的财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东古当时要 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经济。但是陈修信不让步。他顽固地争论说， 不到这个百分比，不够支付联邦开支的新加坡部分。 陈修信40岁出头，能力强，办事认真勤劳，诚实不贪。他的父亲拿督陈祯 禄爵士是海峡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马六甲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 族之一的族长，曾经参加入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但是做儿子的却刻薄寡 恩，性格在无框眼镜后面苍白的马脸上显现出来。他知道吴庆瑞比他聪 明，却决心在合并后占上风。吴庆瑞发现无法同他进行谈判。然而我知道 大事都由东古决定，我不能让陈修信骑在我们头上。至少在合并之前，只 要州财政由我们控制，绝不让他这么做；即使在合并之后，也不能让他为 所欲为。他渴望打击新加坡的威望，这使他益发仇视吴庆瑞和我。他要公 开压倒我们，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便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他在交锋中被击败后，赛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 援助之手。赛加化阿巴是加入了马来亚国籍的阿拉伯人，当时担任巫统秘 书长，擅长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报上警告我说，要达成协议就别 公开发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陈修信和马华公会出头说，造成人们认为他 们应该对联邦政府的要求负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问自己，东古会采取什 么立场?像赛加化阿巴和敦拉萨那样支持陈修信，还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 信东古会保持中立。随着压力仍在持续，我最后得出结论，他让他们尽量 逼我。陈修信生性难以相处，需要东古约束他。但是东古显然决定不这样 做。 当时我相信东古始终没告诉陈修信，他愿意让新加坡尽可能控制财政，条 件是新加坡尽量避免参与联邦的政治。结果陈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 们的财政，而为了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我们只好尽量参与马来西亚的政 治生活。这是个根本问题，合并前后都没解决。东古让问题恶化，却在一 个方面对我有利。社阵抨击我出卖新加坡，说我"假惺惺地关心"州的财 政，骗不了公众。陈修信倨傲不逊，提出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 人民的恐慌。我的反应证明我不会轻易就范，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双方的 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卫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 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 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 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 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

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 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 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 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 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 了。东古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 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 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 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 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 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 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 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 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 决尚存的问题。东古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 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 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 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 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 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古不可。 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古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 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 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古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 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我和吴庆瑞到达伦敦，开始进行现在所谓的"近距离谈判"。换句话说，我 们开头不会见敦拉扎克和陈修信。他们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国人分别跟双 方谈判以缩小歧见。接着我同敦拉扎克共进工作便餐。第二天吴庆瑞再见 敦拉扎克。最后桑迪斯安排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举行通宵的马拉 松会议。这是他应付态度顽固的谈判双方的办法，极力争取双方让步，直 到最后达成协议。过去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过新加坡代表团，只供应饮料， 没什么食物，令我们感到疲倦。这种情形跟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待 我们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够的非共人士回 家之后才表决。 但是这回我们料到他们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当天晚上我们用打字机盒装了 三明治和几瓶啤酒赴会，把它们带到暂时休会以便代表团自行讨论时所用 的另一个房间。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内阁秘书黄水生会打电话给在公园巷 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间。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芝报 告说，客房餐食服务部的三明治卖完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头脑清醒， 我们谢绝桑迪斯供应的烈酒。这种谨慎做法和食物供应，使我们整个晚上 能保持耐力。我们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样足够的食物供应。 将近拂晓时分，双方终于同意，为了应付跟印尼"对抗"的局面，国防开支 增加，我们将交出"国家税收''的40％或总岁入的28％给联邦政府。给婆罗 洲三邦的赠款5000万元，改由贷款1．5亿元取代，其中l亿元免息五年。共 同市场将在12年内逐步实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税。 在这期间，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逐渐划一关税。但是盛产石油的文莱不会加 入使东古获益。老谋深算的老苏丹对如何分配石油税收的建议不满意，无 论桑迪斯施加压力还是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我在格罗夫纳酒店的套 房里见过苏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谈判进展交换过意见。我了解他的疑虑 和保留态度，始终没劝他别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决定。他的本能告诉他， 应该继续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深信英国人不会遗弃他而任由印尼来对付 他。 协议签署仪式定于7月8日举行，这是马来西亚顺利开始的另一个吉祥数字 8。两天前东古抵达。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经引起争议的课题之前，协 议未能敲定。这些课题是：把拘留私会党歹徒的警察权力下放给新加坡； 修改宪法，规定立法议员脱离参加竞选时所属的政党必须辞职；建设婆罗 洲计划的一半劳工开支，将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亿元贷款。

由于东古的记忆力有伸缩性，因此我把这几点写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 在信笺抬头写上"利兹酒店"，请他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信封是在他酒店房 间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后一分钟跟东古讨价还价，加上麦克 米伦要设晚宴，这使在马尔伯勒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麦 克米伦、东古、我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两地的代表演说后，协议在午夜 过后才签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是7月9日，不是东古日历里的吉祥日 子。 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 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 取什么重要行动。在那六个月里，我写了无数封信给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 员和伦敦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轮番敦促、恳求和威胁他们。没有他们 的协助，我争取不到自己的条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预见的，要使这些 条件在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费了很大的劲；最 后不得不接受一项灵活的规定，不保证共同市场会实现。拘留私会党歹徒 的权力下放仅在交换信件中同意，轻易就可以作废。我们必须在没得到这 些保证的情况下加入马来西亚。 社阵依然大吵大闹 不出所料，协议签署后我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并没减少。社阵依然在大吵 大闹，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协助社阵阻挠了 联邦选举法案的通过，因为他要在东古控制警察之后才举行联邦国会15个 新加坡议席的选举。甚至对采纳和支持马来西亚协议的动议，新加坡人民 联盟原本应该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表明团结，使赞成的多数票增加七票； 他们却在表决时弃权。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纳拉辛汉前往婆罗洲评价当地人民的愿望途中于4月22日 抵达新加坡的时候，社阵更猖狂。为了给纳拉车汉留下新加坡反对马来西 亚的印象，同时进行宣传，李绍祖医生率领六名立法议员(包括马共全权代 表的妹妹)和大约100名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到政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来示威， 高举标语牌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士。警察拦阻他们，告诉他们总理不在，他 们却冲向大门。双方发生混战，数名警员受伤。大约15名示威者冲到了二 楼总理公署外面的门厅，才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制服。七名立法议员和大约 30人被捕，被控暴乱和企图用武力恐吓政府。他们都获得保释。我们安排 纳拉辛汉离开前在机场会见他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个性冲动的李医生说话。5月中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 三名英国工党议员博顿利、布罗克韦和索伦森教士访问新加坡。我鼓励他

们前来。他们会见了各政党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们访问新加 坡、马来亚和婆罗洲三邦的两周之行结束前，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电 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医生设法诋毁合并，正如他曾向纳拉辛汉诋毁 马来西亚那样。工党议员们不接受所谓"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阴谋"的 看法，否认是被人安排前来观光。工党素以同情反殖民主义运动见称，议 员们的意见，对尚未支持马来西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来说，有助于他 们了解真相。但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里的一次策略性的小胜利。 注： ①坦慕尼厅(Tammany HalI)是坦慕尼协会总部。坦慕尼协会是成立于1789 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它在19世纪以政治上的腐蚀和党魁控制 来操纵市政著称。

第30章 访选区马不停蹄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 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 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 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 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除了不断跟吉隆坡的 陈修信和东古手下其他部长、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联盟和社阵争 论之外，来自印尼的威胁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必须争取选民在下届选 举中支持我们，我已经决定选举不能拖到合并之后才举行。共产党人跟我 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 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我和吴庆瑞于是定下了一 个简单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么长的时间就能使基层重新支持我们。 我们从社团注册官那里查到了所有基层群众组织的职员名单，从宗乡会 馆、慈善团体到中华总商会，从零售商团体到体育团体，从棋类团体到军 港图书馆等等。我们把所有亲共组织排除出去，如华校校友会和华人音乐 协会。 全民投票过后，我立即到各个选区进行一系列访问。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 最多的选区，那就是乡村选区，如裕廊、汤申、甘榜景万岸和惹兰加由。 开始的时候每月到一个选区进行全天的访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两星期一 个、一星期一个。到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临近时，再增加到每星期两个、 三个和四个。最后为了访问完51个选区，几乎天天都去，有时甚至一天访 问两三个市区选区，直到深夜。 访问之前，政府官员先陪同该区议员(如果是反对党选区，则由其他选区的 议员代表陪同)到当地动员店主、已知的社区领袖和所有地方组织领袖，协 助他们制定计划。过后这些人会欢迎我到他们的选区，同我一起讨论他们 的问题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车前去，扬声器装在车上，麦克风拿在手 里，向民众讲话。我规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们早就集中在那儿等候。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共产党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败，人民知道他们只争取 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准备站起来支持我们。 店主和基层领袖会用沉甸甸的大花环欢迎我。花环采用的是万寿菊、鸡蛋 花，有时甚至是胡姬花，比较穷的团体用纸花。这些花环用金属丝装饰和

扎起来。华族代表向我献上绣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们的金色字句的锦旗。 我把数十面锦旗收集起来，悬挂在他们最后请我参加露天晚宴的地点。晚 宴是10人一桌，至少开20桌，有时多达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钱招待我和 他们选区的领袖。 访问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对陈修信和敦拉扎克的无理要求的论点，人们 纷纷支持我。访问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多。领袖们急 于欢迎我，让人们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跟随我一起访问选区的 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听取人民对铺路，开渠，供电，安装路灯、水龙头以 及设立诊所、学校和民众联络所的要求。容易处理的要求他们马上处理； 比较难的，能做到的话，我答应研究并满足他们。对传播信息以应付共产 党人的宣传来说，联络所是有用的。我们开始建造。那是简单的木结构建 筑，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装上电灯，有把吊扇、一张乒乓桌、一张康 乐球桌、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路上我不时得停下来，耽搁了时间，欢迎委员会会等上几个小时。老大 娘和小姑娘会要求我处理个人的问题。印度人会带我到庙宇去。在我要走 的过道上撤鲜花，并在我前额涂上一个彩点。那是表示尊敬贵宾。华人也 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庙宇去，在门前敲锣打鼓舞狮欢迎我。总理光临他们拜 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 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 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 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 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 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 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 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 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 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 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 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 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 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 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 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

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 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 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 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 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 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 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 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 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访问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过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谈，通过报纸和电视 的报道，很快就流传开来。人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尤其是店主和社区领 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许多店主原来就反对年轻的共产党 人，却不得不捐钱给他们，现在有机会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谁--支持我和政 府。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亲自送来花环和横幅，还把家中陈列橱 里的纪念品带来，缠上一条红丝带，外加一张红卡写上姓名住址，祝我好 运。我忘不了的一件礼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 帆船，用一块黑漆板托着，装在玻璃盒子里。这是主人最珍贵的艺术品。 他是个店主，50岁左右，两鬓灰白。他用福建话祝我幸福长寿。这件艺术 品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会客室里，是我珍爱的礼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对我充 满热情并接受我为领袖的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些小店主对我的信任，鼓舞 着我继续战斗。 访问的成功导致林有福在议院质问自治邦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能 回答说没滥用公款，因为接待和购买点心的开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这应 该归功于组织者，他们为能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 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 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 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 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 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 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 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

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 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 华当时是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 绘了她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 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 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爆开的鞭炮放在眼 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 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 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 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 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 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 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药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 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 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伦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 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我在屏幕上 的表现。我看过早些时候拍摄的一个节目，里面有我的镜头，对自己形象 凶巴巴感到吃惊。伯内特这回说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 些指点：总要盯住镜头，说话时绝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 定要前倾，后仰会使你显得懒散。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万别 造作。"我放心了。电视是在1963年2月引进新加坡的，它成了我们强有力 的武器，尤其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的技巧是群众大会的技巧，演说 者咆哮，做鬼脸，夸大姿势，目的是让人群后面的人看得到。用可变焦距 镜头拍下来，演说者显得丑陋和气势汹汹。他们没有伯内特提意见，给自 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当我在花大气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本区域却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1963 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马来西亚对抗，因 为马来亚让自己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几天后，菲律宾总统马 卡帕加尔也谴责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力量。10天后苏班德里奥告诉外 国通讯员，要是马来亚同印尼的敌对行动蔓延到婆罗洲三邦，可能会出 事，包括发生实际冲突。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公开表明全力支持马来西 亚，认为它是"该地区安全的最佳希望"。苏加诺却加强咄咄逼人的言论。5

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婆罗洲三邦，坚持应该先让它们独立，再度 谴责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对于这些抨击，东古的最初反应是召回驻雅加达大使，接着马来亚宣布立 即加强海陆空三军。随后远东英军总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够的兵员、 战舰和飞机，可以应付婆罗洲的任何紧急状态。局面越来越不祥。

第三十一章 要东古兑现诺言 合并的日子越来越近时，中华总商会催我同日本解决“血债”问题。总商会 的领导人希望在外交事务转到以马来人为主的中央政府手里之前，能把问 题解决。中央政府对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干的暴行，感受可不 会那么强烈，因为当年受害者几乎全部是华人。东京政府深知这一点，所 以故意拖延，问题迟迟不解决。 中华总商会也要求政府拨出土地，以便重新安葬蒙难者的遗骸，并为他们 立碑，永志纪念。我拨出莱佛士书院对面一块面积4.5万平方米的土地，作 为建立纪念碑的地点。但是我要求英国向日本提出血债问题，因为当时新 加坡的外交事务还是由英国掌管。1962年4月我在东京访问时，曾经向池田 首相提出这个问题。他同意“认真考虑采取适当的步骤进行赔偿，并安慰亡 魂”，却没有具体说明赔偿的办法。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打草惊蛇，但是问题却挥之不去。中华总商会决心把 问题提出来，以求解决。由于我计划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举行大选，因此 不得不赶紧提出总商会的要求，不论这样做对日本投资会产生怎样的后 果。8月5日，总商会要求日本赔偿5000万元，准备用在卫生和教育方面。 日本的反应是：建议为新加坡设立一个癌症放射治疗中心，为新加坡教育 机关提供实验设备；设立奖学金，让新加坡学生到日本深造。全部费用不 超过500到1000万元。 高德根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建议于8月25日（星期日）在政府大厦前 面的大草场举行群众大会，以便向新加坡人民“就日本政府没有诚意解决新 加坡的赔偿要求提出报告”。他知道如果向日本索偿纯粹是华人的问题，人 民行动党政府将会不高兴，所以说服马来商会、印度商会、欧度裔商会和 斯里兰卡人商会参加群众大会。我答应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大会举行之前 几天，杜进才同高德根商妥群众大会所要通过的决议草案。其中一项规 定，如果在索偿问题上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新加坡人民应该对 日本人展开不合作运动。新加坡政府则不再向日本国民发出任何新的入境 签证。 社阵和共产党人认为这是另一个机会，他们可以趁机显示他们的力量，并 且在“群众”面前羞辱我。总商会预料大草场容纳10万群众不成问题，可是 没法子防止一群群共产分子混入群众当中闹事。我同政治部官员和警方会 谈后，决定冒一次险。他们保证，如果共产分子引起骚乱或诉诸暴力，他 们将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镇压。我们把6000名警察和士兵（两支新加坡军团

的士兵）部署在大草场附近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社阵的侦察员肯定是 看得到他们的。我们也决定装置电力强大的聚光灯，随时准备照射开始闹 事的人，特别是前排的人群。他们一闹事，就会破坏大会的进行。当聚光 灯向他们照射时，摄影员和电视摄影师会立刻冲上前去，拍摄近距离照 片；警方事后便能够认出带头人的真面目。 当天晚上，强力的聚光灯分别安装在政府大厦楼顶和附近的制高点。起 初，为数10万余的群众秩序井然。他们当中许多瞪着横挂在棕榈树和政府 大厦柱子之间的布幕，上面描绘日日本兵对本地人严刑拷打的各种场面。 可是社阵和共产党闹事者却出现在会场前面和平台两边，任何骚乱的声音 都会通过扬声器放大声浪。我登上讲台的时候，他们发出一阵呸声和嘘 声．我开始演说时，带头嘲弄我的人便领着众人高呼口号，企图把我的声 音淹没。我忍住气，吁请他们给我继续讲话的机会，不要打断我的话。然 而吵闹声还是不断。我说了几分钟，让那些无赖的胡闹行为明显暴露之 后，便对一名便衣警官发出暗号。 突然之间，聚光灯亮了起来，对准那些最为喧嚷的群众。摄影员和电视摄 影师立刻冲上前去，把他们拍了下来。这项行动即刻收到很好的效果。这 一次，他们没有用手帕蒙着脸。他们知道有关官员会细心查看放大了的照 片，辨认他们的身份，如果继续吵闹，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嘲笑声和口 号声终于停止了。在这样的场合，他们闹事，我就得展示我的机智和斗 志，面对他们的威胁。我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准备为一 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奋斗到底。这样的社会是人民行动党自1954年成立以 来，我一直在谈论的目标。当晚在大草场的10万人以及随后收看电视的 人，都可以看出我一点也不慌张。我周围也没有武装保镖，我是准备面对 危险的。我从容不迫地用福建话提出我的论点。我会说福建话已成为一个 有利的条件，使社阵无法指责我背叛人民。他们承认我具有坚定的信念， 并为某种信仰而奋斗。要不然我尽可重操旧业，当律师赚钱。 群众大会成功举行后，我和同僚讨论如果马来西亚再一次延期成立，会有 怎样的风险。我们不希望社阵因为听说合并可能流产而又变得振奋起来。 他们可能决定采取直接的行动，希望苏加诺进行干预而把东古吓倒。因此 我们决定依照原定的计划，在8月31日那天举行新马合并群众大会，而且宣 布新加坡当天独立。 在这之前一天，我写信给桑迪斯，指出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同意延期到9月16 日合并，同吉隆坡的说法正好相反。我也提醒他，8月初立法议院接纳马来 西亚协定时，协定的内容包括东古在伦敦承认的各项要点，其中有些包含 在我和敦拉扎克的来往信件中，其他则写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由东古亲自

在信封上签名。这些条款还有待认可和履行。只有等到这些条款获得认可 和履行之后，我才会接受马来西亚成立的新日期。这期间，我打算在8月31 日宣布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之内独立。我要求桑迪斯把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 委托我们，好让新加坡政府在8月31日以前，能够同日本政府解决新加坡沦 陷时期它对新加坡人民欠下血债的赔偿问题。 我又说，最叫人心烦的是，马来亚方面竟然若无其事地把严肃的书面协议 以各种借口搁置一旁。这些协议是不能够单方面废弃的。如果我没有接到 桑迪斯明确的保证，即悬而未决的事项将在9月2日（星期一）之前获得解 决，以及新加坡将不会被迫加人马来西亚，我也打算辞职，以便寻求人民 的重新委托。到时有关协议将成为选民表明立场的重要课题，这就很难掩 盖新加坡不同意在9月16R加入马来西亚的事实了。 桑迪斯并未给我答复。 8月31日在政府大厦前面举行的一个庆祝仪式上，我单方面宣布新加坡独 立。事前英国人尝试劝阻我。桑迪斯没参加庆典；如果新马依照原定日期 实行合并，他就会出席。当时他乘坐马来亚海军舰艇“珍珠号”正在马来亚 海岸附近巡视，等待9月16日的到来。敦拉扎克也没出席。但是沙捞越已经 宣布事实上的独立，北婆罗洲则宣布成立沙巴州。因此我对群众说，既然 这两个地区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便获得A治，而且在过渡时期联邦还把权 力委托两地的总督，那么，联邦也应该把防务和外交权力付托给新加坡元 首，直到9月16tJ为止。在这期间，新加坡 元首将对中央政府负责。东古和他的同僚可能认为我唆使北婆罗洲二邦拒 绝接受他所表达的愿望，因为前个星期我在亚庇（前北婆罗洲首府，今称 哥打基纳巴卢，为沙巴州首府）会见了沙巴和沙捞越联盟的领导人。不 错，我促请他们在8月31日采取某种戏剧性的行动，避免独立日期再次延 后。 那天晚上薛尔克依照原有安排前来共进晚餐，他没有提出抗议。对于这件 事，我不做不着边际的解释，但是我决不允许成立马来西亚的势头软化， 特别是因为我决定在三天后宣布大选，提名定在9月12日。我宣布新加坡独 立，并行使联邦托管的权力，从而对东古施加压力，要他守约，以9月16日 为马来西亚成立的日期。对于这一点，东古大为不满。9月2口马来亚政府 向英国而不是向新加坡提出强烈的抗议。隔天我反驳说：“如果有谁要申诉 的话，应该向英国和新加坡提出，新加坡这个地方毕竟是由我们双方共同 管治的。”我又说，对于马来亚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是，它抱着天真的态 度，以为政权将置于一个结着红色丝带的银盘上，由穿着制服的英国皇族

移交给它。这种反抗性措辞也是东古所不满意的。但是作为新加坡领导人 的我，却认为很有必要这么说，以免被人家看成一个只会讨好东古的人。 东古的答复说我伤害了马来亚人民的感情。 9月4日我告诉薛尔克，如果我和东古前此同意的要点到提名日仍不受尊 重，我将以独立作为竞选纲领，而且立刻要求一些国家从9月16日起承认新 加坡。因为任何进一步的推诿，只能意味着有关的马来领袖们打算压服新 加坡。要是我让新加坡根据那种条件加人马来西亚，我将没有面目接受委 托。薛尔克报告说，我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傲慢。他在隔天所做的另一份报 告中补充说：我认为他现在正把危急的局势推到极限。他相信自己的地位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不是新加坡依照他的条件加人马来西亚，就是 他宣布新加坡独立，然后跟我们缔结他所喜欢的任何协约，因为他深信我 们无论如何不会放弃新加坡的军事基地。他相信自己利用独立的口号，加 上对马来人和对我们的尖锐批评，便能贏得大选。这也许是对的。他会说 我们正在谋求摧毁他辛辛苦苦替新加坡华人争取到的有利地位……我相信 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加人马来西亚的。因此我们应当力促马来人在一些尚待 解决的小问题上，不妨完全满足他的要求。”打出最后一张王牌 我接着公开宣布，我向桑迪斯提出以9月12日为最后期限，要他“清理有关 马来西亚协定中的某些问题”。我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要求把东古在伦 敦对我所做的承诺，写进宪法或是适当的文件中。英国人起初认真对待我 的威胁，但是杰弗里?托里在吉隆坡会见敦拉扎克和伊斯迈之后，于9月5日 提出报告说：“不论李采取什么行动，这两个人对于马来西亚的成立，都不 会心存任何疑虑。” 对于事情在最后一分钟可能出岔子，桑迪斯尤其感到气愤。同一天他以愤 怒的措辞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提出报告：“他知道自己的宣布，在法律上不 能生效；英国政府方面则不能容忍他尝试行使自称已经执掌的权力。另-方 面，他公然抗拒英国和马来亚的行动，无疑能帮助他加强自己在公众心目 中的形象，这也是他希望树立的形象。 “他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一旦他专心致志于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甘冒 经过谨慎预测的风险，那么不论是好是坏，他都会力求实现。因此，如果 我们公然羞辱他，我相信他会采取各种抗拒行动进行反击，结果我们可能 会很快地被迫中止宪制。 “如果在宪制中止时期我们把新加坡的主权移交 给马来西亚，全世界的人将会指责我们违背新加坡人民的意愿，把他们移 交给马来西亚去管辖。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冒着看起来显得软弱无力的风 险，我们也应当尽其所能避免这种情形发生，这才符合我们的利益。

“近几个星期以来，李扬言如果马来亚政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将举行大 选，并要求人民投信任票。如今他已照办了。新加坡议院宣告解散，提名 定在9月12日，投票日可能在10天之后（也就是在马来西亚成立日之后）。 “到目前为止，李不曾宣布他在竞选期间所要提出的课题。但是他扬言，除 非马来亚政府对马来西亚协定中的有关各点能满足他的要求，否则他将在9 月12日宣布新加坡独立，然后要求新加坡选民以他们的选票表示赞同。 “敦拉扎克向我保证，马来亚政府一心一意要成立马来西亚，不论出现什么 障碍都要使这个目标实现。我相信他代表多数部长讲话。但是东古本身态 度如何，我却没有充分的把握。正如我早些时候给你的一通电报所说，他 怀着很严重的恐惧心理，可能在最后一刻拒绝接管新加坡，虽然我认为他 未必会这样做……事情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显然将陷于最狼狈的困境。关 于这一点我现在不谈。 “由于存在这些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到9月16日之间，尽 可能避免跟李发生正面冲突。因此，我强烈促请马来亚政府对于李在马来 西亚宪法方面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做出让步。他所提出的大多数要求并非 不合理。这些要求是根据东古在伦敦对李许下的承诺提出的，措辞相当笼 统。不过，不可否认，李正设法把这些承诺解释得对自己非常有利。 “但是即使李所要求的各点都如愿以偿，我相信他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新的要 求。因此我预料我们还会遇到麻烦。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才是明智之 举。“我希望说服马来亚政府作出的让步，可能促使李默默加入马来西亚。 但是，他会不断进行吓唬、威逼和讹诈，直到最后一分钟，除非我误解他 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有必要留在这里。我希望这将使我能够： 一、防止马来亚政府对李采取挑衅或是过于不妥协的态度； 二、设法协助双方达成协议； 三、一旦东古动摇时，加强他的决心，以完成成立马来西亚的大业。如果 我在我的权力范围内，这几天不尽力使马来西亚不致成为泡影，以及避免 马来西亚计划落空产生的后果，那将是愚蠢的。 “因此，如果你赞同的话，我打算留在这个地区，直到9月16日稳妥地使新 加坡占了上风为止。如果这样，我可以多逗.留两天，以便参加马来西亚的 成立庆典。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另找一位内阁同僚前来参加庆典了。” 但是我无意破坏马来西亚计划。我参加过几次宪制会谈，对新加坡的法律

地位了如指掌。新加坡一旦加人马37d来西亚，不但军队和警察受吉隆坡的 控制，而且吉隆坡有权宣布新加坡处于紧急状态，通过颁布政令加以统 治。因此我要求在宪法或是官方文件中，尽量详细列出保障新加坡权益的 条文，越多越好，以免联邦政府一旦决定做蠢事时，新加坡会吃亏。 一个很难应付的人 英国人站在我一边。我通过他们对马来亚施加压力，果然有效。9月7日马 来亚总检察长和敦拉扎克对于有所争执的事项，都同意了新加坡的要求， 只有授权新加坡拘捕私会党歹徒一项例外。他们不希望把这一项列入宪 法，但以简单的授权书取代，我也心满意足了。9月11日我宣布新马之间歧 见已经消除。可以这么说，我利用殖民地宗主国的力量胁迫马来亚领导 人，这引起他们对我的仇视，也为未来的麻烦种下祸根。然而我单方面宣 布新加坡独立却是必要的，为的是警告英国人，如果东古不兑现他的诺 言，我可以使他们和东古处境同样艰难。我采用的方法虽然取得成功，却 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东古和敦拉扎克认定我是一个很难应付的人。从此以 后，他们跟我交往，总是抱着提防的心理。 提名日前夕访问过三个选区后，我在蒙巴顿选区结束了最后的访问演讲。 提名口早上七点回到家中，听到欧思礼路的邻居燃放鞭炮。他们知道眼前 是一场事关重大的艰苦战斗，为我喝彩打气。提名截止时间过后六小时， 政府宣布9月21日为投票日。换句话说，我们加人马来西亚五天后投票。如 果这一天马来西亚尚未成立，社阵又在大选中获胜，那么新加坡人、英国 人和马来亚人都会面对麻烦。我认为这将使东古别无选择，只好依照原定 计划在9月16日宣布马来西亚成立。我也希望大多数竞选活动在我们仍然控 制着警察和选举部门，以及在私会党党徒——包括林有福的主要支持者蔡 和安——尚被拘禁期间进行。 9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宣布：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显示，沙捞越和沙巴大多数 人愿意加人马来西亚。第二天印尼和菲律宾分别召回驻吉隆坡大使，并宣 布不承认马来西亚。9月16日——我的生日，也是马来西亚成立日——大批 群众集合在雅加达，有组织地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表示“民众的愤怒”。接着 两国政府依照惯例，发出抗议照会。 9月16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公开仪式。这一次桑迪斯和伊斯迈分别代表英国和 马来亚参加，他们跟我一齐站在政府大厦的石阶上。我宣布新加坡成为马 来西亚的一部分，并誓言新加坡人民效忠联邦政府。东古并不知道这一天 是我的40岁生日，如果他知道的话，很可能改期。我的生日是不可能成为 他的吉日的。第二天我飞到吉隆坡，参加在默迪卡运动场举行的官方仪

式。空气中弥漫着苏加诺的对抗威胁。东古手下所有部长都知道他很担心 苏加诺会采取行动。在前往默迪卡运动场途中，我遇到薛尔克。他身穿白 色礼服，以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的身份，做最后一次露面。他显得有点 紧张和心烦。但是我对英国人的决心感到鼓舞，我觉得他们具有坚强的决 心。不论苏加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深信英国人都会帮助马来西亚渡过难 关。 仪式结束后，我飞回新加坡，继续展开竞选活动，为期四天。人民行动党 派出候选人角逐所有51个选区的议席，社会主义阵线和人民统一党角逐46 个议席，新加坡联盟角逐42个议席，人民党3个议席，工人党3个议席；另 外有16名独立人士参加竞选。所有政党都按他们派出候选人的人数比例， 分配到在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时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本来相当宁静的 城市突然之间活跃起来，工作人员异常卖力地四处贴标语、挂布条和分发 小册子。对我们来说，人民行动党的竞选活动是我过去10个月来访问选区 的高潮。吴庆瑞说服选举委员会确信我应当成为竞选活动的中心人物。我 已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怀恨的对象，如果行动党团结在我周围，向人们显示 共产党无法把我摧毁，势必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只用同一张竞选招贴，那 是我在访问选区时所拍的一张照片：脖子上挂着巨大的印度花环，右手高 髙举起，满脸笑容，向群众挥手。 社阵则展示遭拘禁领袖的招贴，以煽动忠实支持者的情绪，并争取同情 票。其中林清祥虽然不是候选人，他的肖像却居于显著的地位。竞选活动 一开始，他们的支持者便倾全力争取选票。他们的地下组织和统一战线集 团也活跃起来，全力投入竞选活动。他们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对我展 开一连串的辱骂。他们对右翼反动分子也深表痛恨，这一点倒是新鲜。所 谓右翼反动分子，是指东古和封建的马来人。投票前四天，李绍祖医生重 申反对马来西亚，而且站到印尼人一边，跟东古作对。我们警告过选民， 投票支持社阵就是支持印尼，李绍祖医生那么做使这项警告显得更可信。 有一次在午餐时间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我预测我们在大选中获胜之 后，共产党人将转入地下寻求掩护。正如我所预料，这次大选变成社阵和 行动党的对垒。新加坡联盟已经同基层人民失去联系了。 不过，我在投票前夕所做的广播，却集中促请联盟退出竞选，使非共选票 的分散减至最低程度。这时候，马华公会知道他们无法取胜，宁可让社阵 进人议院，好让吉隆坡中止州宪法，实行直接的统治，全面接管新加坡 ——这是他们对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所想出来的一个简单又天真的解决办 法。新加坡政府控制的预算相当于中央的一半，它也控制着一个比吉隆坡 放送力更强的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如果新加坡落人马来亚共产党手里，由 于马共和印尼共产党有联系，势必给马来西亚带来大灾难。新马双方所同

意的宪制保障，只有在行动党执政的情况下才可行。摆在人们眼前的抉择 是很简单的。穆尔向伦敦提出报告说：“……目前很少独立观察员能够满怀 信心地预测人民行动党在议院中会贏得多数议席，那就是26席或以上…… 人民行动党的力量，似乎在于过去18个月内他们在新加坡建立的高度有效 和坚强无比的政府……人民行动党的弱点，主要在于他们在各个选区，尤 其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当中缺乏党组织。这些华裔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63%……但是今天下午，李和我通电话时却满怀信心。不过，他对东古昨 天（9月19日）到新加坡来介人竞选活动，却大为震怒。 “我个人的预测是，人民行动党还是会贏得多数席位。但是那些被我重视的 人所作的判断，却多数不太乐观，他们认为行动党所能获得的议席不会超 过20到24席。社阵获得多数议席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不过，即使社 阵在新加坡采取相当温和的政策，也很难希望中央政府会容忍他们执政一 个长时期。”东古亲自出席联盟的群众大会，并在会上讲话，是事态最严重 的发展。不管他个人的愿望是什么，巫统领导层和本地马来人的引力使他 迅速地介入新加坡的政治。而且几个月前，敦拉扎克曾经同薛尔克谈起有 没有可能“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取代李的替代政府”。这意味着巫统不打算让 新加坡州像双方先前同意那样，自己管理内部的事务。这样一来我们需要 尽早投入马来亚的政治，以便维护我们的利益。我本来希望把这场较量至 少推迟一届，如今看来已经不可能了。新加坡的大选在9月21日计票。这是 一个振奋人心的夜晚。许多选区的计票结果，胜败双方票数很接近。杜进 才博士以89票的多数票击败李绍祖医生，拉惹以不到200票的多数票得胜， 贝恩以159票之差输给社阵候选人巴尼。马绍尔因为遭共产党人遗弃，在安 顺选区失去按柜金。林清祥、方水双以及其他在樟宜监狱被拘留的人士所 抱的热切希望很快便宣告破灭了。他们整夜收听电台广播大选的结果。如 今事实很明显，人民行动党是打不垮的。社阵的群众大会虽然吸引大批群 众，可这并不反映他们真正获得人民的支持。我们贏得37席，社阵夺得13 席，王永元的人民统-党获得一席。对这个结果，社阵完全不敢相信；这是 他们当中一名要员事后承认的。 赛加化阿巴要“整”我 赛加化阿巴和整个巫统领导层担心，如果我们的胜利在马来亚重演，争取 到一些地区的马来人，他们本身的群众基础将面临威胁。赛加化阿巴的反 应很强烈。9月24曰前来新加坡途中，他在新山的集会上讲话，誓言只要我 一在马来西亚国会露面，便会“整”我。他说：“我们准备用言语和拳头，让 他上一堂民主课。”9月27H，巫统在芽笼士乃举行抗议大会，抗议新加坡 巫统在大选中吃败3761仗。东古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发言者都发表了激 烈和愤怒的演讲。美国总领事罗森向华盛顿提出的报告说：“赛加化阿巴以

强烈的种族主义论调讲话，猛烈攻击行动党……挑起群众的情绪。”他们在 髙声尖叫的群众面前，烧了我的模拟像。 东古希望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四角联盟控制新 加坡的美梦也宣告破灭了。他们派出的42名候选人无一中选。当初我不赞 成全面肃清共产党公开战线的领袖，证明是对的。要不然，这个四角联盟 可能赢得足够的议席，形成一股潜在的势力。然而东古所受的最沉重的打 击，是在三个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里，巫统候选人也被人民行动党击败。 他就是为了这三个选区，在大选前夕特地到新加坡来给巫统候选人打气 的。南部岛屿、甘榜景万岸和芽笼上乃的马来人，面对力量薄弱的联盟、 势力强大的社阵和信誉卓著的行动党，宁可投票支持行动党。其实我们派 出的马来候选人，实力都很强大，其中以耶谷最突出。选举的结果在巫统 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我们一直到1964年4月马来西亚举行大选之 后，才知道巫统把这次行动党意想不到的胜利看成是不祥的预兆。难怪他 们随后采取的反击行动是多么恶毒。 全部选区的选举结果揭晓时，已过午夜。我通过电台和电视总结了四年半 以来的剧烈斗争和忧虑。“今早我们终于看到共产党人原形毕露了，他们的 群众其实是神话。”他们的欢呼声、他们的口号，还有那贴满大街小巷的标 语，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给人一种人数众多、战无不胜的印象。但是这 一切的-切“都被大家揭穿了”。大选第二天，即9月22日，穆尔向伦敦提出 报告说： “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也是到目前为止李光耀的生涯中最光辉的成就，比 1959年大选的胜利更具有决定性。因为当年他是在共产党支持下取得胜利 的，而这一次他公开同共产党人决战，并彻底地击败他们…… “我们经常说，在新加坡，李光耀是唯一能够治理这个城市的人。马来西亚 政府若不跟他打交道，就得把他监禁起来。就目前的情形来说，监禁是难 以想象的事。我们希望双方摆出够温和的态度，以便建立足以成事的伙伴 关系。今早李打电话给我，我借这个机会向他强调千万不要对联盟的失败 显得过分得意，不妨把精力集中在同吉隆坡改善关系上。过去他在这方面 犯了许多错误。现在全靠他做出真正的努力，以便同吉隆坡建立新的关 系。” 有三个人在这场击败共产分子的公开战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拉惹表现出 众，他始终士气如虹。1961年年中社阵对我们发动攻击之后，一切看来都 很暗淡，我们陷入失望的深渊，拉惹却像一头狮子一样咆哮。在社阵漫骂 行动党是出卖人民的叛徒和变节者的时候，拉惹便用尖刻的言辞加以驳斥

并揭穿对方的真面目。他的坚定意志鼓舞了每一个人。他深信我们做得 对，一定要斗争下去。我们能胜利，也会胜利。 第二位是王邦文。他生性羞涩，沉默寡言，说话温和，为人可靠，特别是 他对党总部和支部里哪些是忠诚的党员，看得很准。他把忠实的党员团结 在一起，并保持高昂的情绪。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受华文教育的工作人 员。他们构成选举组织的核心，连同社区基层领袖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以取代行动党发生分裂时遭社阵支持者破坏的力量。 然而我最重要的幕后英雄是吴庆瑞。他具有活泼、清晰的头脑，动起笔来 犀利无比。他极力主张不论胜败，我们都要战斗下去。他帮助我改进击败 共产党人的策略。每当共产党人采取一个聪明的步骤时，我们便一同拟定 对策。在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往后21年，直到他在1984年卸任 副总理期间，他始终是我在内阁里的心腹。他对事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而且往往从反面来看某项建议，使它的缺点暴露出来，然后帮我加以修 改。他是我身边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勇猛的战士。当然我还有 其他几位忠实的同僚，但是上述三人最突出。

第三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3年的选举过后几天，一名印尼破坏分子在加东公园附近的南部海岸72 小时内引爆了两颗炸弹。印尼的对抗如今已成为现实。但在另一方面，却 出现了证明更加不祥的预兆。大选过后第二天，东古对一向支持巫统的新 加坡马来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表示震惊。他说我想在巫统党员当中一定 有几个叛徒，他们促使这里的马来人改变支持的对象。”9月27日他南来参 加新加坡巫统主持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再度批评“某些马来人”（就是亲行 动党的马来人）在大选中“背叛巫统”。接着他说，新加坡政府不再操在李 先生或行动党手里，而是操在吉隆坡中央政府手里。东古是在赛加化阿巴 陪同下到新加坡来的。赛加化阿巴要确保那些受误导而投票支持我们的马 来人浪子回头，重新投人巫统的怀抱。他演讲时告诫我，人民只能被哄骗 一次。而且誓言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将会收拾新加坡。于是本地的巫统领 袖又开始发表横蛮无理的言论，以为他们成为当今的主人了。 当时我对这种情形不太在意，以为这不过是他们在大选过后，设法鼓舞马 来人的士气。我不了解马来人演讲的精微之处，直到九个月后我才领会它 的真正含义。我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发起仇视新加坡运动的前奏曲，它终 于在1964年7月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引发了巫华暴乱。 这期间，我还是强调巫统和行动党必须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马来亚共 产党和他的统一战线支持者，以及苏加诺统治下备受共产党影响的印尼。 我不知道东古的副手，像赛加化阿巴那样，想法却不一样。他们深信英国 人会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印尼人的侵害。对他们来说，对付内部敌人人 民行动党比对付印尼人更为重要。除非及时予以制止，否则行动党将会着 手争取马来亚甘榜里的马来人。 9月29日我在政府大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明白在未来20年里，马来西亚 的首相一定要由马来人担任。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土著）占43%，华人 占41%，印度人占10%，其他种族占6%。我们并非一心一意要夺取吉隆坡 的政权。我们希望同吉隆坡合作，为马来西亚的共同利益奋斗。”但是对我 以轻蔑的语气提到马华公会的领袖许启谟和陈修信，东古表示不满。隔天 他做出反应，声称马华公会虽然代表华族社群，但是他们不曾忽视国家的 利益，他们有能力同时照顾两方面的利益，对联盟在历届大选中的胜利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必须站在一起，互相扶 持。这番话表示他不愿意放弃他的联盟伙伴。事隔将近一年之后，我才明 白如果行动党要加人联盟，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我必须接受马华公会所 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像马华公会一样，说服华人为国家的利益进行合作，

以便促进巫统的纲领，而巫统的纲领是以协助马来人为根本的。 杰弗里?托里在1963年10月5日提交桑迪斯的一份报告中，简明地总结了他 对新联邦政治趋向所做的评估： “然而长远来说，联盟的地位当然不是不会动摇的。在最近新加坡举行的选 举中，李光耀先生显示他有能力团结新加坡所有的非共人士，包括马来人 不满情绪压抑太久，又如果由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因素，联盟中华族成员的 力量进一步削弱，那么以马来亚西岸为基地的一个严肃的华人反对派，在 马来西亚其他反对党的协助下，可能开始发展势力。马来人一旦对此感到 惊慌，必定会不顾宪法的禁止，群起捍卫他们的地位。即使必须付出沉重 的代价，导致现有相当开明温和的议会民I主被某种更为封闭的指导式民主 取代，他们也在所不惜。” 杰弗里?托里果然有先见之明，他或多或少预测到了1965年所要发生的事 情。原来这一年，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的召开，把所有反对党紧 紧地团结在一起。 10月初，我和芝驱车到金马仑高原，度假两星期。髙原上的空气和与世隔 绝的环境，使我有时间思考我们在新体制下的地位。在这半个月里，我打 高尔夫球，往往是单独一个人打的。我和芝在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走来走 去，半袋的球棒由一个原住民男童背着。我一面走一面考虑急须处理的问 题。我们面对印尼的威胁，但我们总算暂时把共产分子遏制下来了。他们 感到茫然，不敢抛头露面，暗中却在估童本身在无法控制的新形势下所处 的脆弱地位。他们知道吉隆坡一心一意要把他们扑灭。 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跟一个公然维护马来人利益的中央政府调整关系。关 于这一点，只有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得到足够的空间，我们才有能力 办到。不过，五天前我在吉隆坡会见东古时，却使他的心情好起来。尽管 发生种种事件，有些问题似乎在和睦的气氛中解决了。他谈起要关闭新加 坡中国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的事，但又说，他还没做出明确的决定，希望 日后再行讨论。于是我告诉报界，只要这两家银行的要职不是由中国或印 尼的高级官员担任，东古答应让它们继续营业。 我在10月14日回到新加坡之后会见穆尔。我告诉他，我向东古建议委派一 名马来人，作为新加坡出席联邦国会的两位上议员之一。东古感到满意， 建议由新加坡的巫统领袖阿末?哈芝塔夫担任。我同意。另一位上议员将由 高德根出任。东古再次要我们关闭雅加达的新加坡贸易公署。虽然我对东 古的建议不热心，我们却还是把贸易专员召回了，留下一名低级官员负责

公署的事务。穆尔本人很担心我们在新加坡同印尼进行秘密的会谈，谋使 印尼解除它所宣布的贸易禁令。我请他放心。秘密会谈的确举行过，但只 是由我们的商人同印尼官员私下进行。印尼官员并没有同新加坡政府官员 进行过任何会谈。 我告诉穆尔，对于同伊斯迈医生一起处理问题的做法，我感到很满意。吉 隆坡在新加坡采取的保安行动进行384得很好。有关他们准备逮捕新加坡职 工会联合总会领导人的计划，伊斯迈曾经打电话告诉我，并要求我确认这 项行动会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我向他保证我们支持他们的行动。当时 我们之间常有书信来往，这使我能大略了解内部安全的情况。我也继续在 每个星期六上午同警方和政治部人员举行例常会议。 这期间局势相对平静，但却是暴风雨来临前夕的平静。新的立法议员在10 月22日宣誓就职。议院通过的第-一项法案是有关推选议员参加吉隆坡下议 院会议的课题。我们选出12名行动党议员和三名社阵议员作为出席联邦国 会的代表，用口头表决通过。1丨月3日我动身前往吉隆坡参加国会的开幕 会议时，形容行动党议员在联邦国会里“扮演的是‘中立议员’的角色，也就 是友好、忠诚的反对党兼批评者，不是像社阵或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那样 具有破坏性和不忠不诚”。在吉隆坡我和东古见解一致，认为我们应当接待 马来西亚最髙元首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最高元首驾临，我们将用盛大 的仪式热烈欢迎。东古深信王族有它神秘的一面。这期间，我们着手采取 长远的解决办法，以消除受华文教育者对升学问题所怀有的不满情绪。我 请新加坡大学校长做出某种安排，让那些考获华文高级学校文凭的学生， 按照我们早些时候订下的计划，先接受六到九个月的英文训练。校长是医 科出身的史里尼哇山博士，人很聪明，政治见识却很有限。他认为这么做 侵犯大学自治并威胁学术自由。我告诉他不要傻，我们越早消除华校生的 不满情绪越好。我指示他草拟计划，吸收华文源流的学生和聘请更多的学 术人员。他拒绝照办而辞职。 于是，那些糊涂的新大学生同我会面提出抗议。90分钟后，我使他们心服 口服。他们承认出于无知和愚蠢，才会反对那些对他们的生存关系重大、 对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不可或缺的措施。他们对我的激烈反应感到吃 惊。学生会代表终于同意发表一份由我起草的联合声明，宣称髙等学府既 然肩负维护一个宽容社会的自由价值观的使命，就必须应付新加坡面对的 挑战。 我个人在联邦首都的日子却不是完全快乐的。东古过于忙碌，使我无法同 他就双边关系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商谈。这期间又发生双方失和的事情了。 赛加化阿巴近乎露骨地攻击我。马来文报则大骂阿历佐西在他撰写的一篇

文章里把我当作马来西亚400万华人的领袖。这件事尤其冒犯了他们。敦拉 扎克也指责我把行动党议员形容为中立议员，他想知道我们如何扮演既友 好又敢于批评的角色。 由于敦拉扎克反对我把行动党议员当成中立议员，我问东古行动党议员应 该坐在同会哪一边。他建议12名行动党议员当中有的坐在政府议席这一 边，有的则坐在反对党那一边。我们的处境很尴尬。我回到新加坡之后， 把我们同东古和巫统的最新关系的发展告诉穆尔。我说，这种关系总得在 未来三两年内举行的联邦大选中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到时，东古将需要 决定放弃马华公会跟行动党合作，或是为了控制马来亚的市镇而同行动党 对抗。 我们并没有忘记乡村地区的居民。12月21日联邦下议院辩论陈修信提出的 财政预算案时，我第一次发言。我批评这个预算案对马来西亚的问题缺乏 全面的了解。预算案对集中在市镇的大商行好处很多，但对市镇以外的穷 苦人家却毫无利益可言。我强调有必要把繁荣的景象带到乡村地区，在乡 村地区居住的大多数是马来农民。在这之前，马来亚的反对党领袖不曾谈 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把费边主义思想应用在马来西亚的问题上，并相信 这是解决问题之道。 穆尔向伦敦提出报告说，吴庆瑞过去认为行动党在马来亚的前景难以预 料，现在却深信行动党能在大约一年之内把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和马华公 会打垮。由于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部分领土，穆尔的报告是通过吉隆坡 的英国最高专员向伦敦提出。新的最高专员是安东尼?赫德子爵。他接替杰 弗里?托里的职位。 赫德的脾气完全不同。他在英国政坛是个重量级人物。他出身英国桑赫斯 特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获颁武功十字章。1945年进人 下议院时，是一名准将。英法联军侵犯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艾登内阁 的国防部长，侵犯行动失败后，辞去部长的职位。后来他受封子爵，晋升 上议院。他的妻子多萝西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完全不遵守外交礼仪，却对 政治公开表示兴趣。赫德曾经在尼日利亚担任英国最高专员三年，这期间 多萝西深深爱上非洲的鸟儿。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一些最可爱的珍禽如金冠 鹤，在吉隆坡赫德“卡科萨”官邸的场地和客厅里自由地走来走去，并随时 把屎拉在用花布罩着的美丽椅垫上。夫妇俩眼睛眨也不眨，随手拿张纸把 鸟屎抹掉，然后继续谈话。我喜欢他，我们相处得很好。每一次我到吉隆 坡，总会邀请他和他那位行为怪异的夫人共进午餐或晚餐。 赫德很了解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盛衰荣枯，他也是个深谋远虑的人。虽

然英国人坚决抗击苏加诺对婆罗洲的不断侵犯，但是他告诉我说，英国人 和马来西亚人采取行动时必须留条后路，这样对抗一结束，我们便能够同 印尼人和平相处。如果我们把他们踩在地上，徒然使未来的关系更加难处 理而已。在整个对抗期间，英国人都很能克制，这倒使双方后来比较容易 言归于好。果然在1965年苏加诺下台后，掌握大权的苏哈托将军便派遣密 使同吉隆坡和新加坡进行接触，这使我们开始对印尼恢复信心。赫德充满 智慧，并具有难得的优点，能够从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他也了 解东古和马来社会的等级结构。这跟他在尼日利亚北部所见的情形颇为相 似。 英国首相决定派遣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到吉隆坡，而不是派个像托里那样 的职业外交官，是值得庆幸的。否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历史将大不相 同。赫德充分利用了他的各种经验以及在尼日利亚的见识。他深知一个地 方从殖民地发展到自治和立国，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在1965年8月 之前的两年中，我同他有过许多来往。他的评估和他向伦敦提出的报告， 使东古和他手下的过激分子跟我和我的同僚一方的争执产生极其不同的结 果。过激分子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完全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我们新加 坡人，尤其是那些在马来亚出生，或是对马来亚怀着深厚感情的人，如杜 进才、王邦文和拉惹勒南等，则决心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人的马 来西亚。双方争执的症结就在这里。 赫德对非洲和共和联邦的非洲国家领袖深具好感。他相信马来西亚这个新 兴国家派出一个由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到非洲进行访问，将能争取到非洲国 家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论坛上对马来西亚表示同情。我说东古相信非洲人 生性迟钝，他听了纵声大笑。他遇到过的非洲人比东古更加精明能干，其 中不少还考获牛津大学的一等学位。他觉察到我是一个生性好动充满干劲 的人，恨不得采取某种行动，以对抗苏加诺的宣传攻势。他建议我征求东 古同意，由我出访非洲，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他认为这样做对心理阵线 会有好处；至于军事阵线，就由英国人负责据守吧。他也预见到非洲之行 将能让我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这样一来，万一事态发展到东古要把我关 起来时，他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于是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东古，他一口答应，真叫我感到意外。这期间，印 尼的对抗已经转向沉寂。马来西亚群众的激奋、热忱在吉隆坡印尼大使馆 外引发的第一次示威行动早已平静下来。由于马来西亚是个很新的概念， 东古便到马来西亚各地发表演说，以激起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本人则对英国人应付印尼对抗的能力充满信心，却一时不知道美国政府 若采取相反的立场，英国人积极抵御印尼对抗的政策将无法持续下去。原

来报纸曾经报道，9月17日美国代表在吉隆坡参加马来西亚的成立庆祝会， 祝酒时表示美国对马印争端不打算站在任何一方。当时我没特别留意他的 话。然而英国档案馆所保留的这个时期的外交文件，却对美国人模棱两可 的态度表示深切的关注。 英国人一定对美国下了不少工夫，才促使肯尼迪政府至少中止对印尼提供 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同时在1963年11月禁止运送武器（洛克希德出产的 零件）给印尼。可是1月16日罗伯特?肯尼迪却到东京会见苏加诺。他向苏 加诺传达了白宫对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看法，而且表示这个争端应当由亚 洲国家自己去解决，外人不应该插手。他又说：“友谊的纽带把我们和印尼 联系在一起。”两人这次的会面却没看到有什么结果。英国人为了显示他们 的全面承诺和决心，在12月间宣布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一同保卫马 来西亚，使它免受印尼的军事侵犯。为了清楚地表明英国人的意向，安东 尼?赫德动身回伦敦述职时说，如果肯尼迪无法说服苏加诺取消对抗，英国 将增加对马来西亚的援助。 肯尼迪接着到吉隆坡会见东古，然后飞往雅加达跟苏加诺第二次会面。他 的座机在新加坡机场停留添油时，穆尔在机场同他会谈了一个小时，设法 使他相信苏加诺越来越受印尼共产党支配。如果我们安抚苏加诺，将对印 共有利。这些话有助于改变肯尼迪的主意。他见过苏加诺之后便飞往伦 敦，并于1月26日会见当时的英国外相巴特勒。两人会晤后，巴特勒遂能宣 称英国将不惜为保卫马来西亚而战，必要时将寻求美国的支持。当时的副 外相卡林顿勋爵在英国上议院又重复了这句话。 这期间，东古受到英国的激励，终于不再对印尼抱着动摇不定的态度了。 苏加诺在12月3日发表演说，声称联合国派往北婆罗洲调查民意的代表团没 依照民主程序展开调查工作。他许下诺言，如果联合国派出的第二个代表 团的调查结果显示北婆罗洲人民希望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他将欢 迎马来西亚的成立。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言人反对苏加诺的要求，但是很明 显地反对者就是东古本人。几天后，一颗大炸弹在新加坡郊外的中产阶级 住宅区——信i新村爆炸，炸毁一辆汽车，炸死两个人。这是新加坡在印尼 对抗声中第一批罹难者。我们准备面对更多的麻烦。12月18日东古揭露印 尼的一项阴谋，他们准备炸毁巴西班让电力厂、新加坡和柔佛之间的大水 管以及其他重要设施。与此同时，我揭露印尼一名海军参赞曾经训练来自 新加坡的破坏分子，印尼人也设立假商店来掩饰偷运武器人境的勾当。 信立新村发生爆炸案那一天，我们在立法议院宣布推行一个计划，准备在 未来五年内实现各种目标，包括迅速增加职业学校的数目，为工业化措施 提供工人，同时兴建6万个单位的组屋。社阵无法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社

阵议员因为公开支持印尼对抗而处境尴尬。苏加诺越不分青红皂白地加紧 引爆炸弹，新加坡人民就越把社阵和印尼恐怖主义扯在一起。社阵和共产 党已经在说华语或方言的基层当中失去信誉。

第三十三章 迢迢非洲行 1964年1月3日赛加化阿巴在国会发言，反对由我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访问 非洲。“他不会使非洲人认识马来西亚，反倒会使非洲国家认识他”，赛加 化阿巴这么说，而且提议由联邦的一一名内阁部长率领这个代表团。东古 回答说，是我请求他答应由我向非洲的朋友们解释马来西亚成立的原因， 他也认为由联邦新成员的代表亲自告诉非洲国家，他们是自愿加入马来西 亚的，总是比较好。如果政府对代表团的访问结果不满意，可以另派一个 代表团，到时他将让赛加化阿巴参加代表团。但是东古也同时严词指责我 回信给周恩来，虽然我是在新马合并之前给周恩来复信的，仍万万不该这 么做。东古的为人和有失磊落的作风，由此充分表现出来。我现在才明白 马来西亚是不能接受这种行为的。联邦并不打算同任何共产国家来往，尤 其是不跟中国打交道。 访问非洲的代表团于1月底乘搭一架四引擎涡轮螺旋桨包机，从新加坡出 发。因为是包机，我们在机上便有自由走动的空间。同行有沙捞越首席部 长加隆宁甘和他的副手黄金明、沙巴首席部长哈里斯?沙烈和他的一名国会 议员。新加坡代表是蒂凡那和我的政务次长拉欣伊萨。我要每一个种族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达雅克人和卡达山人，都有代表参加访问 团。外交部两名高级官员以秘书身分随行。此外，还有一批马来西亚记者 随团采访。我们计划在大约35天内访问十七八个国家。我们先在开罗和亚 历山大停留，一面安排访问的行程。事情可不简单。马来西亚在黑人聚居 的非洲地区还没有一个代表，所以信息的传达很慢，而且还要绕个大圈 子。如果是属于共和联邦的非洲国家，就通过它们驻伦敦的外交使节团做 出安排；不属于共和联邦的国家，则通过它们驻开罗的大使馆或是驻联合 国的代表团进行部署，有时还得劳动英国外交部从旁协助。这有个坏处， 它使马来西亚看来像个受英国保护的国家，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余地。如 果有关国家亲西方，就没有问题。只有一个国家——利比亚拒绝接待我 们。 开罗方面的安排进行得很顺利。自从我在1962年4月会见纳塞尔以来，他对 马来西亚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印尼的安塔拉通讯社曾经报道说，马来西 亚驻开罗大使受到纳塞尔总统的冷遇，纳塞尔拒绝接受他所提呈的国书。 埃及外交部长马目?法齐说，安塔拉社的说法完全不正确。这个通讯社也说 埃及同情印尼。（印尼召回它的驻吉隆坡大使时，很狡猾地请埃及大使馆 代为照顾印尼人在马来西亚的利益。）法齐指出，这话是“毫无根据的”。 印尼两次撒谎被拆穿，连续蒙受打击。法齐7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世故

很深的人。他向我解释T苏加诺为什么反对马来西亚，想得到的又是什 么。原来苏加诺需要找个问题，使印尼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外野心上。如 果他把马来西亚搞垮，沙巴和沙捞越迟早会被并人南部的印尼属婆罗洲。 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纳塞尔的态度很热情友好。会谈结束后，他设晚宴 招待全体团员。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他表示接受邀请，将访问马来 西亚。我是以东古私人代表的身份向他发出邀请的。换句话说，埃及承认 马来西亚，不认为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相信是纳塞尔或法齐在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那里为我们美言几句，几天之内我便能安排跟他见 面。 我的下一站是突尼斯。突尼斯总统哈比?布尔吉巴是一个非常法国化的阿拉 伯人，想不到却采取强烈的反殖路线。问题是由于东古个性温和、说话中 庸，以致被看成类似典型的非洲部落酋长，山殖民地宗主国哺育后给予独 立。过去的殖民地统治者就是通过他们来继续保留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的。但是布尔吉巴接受我的论点，认为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和一万军人的 马来西亚，在面对一个拥有一亿人口和40万大军的国家对它采取敌对行动 时，有权利要求英国给予援助?我跟每一位对马来西亚同英国建立防务联系 表示保留态度的非洲国家领袖会面时，都重复这个论点，果然取得良好的 效果。 我们从突尼斯t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这里情形就不一样。摩洛哥国王不想 接见我们。虽然他的首相接见我们，却对我们的问题不大感兴趣，结果会 谈显得没什么意义。不过，他并不反对马来西亚。摩洛哥毕竟是个亲西方 国家，所以他们支持苏加诺的危险性并不存在。 接着我们飞到阿尔及尔。1962年7月，我在参加伦敦会议后返新途中，访问 过阿尔及尔。当时阿尔及利亚刚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虽然那次我从巴黎 飞抵阿尔及尔时已经很晚，本贝拉却还在晚上11点设晚宴招待我。这一次 也许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告诉他，东古不是一个反殖革命分子。但他知道我 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对我很友善。在沙巴的哈里斯?沙烈和沙捞越的黄 金明协助下，我终于使他相信，我们有权利为了避免被印尼并吞而跟马来 亚人同生死、共存亡。我们和马来亚人一样过去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后来 我和黄金明同本贝拉临时举行第二次会谈。他希望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能 够重新建立和平的关系，并且表示阿尔及利亚愿意支持任何努力，把马来 西亚和印尼拉在一起，让双方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这一次会谈 结果产生了一份公报，由阿尔及利亚方面起草，内容不但没有反映他们在 联合国会员国资格鉴定委员会中对马来西亚所表示的保留态度，而且还认 为这次马来西亚代表团到访，是两国增进了解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好预兆。

我访问的下一站是马里首都巴马科。马里是个干旱国家，它的疆域大部分 是沙漠。我发觉廷巴克图不是虚构的名称，而是真正的地名，觉得很有 趣。在机场我受到法国式的欢迎。首先是检阅仪仗队；接着一名身材苗 条、肤色黝黑，看来是阿拉伯和非洲混血的少女，身穿西方服装，手拿一 束花走到我跟前，先吻我的两颊，然后把花束献给我。马里总统穆迪波?凯 达身穿阿拉伯长袍，在新近落成的总统府接见我们。这座总统府的房间天 花板很高，布置美观，而且都有冷气设备。总统府发出的一份官方公报 说，凯达重申马里遵守不结盟的原则，完全反对外国军事基地的设立；但 是它补充说，这些原则也要求各国尊重他国的主权。公报继而提到马里总 统受邀到马来西亚进行官式访问，总统已接受邀请。像阿尔及利亚的本贝 拉一样，凯达总统也表示马里将撤销对马来西亚所持的保留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摩洛哥和马里。当我向南飞时，一路上可以看到阿拉伯 人和非洲人如何会合，然后在撒哈拉沙漠南部混杂而居；所以这一带的非 洲人不少改信伊斯兰教。黑人聚居的非洲地区在种族方面是一个完全不同 的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 利比里亚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国家。我们在黄昏前抵达它的首都蒙罗维 亚。经历过巴马科的干燥沙漠气候，我们觉得蒙罗维亚的空气既炎热又潮 湿，跟新加坡颇为相似。然而利比里亚是一个以美国为榜样，却模仿得很 差 劲的国家。一支美国式的仪仗队在机场整好队，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军 队，根本谈不上什么威武。一名身材高大、口操美国腔英语的非洲人在机 场迎接我。他介绍自己是利比里亚的国务卿。利比里亚的典章制度多数模 仿美国，名称也一样，但是它和美国相似的地方，也仅限于此。在我检阅 仪仗队的时候，机场鸣放18响礼炮，但是炮声没引起回荡，而是像马来亚 和新加坡的儿童在游戏中，把电石装入竹筒点火燃放时发出的声音。 我们在贵宾室里等待飞机卸下行李时，国务卿说我们将直接到总统杜伯曼 的农庄，总统在那里等候，准备设晚宴招待我们。我问国务卿，从机场到 总统的农庄有多远，他说乘汽车两小时可以到达。我吓了一跳。我们飞了 三个小时才抵达，正需要洗个澡恢复精神。但是无可奈何，我们只好去 了。在我们前头有七个警卫，骑着装有两个哈利?戴维森牌巨型排气机的军 用摩托车开路。一路上，警卫长和坐在我们所乘的凯德利牌汽车前座的随 从武官，通过步话机唠唠叨叨地聊个不停。当其中一辆摩托车滑入路旁沟 渠时，国务卿根本不当一回事。在三个小时(不是两小时）的行程中，又有 两辆摩托车滑倒在公路旁，出事警卫究竟受了重伤还是轻伤，谁也不管。 我决定不问了。因为从国务卿和随从武官的反应看来，警卫骑摩托车出

事，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一抵达，便被引进农庄准备拍照。在我坚 持下，我才有几分钟的时间梳洗一番。晚宴开始时，杜伯曼总统先滔滔不 绝地发表长篇演讲。最后是上菜的时候了。他用一把小槌敲打桌子，说 道：“副总统先生，请作感恩祷告。”于是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副总统，感谢 主赐予随后上桌的食物。宴会一直举行到午夜，我们才离开农庄，再经过 漫长的路途，到蒙罗维亚的宾馆休息。 我觉得疲惫不堪，连忙从旅行袋里取出睡衣裤，到浴室洗澡。天晓得，我 发觉洗脸盆装满水，盆底有铁锈色的沉淀物。我禁不住咒骂一声，把塞子 拉开。但是尽管很疲倦，我知道自己做了件蠢事，赶紧把塞子塞回去。果 然，水管里没有水。我只好靠这盆有铁锈沉淀的水，尽量把旅途中聚积的 油脂和尘土洗掉。我设法找一瓶苏打水来刷牙，却什么也找不到，只好用 一瓶“发达”牌汽水充数。汽水是甜的，但我觉得总比完全不刷牙来得好， 希望牙膏对糖分能起抵消作用。我终于上床休息。然而经过一整天的紧张 兴奋，我却没有睡意。我随手拿起放在床边的一本小册子，发现它的内容 对杜伯曼总统极尽赞美之能事，把他誉为非洲的明星、利比里亚的救星。 我把小册子折起来，准备拿回家当纪念品，并警惕自己切勿向宾客自我宣 扬。 由于杜伯曼亲美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不需要在利比里亚发表联合声明。 他支持马来西亚，并接受东古的邀请，将访问联邦。隔天，我们在蒙罗维 亚四处溜达，映人眼帘的是规模庞大的总统府和总统府周围可怕的贫民 窟。离开这个地方我感到高兴。 访问过蒙罗维亚之后，我们来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几内亚是非洲说法 语国家当中最反法国的一个。当儿内亚投票决定退出法兰西共同体时，法 国总统戴高乐很不高兴。在科纳克里的时候，几内亚人告诉我们，法国人 在交出几内亚政权之前，把电话机和配件全部拆掉。但是，即使法国人把 所有东西完好无损地留下，塞古?杜尔总统根据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采取的 中央集权政策，迟早会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不过，在1964年，这种影响 的破坏性还未显露出来。我们的代表团下榻于滨海的贵宾别墅。它的样子 很像部族酋长所住的大型非洲茅屋，是用砖块和灰泥建成的。 塞古.杜尔是搞职工运动出身的，人很聪明。他花费许多时间，通过一名翻 译员畅谈社会主义。他也送给我儿卷他撰写的著作，题目叫《几内亚的社 会主义》。众所周知，他反对帝国主义者通过支持那些赞同法国政策的黑 人领袖来干涉前殖民地的内政。虽然他对马来西亚所知甚少，我却能够使 他了解一个小国受到邻近大国威胁时，为生存起见需要英国军队协助的道 理。不论他起初对马来西亚看法如何，经我解释后，他倒是变得较为宽容

和较少偏见了。他能够看出我、黄金明和哈里斯?沙烈并不是殖民地的傀 儡。他谦恭有礼地接见我们，设官方午餐会招待我们，而且没谴责马来西 亚。 我们接着访问科待迪瓦共和国首都阿比让。阿比让和科纳克里完全不相 同。总统乌弗埃一博瓦尼是个黑皮肤的法国人，曾经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担 任部长。他举止优雅，衣着讲究。他在一座富丽堂皇的总统府里接见我 们。这座总统府建在一个山坡上，异常引人注目。我们享受到精选的法国 佳肴。香葷是当天从巴黎空运来的，加上一流的葡萄酒。但是乌弗埃一博 瓦尼身为非洲人是毋庸置疑的。他有两个妻子，年轻漂亮，还是姐妹，两 人都出席宴会。对于我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花费口舌进行说服。他说有 些非洲国家领袖走其他路线，后来变成反殖、亲共或信奉社会主义，他们 迟早会有苦头吃的。我对他的现实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边有一位法 国籍的首席顾问，我遇见过的部长也有。这些法国人在一旁作笔记，看来 工作效率颇髙。总统毫不犹豫地接受东古的邀请，准备择日访问吉隆坡。 当时科特迪瓦共和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代表着非洲集团的利 益，所以它站在马来西亚这—边，作用很大。 接下来我们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在机场欢迎我的有阿尔及利亚、科特迪 瓦共和国和埃及的大使。阿尔及利亚大使的出现，证实这个国家如今已经 同我们站在一起了。在我收集邮票的年代里，加纳名叫黄金海岸。它于 1957年独立，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它的领导人恩克鲁玛是个伟 大的泛非主义者。他给他人立下榜样，娶了埃及女郎为妻。当地报纸称呼 他为Osagyefo，意思是时代先锋，或是启蒙导师。他具有反殖的记录，能 保有这个美名。我抵达的那一天，阿克拉的《新闻晚报》说目前的马来西 亚联邦具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它把马来西亚同已解散的中非联邦和亚丁 的并人南阿拉伯联邦相比。 星期天我在建于18世纪的克里斯琴堡城堡会见恩克鲁玛。这座城堡是早年 丹麦的一个奴隶贸易站，而今成为加纳政府的办公所在。走近恩克鲁玛的 私人办公室时，我穿过排列在红地毯两旁的油灯，灯芯浮在一个个小铜灯 盏上。我发觉他心情很怪。他刚经历过一场流产政变，显得异常孤独，而 且有点迷惘。但是他对我很热情友善。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他告 诉我说：“如果你不来，你会因违约而蒙受损失，咎由自取。”第二天，当 地报纸对马来西亚采用的语气缓和了。现在它们只是说马来西亚可能，也 许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以达到新殖民主义的目的。我花了整整一天的 时间驱车70英里，到沃尔特大水坝参观。这座水坝由意大利财团建造，得 到世界银行和英美政府的共同资助。然而参观过科纳克里和阿克拉，并会 见过用社会主义术语大谈财富分配的国家领袖后，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变

成穷光蛋。 飞抵拉各斯时，我在机场受到东古的好友，尼日利亚总理哈芝阿武卡?塔法 瓦?巴勒瓦爵士的欢迎，并检阅仪仗队。整个欢迎仪式英国气味很浓。巴勒 瓦以坚决明确的态度支持马来西亚，尼日利亚人民也以友好的态度对待我 们。在从机场到市区的15英里路途中，他们聚集在公路两旁向我们挥手， 高呼欢迎我们到访。拉各斯的市容比阿克拉好得多，许多公共建筑物看来 跟马来亚和新加坡几乎完全一样，它们一定是采用了英国公共工程局的相 同设计。在我离开时，我可以说巴勒瓦总理已经无条件地给予马来西亚精 神上的支持了。后来尼日利亚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到吉隆坡，参加马来西亚 的独立典礼。 卢萨卡坐落在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不久独立，改名为赞比亚，卢萨卡 成为赞比亚的首都。1月间，赞比亚举行第一次大选，时间在我们访问之前 数星期。我们抵达时，总理肯尼思?卡温达刚好到外地去，由副总理卡曼加 欢迎我。我们下榻于利文斯顿酒店。这是一座美丽的单层建筑物，建筑样 式不规则，就像英国乡镇的一座大客找一样。赞比亚的部长们都很友善。 他们对东南亚所知不多，但是我们访问他们，寻求他们对马来西亚的支 持，他们很高兴。赞比亚政府接受东古的邀清，将安排卡温达访问马来西 亚。 我们继而访问马拉维的布兰太尔。马拉维总统是黑斯廷斯?班达医生，每一 个马拉维人都称呼他为Ngwazi，意思是一个具有雄狮般的精力和体力而备 受敬重的人。他在苏格兰考获医生资格，并在当地快快乐乐地行医了好多 年。他不需要人们劝说；他坚决反对反白人的仇外态度。从马拉维我们续 程到马达加斯加（后来改称马尔加什）和它的首都塔那那利佛。我们受到 总统齐腊纳纳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招待。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说话坦率、 直截了当，心里想什么，随时讲出来。他公开谈论他的国家同法国的密切 联系。这是他所选择的道路，跟经济利益密切相关。 马达加斯加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它是非洲东岸附近的一个海岛，岛民部分 是非洲人，部分是马来人，也就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舞蹈是以非洲人 的顿足配上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手臂动作。他们的语言含有马来词 汇。我们在齐腊纳纳的办公室会谈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皮袋，把一 大堆闪闪发光的次等宝石倒在桌子上。这些宝石都是在马达加斯加开采 的。他请我们各选一颗做纪念。我选了一颗蓝宝石送给芝。代表团的其他 团员各有各的喜爱。眼看我们挑选宝石时脸上露出的欣喜，他十一分高 兴。

达累斯萨拉姆在坦噶尼喀（后来改称坦桑尼亚），跟塔那那利佛有所不 同。坦噶尼喀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是个基督教徒，也是个人道主义者，信 奉社会主义。他以毫不含糊的字眼表示支持马来西亚。从我们第一次会面 起，我就因为他穿着朴素，举止随和，生活方式简单而对他产生好感。他 把我安顿在总统官邸。这座官邸过去是英国总督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为德国行政长官占用。尼雷尔自己宁可住在附近一栋小房子里。他安排几 位印度裔部长一同参加晚宴，以证明印度裔在坦噶尼喀有他们发挥才能的 余地，跟其他东非国家的情形完全不同。可惜他的费边主义思想和所推行 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使国家毫无必要地陷人穷困的境地。这种思想和制 度，主要是他在英国会见其他反殖领袖和友善的英国社会主义分子时，在 讨论和谈话中得来的，而不是来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我来到坎帕拉时，乌干达总理密尔顿?奥博特刚好不在首都，由几位部长负 责接待我。他们都很友善，对我们的情况也很了解；共和联邦的联系果然 发挥了作用。当时政府和国内的布干达国王（一般人称为“弗雷迪国王”） 之间关系有点紧张。虽然东古在共和联邦会议中见过奥博特，而且摆了乌 龙把他当作另外一位“弗雷迪国王”，看来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马来西亚 和印尼发生的纠纷，他们很同情马来西亚的处境，不支持雅加达的立场。 很重要的一站 下一站是内罗毕，这是很重要的一站。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达，人称 Mzee;这是对一位老者无限崇敬的尊称。他也以自由战士的声誉名扬四海。 50年代毛毛族起义，反抗英国政府和白人殖民主义时，他曾经被锁上镣铐 监禁起来。肯尼亚的现任总督麦唐纳，早在担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时 我便认识他。他事先已经向肯尼亚政府汇报了有关马来西亚的情况。我只 需会见肯雅达，并获得他的保证就行了。不巧他当时到蒙巴萨去主持一座 炼油厂的幵幕仪式。麦唐纳足智多谋，他促使肯尼亚政府派飞机把我送到 蒙巴萨。肯雅达在机场迎接我。我们一起乘坐敞篷轿车到酒店去，沿途人 群不断高呼U了umbi，U了umbi。肯雅达鼓励我同人群一齐高呼口号，同 时跟他们一样把食指指向天空，意思是：“让我们万众一心”。在联合公报 中，他强调肯尼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友谊，欢迎马来西亚代表团到访，进 一步加强双方的了解，同时感谢我到蒙巴萨会见他。 我的最后一站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抵达后，下午我乘车兜 风，晚上在宾馆进餐，然后上床睡觉。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醒过来，感 觉胸口沉重。我担心这是心脏病的征兆，时睡时醒。吃早餐的时候，我问 其他团员谁有过这样奇怪的感觉，没有人有过。我巴不得有医生随行。不 过，当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从市镇酒店乘坐旅行车到来时，我知道其中几位

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不禁如释重负。这是高山病。原来亚的斯亚贝巴建在 海拔8500英尺的高地上。 我们承蒙海尔?塞拉西皇帝召见。两头猎豹分别被链条宽松地拴在皇帝两边 的柱子上，我得从这两头猎豹身边经过。眼前所见有如圣经时代所罗门王 上朝那一幕，唯一不同的是塞拉西身穿英国式军装。他留心听我说话，对 马来西亚表示明确的支持。但是他的政府却不是非洲革命政权之一。我乘 坐汽车在街道上经过，行人看到车头飘扬的旗帜时表现的那种尊敬和战战 兢兢的态度，令我震惊。他们脱帽，深深地鞠躬。那面旗代表权威，不论 是为皇帝、他的宾客或官员而插上都是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处在阶梯底下 卑微的地位。他们跟周围的堂皇建筑物对比起来，显得很贫穷。我把这一 切归咎于一种古老的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备受压迫，财富尽归 贵族所有。对于这个国家的前途，我一点也不乐观。 从亚的斯亚贝巴，我们先飞到亚丁添油，然后续程前往新德里，过一个晚 上。亚丁正处在内战的苦难中，英国准备把军队撤出。亚丁机场保安严 密，四周围着铁丝网，战略据点有土兵防守。我们在机场逗留一个小时。 我借这个机会同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交谈，觉得亚丁的局势很危急。 在新德里，我发觉尼赫鲁苍老了，感到很惊讶。上一次我在1962年4月同他 会面时，他生气勃勃，人也机警。如今他显得疲顿不堪，精神也_以集中。 1962年12月，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靠近拉达克的地方发 生边界战争，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场战争把他所希望和争取的一切 完全摧毁了。1955年他在万隆亚非国家领袖会议上介绍周恩来，开创了亚 非团结的新时代。七年之后他的美梦破灭了。我感到很悲哀。他已失去原 有的活力和乐观精神。但是印度的部长和官员们却以热情和殷勤的态度接 待我们。驻非洲的印度外交使节团也很友善，并帮了我们不少忙。 我的下一站是吉隆坡，不是新加坡，因为我必须向东古报告非洲之行的经 过。就我在亚非阵线上对苏加诺进行的反击，他感到满意。吉隆坡电视台 对我举行的记者会也作了详详细细的报道。我告诉马来西亚人，印尼人在 亚非阵线上施展外交策略时日已久，比马来西亚领先好多年。他们运用了 各种宣传技巧，深知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领袖对哪些事务很敏感，哪些容 易受影响。他们知道外国基地是这些国家所深恶痛绝的。 其次是关于印马两国领袖在国际上的形象问题。从苏加诺的演说口才看 来，他似乎是个好战的反殖革命分子；相比之下，东古是个温和、中庸的 西方式人物。印尼人就是利用他的文雅态度，把他曲解为英国的傀儡。我 们非把真相告诉非洲人不可：东古集中精神搞马来西亚内部的发展和改善

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牺牲他国以提高自身的威望，并且让本国人民陷于贫 困之中。我指出，每一次苏加诺恫言要粉碎马来西亚，就帮助我们的外交 使节团说服非洲国家支持东古在英国驻军一事上采取的立场。我们发现非 洲人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基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和 平共处。苏加诺的好战言论正好说明我们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 东古一时很高兴。对我在选举期间发表违抗性的言论，他原谅了我，同时 建议我到纽约和华盛顿去，就像我说服非洲人那样，把美国人也说服了。 我可以在休息之后马上动身。第二天，2月27日，我飞回新加坡，在机场受 到盛大的欢迎。黄金明在访问过达累斯萨拉姆之后便启程返回沙捞越，途 经新加坡的时候，他形容代表闭此行获得巨大的成功。他说：“我们争取到 所有我们拜访过的非洲国家元首和部长的谅解、同情和精神上的支持。”他 也赞扬东古推选我为访非代表团团长。后来我跟芝和三个孩子驱车回家 时，沿途有不少群众向我挥手。虽然此行使我筋疲力尽，但是对我来说却 无形中上了异常珍贵的政治教育课。我亲身了解了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生 活以及他们的实力和弱点，也了解了非洲新兴国家需要排除哪些障碍，以 便教育部族人民和发展通常是单一的商品经济。 在我访问非洲17国首都的35天里，英国驻各国大使馆的专业老到给了我不 少的帮助。它们的外交官消息灵通，对环境很能适应，而且根据情况的需 要，有时表现特出，有时则显得很谦逊。我每到一个国家，他们都针对那 个国家的现状给我作了简单的汇报，而且对我们可能会见的部长也作了简 短的描述，更不忘对有关国家的权力结构作一番介绍。他们的汇报都是顶 呱呱的。英国外交官的素质很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他们的素 质是否给英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 卢萨卡的总督府是我在访问过程中最难遗忘的地方之一。当时我是以北罗 得西亚英国最后一任总督伊夫林?霍恩爵士宾客的身份，下榻在这座官邸。 官邸并非堂皇，但家具齐全，维修良好，给人的印象深刻。举凡梳妆用 品、肥皂、毛巾、刀叉餐具和瓷器，都同我在新加坡、沙捞越和北婆罗洲 英国总督府所见的很相似。这都属于一种完善制度的一部分。我心想这位 总督一旦卸职回到英国，不再有身穿制服的大批仆人在旁侍候时，不知道 怎样过日子。他尽东道主之谊，以斯文、优雅的态度招待我。从他的客厅 窗U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里的鹿、羚羊、高角羚、孔雀、鹤和其他非洲 禽兽，我很高兴。这座官邸就像英国一座乡间宅第，坐落在非洲的髙原 上，把英国的遗风都尽量带了过来，以慰藉殖民高官的怀乡之情。茶是英 国式的，跟在英国所饮用的一样。食物也莫不如此。 1970年我重到卢萨卡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1979年再次到那里出席共和联

邦会议，每一次都是令人伤心的经历。我记得第一次从机场乘车进人市区 时，看到公路两旁和交通圈长满花卉、灌木、树木和绿叶，玫瑰花也四处 盛开。六年之后，玫瑰花不见了，只见杂草丛生。九年之后，杂草也不见 了，交通圈铺上柏油。总督府如今成为总统官邸，场地内野兽和飞禽都少 了，不知原因何在。 对于废除殖民地，我有过难以忘怀的教训。在从殖民地当局手中——特别 是从非洲的殖民地当局手中——接管政权时，社会的内聚力与政府的能干 和有效，是异常重要的条件。如果身为领袖者不跟少数部落的酋长分享政 权，而是使他们感到受排斥，以致国家无法保持团结，整个制度很快便会 崩溃。更糟的是，如果对社会主义和财富均分的理论只是一知半解而制定 了错误的政策，并由不能胜任的政府加以推行，那么原本由殖民地宗主国 建立起来的社会势必分崩离析，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第三十四章 参加联邦大选 我在前往非洲访问那天，在人民行动党宣传协调委员会会议上，我们讨论 了如何在吉隆坡那里维护新加坡的利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能被马来西 亚财政部长陈修信的政治偏见要挟。我要委员会考虑，“……人民行动党参 加马来西亚本届大选是否有好处？”如果有的话，行动党准备派出几名候选 人进行象征性的竞选。 不过，在我访问非洲期间，拉惹、杜进才和王邦文——这三名新加坡部长 都是在马来亚出生和长大的——说服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人参 加马来西亚大选。我回到新加坡之后隔天，报纸报道大选将在4月间举行。 杜进才以党主席的身份，立刻宣布行动党将派出人数很少的候选人角逐联 邦议席。行动党无意同中央政府或巫统对抗。它的目的是要同它们合作， 使马来西亚走上成功之路。 然而吴庆瑞就连象征性的参加也坚决反对。他认为行动党一旦参加竞选， 将会导致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关系恶化，致使他的工业化计划一夜之间付 诸东流。我也抱着保留的态度。我皆经向东古保证行动党不参加马来西亚 的大选，东古也保证不参加新加坡的选举。不过，他已经违背诺言，因此 我也不再受诺言的约束，决定遵从行动党中委会的决策。 巫统马上做出强烈的反应。佐哈里宣布巫统准备同行动党对抗，因为行动 党的思想意识跟巫统不同。当时佐哈里担任联邦农业部长，也是东古的宠 儿。东古请他到新加坡整顿巫统的组织。行动党说他们是非共的政党，巫 统则肯定是反共的政党。陈修信也很生气。对他来说，行动党参加联邦的 选举，无疑是向马华公会挑战，关系到谁代表联邦华人的问题。杜进才曾 经表示，他主张行动党参加联邦选举的主要原因，是要对抗反对马来西亚 的政党。可是联盟（马华公会是联盟的一个成员党）的目标也是这样。所 以行动党参加选举，只会分散亲马来西亚的选票而已。 东古不听行动党的解释。行动党认为几个象征性的候选人，只是针对马华 公会，不是要同巫统对抗。但东古说，行动党正设法取代马华，并同巫统 结盟，“但是我们不要他们”。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相信，当他看到市镇 选民支持的对象是行动党而不是马华时，他可能改变主意。我说，以东古 为首的现有马来领导层和巫统，对马来西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马华公会 却可以被取代。市镇居民对马华普遍反感，已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致使 跟共产党有明显联系的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也在某些选区大有收获。原来 在这些选区，选民根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对马华投抗议票。

行动党的竞选宣言列出两大目标： —、根据社会正义和非共的原则，协助建立一个统―、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马来西亚； 二、确保社会主义阵线无法从反对马华的大批抗议票中得到好处。 我们只凑合了11名候选人。那些政治资格较好的候选人都是在马来亚出生 的联邦公民。他们在新加坡工作，跟行动党有长期的联系，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蒂凡那。提名那天，我陪他到吉隆坡近郊他角逐的孟沙选冈。在柔佛 州，行动党发觉它的两名候选人不是跟马华对垒而是跟巫统候选人对垒 时，马上退出竞选，但这样做还是不能平息马来领袖的不满：我们仍旧向 他们所信赖的华族伙伴挑战，他们依然不要我们。我以为对他们很了解， 其实不 然。我不了解他们反对我们的原因原来是很基本的。他们就是不要一个充 满活力，提出非种族性或多元种族政治主张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所争取 的对象不只限于华人。 3月22日晚上，我们展开竞选活动时，黑压压的人群出现在吉隆坡苏莱曼广 场听我们讲话。由于群众过多，好些人站在广场外面或是广场对面的街道 上。行动党在群众当中激起的兴奋情绪是异常强烈的。我讲话时强调，如 果行动党的九名候选人全部中选，势必引发一场社会革命，它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当选的人数。我引用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名句说道：“如果你们明确 地表示支持一个诚实的政党，一个采取生机勃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政 党，那么社会改革将遍及整个马来西亚。”我又说，如果巫统领袖希望得到 市镇选民的支持，就必须调整政策，考虑到人民的愿望。 敦拉扎克反驳说，“猛烈”的社会改革已经横扫整个马来亚，人们可以看到 社会演变的情形。在为期一个月的竞选活动中，我乘车奔波于马来亚各 地，到有我们候选人竞选的市镇，如槟城、吉隆坡、芙蓉、马六甲和柔佛 州的居銮等地去。我们在这些市镇举行群众大会，每一次都吸引了无数群 众。他们要看我们，也要听我们讲话。每一次他们都对我高声欢呼。他们 听过，或在报上读过，有的还看过我在新加坡进行的改革，似f一很希望我 们能够在马来半岛进行同样的改革。 我在马六甲谈到旲庆瑞和陈修信，好像在突出他俩的不同之处。我说他们 的外祖父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也只有这一点。”作为新加坡的财 政部长，吴庆瑞采取的政策，使新加坡有财政盈余。这一点反映出他比陈 修信更刻苦耐劳的背景。他曾经担任经济学教师，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另一方面，陈修信则继承了家族的产业，成为一个大富翁。他身为多家公 司的董事，掌管马来西亚财政部就像经营一家公司似的。他精打细算，尽 量节省开支，使董事们能分得最优厚的红利。他出生在富贵人家，借父亲 的名望，轻易地登上政坛高峰拘任要职。他是马六甲中区的代议士。这个 选区的选民都是乡村马来人，所以他不需要学讲华语，也不需要学写华 文。可是他却以马来西亚的华人领袖自居。 陈修信听了我的话很生气，东古马上替他解围。东古说，不论好歹，巫统 都会支持马华，即使马华只剩下五名议员，他也不会把这个华族伙伴抛在 一边；行动党可就不是这样，它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登台，现在却把他们 铲除掉。有了东古作后盾，陈修信以激烈的言辞进行反击。他说，行动党 善于在别人背后插一刀，根本不把原则和荣誉放在眼里；李光耀本身就像 一条变色龙；从行动党内部缺乏民主来看，他的民主观念是很可疑的。陈 修信要求我列举详情，以支持我对马华公会做出的贪污指责，这种指责是 近乎诽谤的。我回答说，如果他同意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探究到底，我准 备提出详情。 正当东古、敦拉扎克和他们的部长在高层次上对我发动攻击时，赛加化阿 巴却在低层次上找我的麻烦。5月25日他单刀直入问我，当我谈论社会革命 时，是否主张有一天废除苏丹，并把树胶园和锡矿收归国有。他说，正如 英国的军事力量：保住我的权位一样，联盟政府曾经救我一命，使我不致 被社阵消灭，但是我依然把新加坡的马来人当作螟蛉子，敌视他们。他又 说：“李光耀很瞧不起马来人，他的政府不肯委派任何马来人到新加坡的法 定机构服务。”接着他谴责我某次在芙蓉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用华语演讲 时，说东古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从而暗示东古的领导能力有限。 这完全是捏造的。但是东古很恼火。他尖锐地反驳说，虽然他赞成社会革 命，但是我所倡导的一套是外国的概念，不适合本地人的特性，所以不受 他们欢迎。 我在居銮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回答说，东古的问题有一半是他的老友造成 的，他们很巧妙和自私地利用东古和他们之间的个人交情。我在芙蓉用华 语演讲时，并未中伤东古。他们应该知道行动党具有充分的智慧，明白以 两种不同的语言提出两种不同的主张，必使自己声名狼藉。可是赛加化阿 巴还是指责我口是心非，并且说：“李光耀是个不守诺言的人，无论谁都不 能信任他。像李光耀这样的人，在马来亚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他又说，他 接获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新加坡马来人寄给他数以百计的信件，他们申诉在 行动党当政下处境艰难。这是一种阴险的种族主义路线。他准备采取电恶 毒的手段，务使马来人憎恨我。

根据群众大会上的群众反应来判断，一个月来的竞选游说，显然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就连我们的游说人员回来时也做出乐观的预测，因为他们很受 选民的欢迎。我们深信在竞选的九席中能赢得六七席，所以更加积极地展 开竞选游说。但是尽管巫统，尤其是赛加化阿巴不断攻击我们，我们却故 意不猛力反击。投票前夕，我们在雪兰莪举行最后一次群众大会时，我把 马来西亚形容为一条由东古掌舵的船，正驶向波涛汹涌的海洋。马华公会 为了生存起见，所需要的不是新脸孔，而是新意念。可是，4月26曰凌晨宣 布的大选结果，却使我们大感震惊。到凌晨四点，联盟已经在104席中贏得 89席，比上届大选的成就更辉煌。每一个联盟内阁部长都以更髙的多数票 当选。行动党只赢得一席。蒂凡那在孟沙选区当选，仅以808票压倒对手。 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究竟行动党出了什么差错？首先，我们在马来亚本土没有成立政党，所以 没有党支部和当地领导人。我们必须把工作人员从新加坡调到马来亚。这 些工作人员当中，虽然有不少是在马来亚出生和长大，但是他们同当地的 基层组织没有沟通，以致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其次，我们在联邦没有竞 选游说的经验。在新加坡，工作人员都是自愿为我们效劳；连我们的标语 布条，也往往是支持者捐献的。但是在联邦，每一样东西都得花钱买，包 括替我们张贴标语和张挂布条的工作人员，也得付给酬劳。到竞选活动结 束时，行动党已负债6万元。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用去4万元的党基金。第 三，我们只是象征性的参与这次大选，无法向选民提出良好的理由，要他 们把投给马华公会的选票改投给行动党。他们要同巫统领导的政府保持联 系。这个政府负责发出他们所需要的许多执照，如果我们要引起他们的注 意并改变他们的投票习惯，我们就得派出人数够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以 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使他们觉得支持我们有一定的好处，希望我们有一 天实力够强大，足以跟巫统讨价还价。我们不了解马来亚市镇选民心中最 专注的势力均衡。在这些选民当中，75%是华人或印度人，只有25%是马 来人。 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亚大选，是否使得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关系恶化？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跟新马冲突的主因和两地最终的分家是没有关系 的——分家主要的原因是吉隆坡方面决心维持马来人的霸权。 竞选失败后，我们同巫统部长的关系并没有显著恶化，但是他们不可能长 久保持和悦的态度。问题出于我们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他们要我们把 活动的范围局限在华族选民方面，不能再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他们对马 来政治基础的支配不容许任何挑战。凡是非马来人政党，例如行动党，不 许到马来选民当中去进行活动。马华公会接受这种约束。我们却不接受。

回想起来，我认为如果我们延迟到1969年大选时才参加马来亚的选举，对 新加坡来说可能更糟，我们跟巫统还是会发生同样的问题。然而随着印尼 结束对抗，英闰有限度的影响力随之减少，因为这里不再需要他们的军队 了。在这种情况下，马来领袖对付行动党时约朿力就更少了。 可是现在事情却糟透了。巫统因大选胜利而得意洋 洋，马华公会也松了一口气。行动党却面对麻烦了。为了表示联盟对行动 党的不满，身为巫统国会议员的议长，可能经过同东古商讀，在国会中把 代表新加坡的五名行动党部长，从政府议席这一边调到反对党议席去，让 他们跟其他七名反对党议员坐在一起。除了别的问题以外，看来吴庆瑞当 初担心我们的工业化计划会遭联盟破坏，是有道理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陈修信在胜利之余，显得宽宏大董，邀请我到福隆港 联邦政府的度假屋参加火锅晚宴。他显得很殷勤、兴奋和充满自信。我高 高兴兴地接受邀请。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没恶化到彼此不能客客气气交 往的地步。我决走跟他保持平稳的关系。 陈修信的悲剧 然而陈修信的悲剧是一代土生华人的悲剧。他们不了解独立的马来亚—— 以及后来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条规，跟他们所习惯的英国条规根本不相同。 如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马来人。由于马来人认为他们无法同华人和印度人 平等竞争，所以觉得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他们决心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政 权，不论这样做对其他种族是否公平。华人和印度人越设法争取足够的空 间，他们就越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面对挑战，处境更加不安全。陈修信对 这一点完全没有感受，大部分土生华人也莫不如此。相比之下，说华语或 方言的商人阶层很快便了解新问题的深刻含义和复杂性。他们已经开始感 受到威逼的力量。马来领袖们强行实施的一种教育政策，旨在限制和削减 华人通过华校学习中华语文和传播中华文化。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 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不是有意扼杀中华文化。 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像拉惹勒南居住在芙蓉的兄弟—样，由于英文被马来 文取代，也莫不为前途忧心忡忡。他们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没有机会获 取政权，所以很乐意追随任何集团，只要这个集团能让他们自由发展就 行。但是他们也担心马来西亚社会的变革，将使他们的子女失去受教育和 发展的机会。他们在马来亚铁道局已经失去垄断工作的地位。越来越多的 马来人加入铁道局服务了。更糟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英国公司拥有的 大型树胶园逐渐卖给政府机构。大批印度胶工长期住在胶园里，有自己的

泰米尔文学校。他们对转行没做好准备，结果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马来人来说，也有一些不利的变革使他们更加敏感。东古第一次觉得， 他有必要在国会针对给外来官员10%加薪一事，进行自我辩护。不但新加 坡行动党的代表和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的议员攻击他，就连马来亚的公共 和民事服务雇员联合总会与高级政府官员也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向当局提 出抗议。一星期后，政府收回成命。内阁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说，政府没 想到这件事会在民事服务方面引起如此严電的反响，对它所造成的不便表 示遗憾。马来西亚成立后，由于行动党把新加坡公开辩论的准则带入联 邦，马来亚平稳写意的政治生活从此不再风平浪静了。 在这期间，苏加诺对东古受到越来越多马来西亚选民的支持，做出强烈的 反应。苏班德里奥博士同苏加诺总统举行六个小时的会议之后宣布，他已 发出指令，加紧在各个领域展开“粉碎马来西亚”运动。6月间，东古在东京 会见苏加诺和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但是这次会谈宣 告破裂。苏加诺又重复过去的话：我说一千次，我不能接受马来西亚；我 说一千次，马来西亚是英国人的把戏，必须加以粉碎。”不过，这件事的影 响却因为其他发展而缓和下来。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重申澳大 利亚支持马来西亚。6月26日，约翰逊总统再度宣称美国支持澳新美联防协 定。这意味着如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遇到困难，美国将介入马来西亚的纠 纷。对抗是可以遏制的。我们有更多理由对赛加化阿巴的作为感到忧虑。 但是赛加化阿巴打算干什么好事，我们一无所知。一直到伊斯兰教先知穆 罕默德诞辰纪念日那天，我们才恍然大悟。

第三十五章 种族暴乱 赛加化阿巴是巫统领袖的打手，对新加坡抱着敌视的态度。他原本来自印 尼，具有阿拉伯人血统，个子小，秃头，圆脸，蓄小胡子，精力充沛，说 话有力，声音洪亮。50年代初期，他对我还算友善。1955年2月，我到船上 欢送东古前往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他催促我靠近东古一点，好让记者拍 摄我们站在一起的照片，并用马来语说：“就让我们沾沾老朋友的光 吧。”事实上他是个蛊惑人心的大政客，很善于煽动群众的情绪，所采用的 方法，正如后来我所了解的，是绝对无情和肆无忌惮的。他的英语说得还 不够流利，不能在公开场合演讲，他的马来语却是顶呱呱，演讲时很能打 动人心。他不需要英文报报道他的新闻；一般英文报纸会暴露他不但在马 来西亚说英语的人眼里，而且在世人眼中，他是个无人不晓的种族主义分 子。他集中精神对马来文报纸下工夫。他所发表的最激烈的言论只见于马 来文报，特别是《马来前锋报》。这份马来文报纸用爪威文（阿拉伯文 字）出版，华人、印度人、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都看不懂。它被巫统收购 后，成为赛加化阿巴散播言论、发挥言论影响力的特别工具。 赛加化阿巴和马来文报纸屡次发表谬论，说我蔑视东古，把东古看成一个 才干有限的领袖。现在他们开展运动，就某些不知是否真有其事或只是单 凭想象的问题，在马来人当中挑起不满的情绪，而且利用马来人在新加坡 各族群中成就最小、最穷困这一事实，大做文章。事实是，人民行动党政 府从来没有歧视马来人。相反地，马来人的子女享受免费的教育，这是其 他种族的子女所享受不到的。虽然我们不像马来亚一样发给马来人固定配 额的的士和小贩执照，我们在建屋发展局的邻里组屋区，却一定配有马来 人的商店和摊位，以满足马来顾客的需求。可是，5月13日《马来前锋报》 却说，马来人对于芽笼士乃新巴刹摊位的分配深感忧虑和不安。6月间，它 又声称行动党对学校实行的政策导致马来文教育落后。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选举过后，赛加化阿巴立刻对行动党发动攻势。当 时，新加坡巫统指责行动党党员在行动党贏得三个马来人选区的议席后， 恫吓新加坡东部芽笼 士乃的马来人，把爆竹扔进他们家里。我没意识到这 是赛加化阿巴所开展的运动的一部分，心想如果行动党的支持者真的把爆 竹扔进马来人的住家，我应当道歉。于是我在电视访谈中向他们表示歉 意。后来调查证明，赛加化阿巴的指责完全没有根据。然而不管真相如 何，巫统领袖们在马来人当中挑起的强烈情绪，竟足以在一个星期后使人 们焚烧我的模拟像。 随后歪曲事实的报道接踵而来。例如，杜进才于1964年3月1日宣布行动党

将参加联邦大选后，《马来前锋报》便以下列大字标题报道说，“1500个马 来人面对搬迁通知的威胁”。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将要迁离的土地是私人的 产业，同新加坡政府无关。业主有权发出通知，他们将同租户商谈并给予 赔偿。《马来前锋报》却不理会这一点。5月28日这份报纸说，居住在哥罗 福、梧槽、甘榜格南的3000个马来人面对被逐出住家的威胁。我巡视这三 个选区，告诉当地居民搬迁通知书是不偏不倚地寄给马来人、华人和印度 人的，以便推行联合国一名专家提呈的计划，进行市区重建，由外围地区 开始，逐渐扩展到市中心。我们必须拆除旧的建筑物，并重新安顿受市区 重建计划影响的居民。我们将在邻近地区给他们提供临时住所，每一户人 家将发给300元搬迁费。一旦新的住房建成，他们有返回原地居住的优先 权。 我们也在别的问题上受到攻击。5月23日，《马来前锋报》的社论指责行动 党和我唆使非马来人提出废除马来人特权的要求，同时纠合其他种族支持 这项要求。6月11日，它宣称“新加坡巫统奉命采取步骤，救助遭行动党迫 害者”。隔天，该报另一个大字标题说，“新加坡的马来人如今面对政府的 威吓、压力和迫害。别把本地儿女当螟蛉子看待”。一星期之后，该报号召 全体马来人“坚决作巫统的后盾，向行动党政府提出强烈和有效的抗议”， 同时吁请吉隆坡立刻采取行动，保障马来人的特权。于是巫统发表一份“白 皮书”，“详细列出马来人在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统治下遭受的种种痛苦”。 这份“白皮书”又一次指责我们把他们当螟蛉子看待，并声称投票支持我们 的马来叛徒了解他们的过失，因为政府现在有意把芽笼士乃变成另一条唐 人街。 这些都是弥天大谎。只要能够挑动马来群众的情绪，是否符合事实都无关 紧要。7月4日，《马来前锋报》歪曲我在芙蓉所发表的演讲，是他们依照 这个原则颠倒是非的好例子。在这次演讲中，我说“马来西亚40%的马来人 不能够把60%的非马来人赶走”。该报却把这句话说成“能够把其他人赶出 马来西亚的，是华人和其他非马来人；会被赶出马来西亚的，是马来人， 原因是他们人数很少”。在接下来数天里，该报再三重复这一点，而且再度 宣称行动党一心一意要废除马来人的“特权”，虽然我们指出新加坡宪法只 承认马来人享有“特殊地位”。 最典型的演讲 前些时候，为了应付马来文报纸对我展开的攻击运动，我决定邀请新加坡 所有马来领袖于7月17日同我会面，来个面对面的讨论，以暴露马来文报纸 的一派胡言和含沙射影。可是，巫统却抢先一步，在6月30日通过《马来前 锋报》宣布将比我早一个星期召开马来政党大会，“以讨论新加坡马来人在

行动党统治下的命运和处境”。这个会议在7月12日举行，所有主要的马来 政党都出席，其中三个还是反对马来西亚和亲印尼的政党。这无关紧要， 眼前的问题是要促进马来民族的团结。赛加化阿巴趁机挑动马来人的情 绪，他说马来人的命运甚至还不如日本占领时期。以下摘自新加坡政府提 供给调查委员会的备忘录中的一段文字，是赛加化阿巴最典型的演讲。 “今天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新加坡的马来人和穆斯林已显示团结一致，准备 为我们民族和我们未来的世代同生共死。如果我们团结一致，世界上没有 任何力量可以践踏我们，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或蔑视我们。不论 是一个李光耀，或是一千个李光耀……我们能够把他们干掉……”（会众鼓 掌，并髙呼“杀死他……杀死他……奥斯曼渥和李光耀……李光耀……李光 耀……奥斯曼渥”。）“不管我们遭受多大的压迫和压制，也不管我们的地 位受到行动党政府怎样的歪曲，依照李光耀的逻辑是：嗨，你们，你们岛 上的少数民族，给我住口。这里我要告诉李光耀：你给我住口，不要叫我 们住口。” 同一天晚上，整个会议的经过情形，由吉隆坡马来西亚电视台播出。会上 通过的决议案，包括号召马来人抵制政府定于7月17H举行的大会。我准备 在会上向马来基层领袖发表演说。马来文报纸煽动马来民族的激烈言论， 在马来西亚各地挑起了马来人的情绪。7月14日，联邦警察总部宣布，远在 新加坡以北500英里的威士利省大山脚那里，发生种族冲突事件，造成2死 13伤。其实在前英国直辖殖民地槟城，早已发生过几次巫华冲突事件。那 是1948年槟城并人马来亚联邦，马来人的特权也适用于该岛以后的事。在 这之前马来人的特权是不适用于槟城的。 尽管马来文报纸号召抵制新加坡政府召开的马来人大会，却还是有83个马 来人团体和300位村长出席会议。我向大约900名马来代表讲话，并且用马 来语同代表们讨论马来人的教育、就业和住房等问题。会上没有一个代表 提出哥罗福区的徙殖问题。这个问题曾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挑起激烈的种 族情绪。在五个小时的会谈中，我明确表示政府将尽其所能，训练马来人 出任高级的职位，但是对工作职位或是的士和小贩执照，不会实行配额制 度。 吉隆坡电台和电视台对这个会议一概不予报道。相反地，《马来前锋报》 隔天又出现恶意和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全体马来人面对挑战——巫统青 年团说”；“李光耀应受谴责”；“抗议教师强迫学生嗅猪肉”。这个大字标题 很有煽动性。它指称有个教师强迫一名穆斯林学生嗅猪肉，而猪肉是穆斯 林最忌讳的东西。这则报道出现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口前 夕。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对世界所有穆斯林来说，具有伟大的宗教意义。

多年以来，这一天新加坡的马来人通常先在市镇里一些空旷场地集合，然 后列队步行到他们在芽笼士乃的居住区，一路上敲打手鼓和诵读伊斯兰教 经文，以庆祝这个神圣的纪念日。这一次，游行队伍却从大草场出发。队 伍出发前，通常先弘扬伊斯兰教教义，这一次却有人发表政治演说，S的 在于煽动马来人的憎恨情绪。 当时，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跟人民行动党一批马来伊斯兰教党员也在大 草场出席庆祝大会。他已经预料到会发生麻烦，因为10天前赛加化阿巴在 新加坡一个马来群众大会上，指责行动党所有马来议员是非伊斯兰教、反 伊斯兰教和反马来人的社群叛徒。赛加化阿巴煽动马来群众，使他们的情 绪异常髙昂，以至高声呼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杀死奥斯曼渥！”后 来奥斯曼渥告诉我，当天下午他在大草场就觉得情形不妙，会有事件发 生，因为那些人在发表政治演说时不时髙呼：“真主是伟大的！”他们的声 音带着愤怒，而不是在赞美真主。 演说者埃萨?阿默诺尔是个阿拉伯裔律师，也是个花花公子。他在法律界也 许是一个最不守教规的穆斯林。他提到哥罗福区的徙殖问题时，引述可兰 经的一段经文：“那些未因宗教同你们作战，也未把你们驱离家园的人，真 主不禁止你们跟他们亲善并公平对待他们。真主实喜爱主持公道的人。”对 这句经文的意思，他做了这样的解释：“真主显然不阻止穆斯林同非穆斯林 保持友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有个限度。对于那些干扰我们 的宗教，把我们逐出家园的非穆斯林，伊斯兰教说，他们是残忍的做坏事 的人。” 1964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落在7月21日，这一天是个公共假 日。下午6点20分左右，我在新加坡皇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武吉球场刚打完一 圈高尔夫球，警方通知我说，在穆斯林游行时发生巫华暴乱，而且冲突事 件正在蔓延开来。我立刻赶回家去换衣服，然后到珍珠山警察总部。警察 总监黎肯和政治部主任波卡斯向我和吴庆瑞汇报事件发生的经过。这时候 死伤的报告不断传来。起初死伤者是华人，后来是马来人，这是华人进行 反击的结果。于是黎肯同吉隆坡警察总部磋商，然后下令在晚上九点半到 第二天清晨六点实行戒严。 当晚10点半我在电台发表广播时，根据警方的报告，叙述了暴乱如何开 始：“大约下午五点过后，2.5万名穆斯林组成的游行队伍经过加冷煤气 厂。这里是华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当时联邦警察后备队（从马来亚半岛 调来）的一名队员，要求一群掉队的人回到队里去。这群人不但不听从他 的要求，反而对他拳打脚踢。接着便发生一连串骚乱事件。更多的人变得 无法无天，殴打路人和无辜的旁观者。骚乱行动迅速蔓延到整个芽笼区。

到晚上七点半，市区也发生骚乱了。”我吁请民众恢复理智此时此刻，什么 原因、什么人造成这种局面，已是枝节问题。一切迹象显示这起突发事件 事先有人在幕后组织和策划，目的是要使它变成可怕的种族冲突……然而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制止这种愚蠢行为……谣言和报复、反击的狂 言，只能引起群情激动。” 可是，种族情绪已经被挑动起来了，暴力事件四处发生，歪曲或夸张的消 息很快便从口头传开去。全岛各地的马来人开始杀害华人，华人则进行反 击，结果总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尸体在殓尸房点算时，马来受害 者跟华人一样多。原来私会党党徒介入，保护华人并进行报复，那是因为 他们受到马来军团和以马来人为主的联邦警察后备队队员的严厉对待。暴 乱行动断断续续地一连发生了几天。这期间，每天只有短时间解除戒严， 好让居民到巴刹买东西。戒严一直延续到8月2日才取消。 尽管发生流血事件，《马来前锋报》还是不断煽动马来人的情绪，甚至于 在联邦和新加坡政府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与和睦共处的时候，还在7月26日刊 载印尼某家报纸的报道，它的大字标题是：“李应对新加坡的暴乱负责”。 六天之后，赛加化阿巴说，暴乱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新加坡有个恶 魔，使马来人和华人互相对抗……为什么在英国、日本、马绍尔和林有福 等政府统治下，新加坡没发生这样的事件？……那是因为李光耀一直尝试 对我们的民族k义精神挑战，并加以戏弄。你们记得……他怎样嘲笑我们 说，‘你们的独立是人家用银盘奉送给你们的’……你们自己可以看到他怎 样向东古挑战，说东古拉赫曼没有才干”。 当时，东古在伦敦参加了共和联邦总理会议过后到美国去。他在美国向马 来西亚电台发表谈话，对国内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而且在一次电视访谈 中表示，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悲哀的时刻”。敦拉扎克以代首相的身份飞来 新加坡，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他说，局势已受控制，但还是很严重，戒严 将无限期实施下去。他宣称暴乱的起因，是一个进行挑拨离间的人把一个 玻璃瓶抛向游行队伍。从新闻记者那里，他知道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但 是我仍然希望中央政府出面，制止一切鼓吹种族主义的政治活动。 我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宣布，政府正在采取各种办法使局势恢复正常，同时 果敢地补充说，有关办法包括逮捕私会党的主要成员和限制极端分子的活 动。与此同时，我们着手在所有选区成立亲善委员会，把华人、马来人、 印度人和欧亚裔等社群的基层领袖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彼此恢复信心，并 制止谣言散播。我巡视受严重影响的地区，显示新加坡政府关心人民，并 设法给他们一种印象：尽管我们不再控制警察和军队，我们还是能够把事 情做好，使社会秩序恢复过来。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感到很沮丧，因为

我们对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工具已经丧失控制权，没法子对付那些公然叫嚣 的种族主义分子。不过，我们有系统地全面收集一切可得的资料，确确实 实地暴露 原书缺页（p430） 的态度对待当地的马来人。《马来前锋报》往往充当巫统的喉舌，尤其是 代表巫统极端派秘书长赛加化阿巴讲话。去年9月，新加坡立法议院选举的 结果，马来人选区的议席落入行动党手中，于是巫统怀恨在心。今年4月， 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虽然不成功），并尝试在全马所有主要市镇设立 基层组织，更使巫统大感愤慨。” 暴乱发生一个星期后，《马来前锋报》的一名高级记者在吉隆坡告诉奥斯 曼渥，1964年7月21日下午两点，他已经知道事情就要发生了。奥斯曼渥担 任过该报副总编辑。他问对方暴乱到下午四点才开始，你怎么事先晓得暴 乱会发生？”对方回答说：“我们事先已经晓得。我们有我们的消息来 源。”那些对暴乱应该负起责任的人，要报纸保留头版的版位来刊载这则大 新闻。 要求设立调查委员会 杜进才要求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把这次暴乱的原因査个水落石出。但是 佐哈里在吉隆坡说，政府将只是进行事后的探讨，不展开调查。他们不想 对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在这次暴乱中扮演的角色展开彻底的调 查。这可不能叫人安心。种族之间的气氛同样也不能叫人安心。最重要的 是华人不能被吓倒，否则极端分+以及他们在巫统当中的代表人物，将会 达到他们的目的——华人在威逼下成为温温顺顺、服服帖帖的一群，而且 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然而在暴乱期间，由于马来亚军队和警察的公然偏 袒，许多华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起失去理性的暴力事件造成了两个种族 的隔离。华人觉得自己受迫害，不免以恐惧和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马来 邻居；而马来人如果居住在华人占多数的地区，则担心被卷入种族暴乱。 于是，散居在马来人地区里的少数华人家庭，悄悄地搬到其他地方去，同 亲戚住在一起。为此，他们甚至折价把房子贱卖给迁来的马来人。同样的 情形也发生在马来人身上。马来家庭迁出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到学校和民 众联络所避难，接受警察的保护。 这是非常令人气馁的一件事。我们所推崇和争取的一切——谋求种族关系 逐渐融洽、种族界线逐渐模糊的努力已被否定。只要有一个受害者出现， 不论他或她看来像个马来人或华人，马上引起毫无理性的屠杀。我们根本

不可能消除或克服根深蒂固的猜疑心理。在我访问一个乡村地区的民众联 络所时，一名吓得魂不附体的35岁马来妇女紧抓住我的手臂，一五一十地 告诉我几个华族男子怎样企图强奸她。在一个地方警察局外面，一名华族 男子前来向我投诉他怎样受到马来警察的侮辱。由于几个华族男子在附近 强奸了一名马来妇女，马来警察居然命令他当众手淫。一旦人们只是根据 种族来辨别敌人，就像辨别一件制服一样，他们便会做出愚蠢和罪恶的事 情来。 东古在8月间从美国回来后，谈起新加坡发生的暴乱时，不禁失声痛哭。他 说我一向要求身为领袖的人说话要谨慎，避免引起任何争吵，可是他们当 中还是有人说话时很不小心，以致发生这些事件。”这话听起来很暧昧。究 竟谁说话时不小心，是赛加化阿巴还是我？我希望他指的是赛加化阿巴， 但不敢肯定。他故意讲得很含糊，好让《马来前锋报》把手指一直指向 我。我必须保持勇敢的姿态。我说，我相信东古将能把马来西亚的极端分 子控制住。我强调种族之间除了和平合作以外，别无他法。几天后，东古 到新加坡来考察局势。他在芽笼土乃向马来人讲话时，保证政府不久将草 拟计划，以“提髙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是一句委婉语，意思是马来 人要赶上华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水平。当时我在场，我也在会上讲话。我说 马来西亚要取得成功，不光靠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取决于 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和信赖。我相信东古有办法解决眼前政府面对的问题。 我也向他表明，我相信他对事件能秉公处理。我不得不这样做，如今权力 操在他手里。 隔天结束访问前，他在东海岸圣伯特里学校向1000人发表演说。东海岸是 各民族杂居的地区，有受英文教育的华人、欧亚裔，也有印度人和马来。 他吁请每一个马来西亚人帮助减轻他的负担，要求他们和谐相处，使每一 个种族都能够依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下去。我保证新加坡政 府将尽其所能解决曾经妨害种族关系的社会问题。第二天离开新加坡的时 候，东古说他怀着“安逸的心情”离开，我却大胆宣称“局势已开始缓和下 来”。 但是，这次暴乱使马来西亚不单在国内蒙受打击。暴乱发生前，国际舆论 对马来西亚越来越有利，巫统领袖允许赛加化阿巴在新加坡挑起种族冲突 是很愚蠢的事。因为事件一发生，苏加诺在宣传上便取得优势，得以指称 有证据显示马来西亚是英国一个新殖民主义阴谋，存在着威胁它结成一个 联邦的严重的种族纠纷。他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为的是要教训行动 党，指它不该参加马来亚大选，也不该夺回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时失去的 马来人选区。他们只需阅读《马来前锋报》，便知道赛加化阿巴居心何 在，但却允许他胡搞下去。

苏加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电台广播，促请新加坡的华人不要支 持马来西亚，而且宣称马来西亚的成立就是为了压迫新加坡的华人。接着 在8月17日，雅加达派遣30名武装入员在苏门答腊对岸的柔佛西海岸登陆， 以挑起更多事端。幸亏他们被制服，全无用武之地。其中16个被俘，两个 被杀，其余的多数在接下来48小时内遭围捕。他们当中有几个是到印尼受 训的马来西亚人。两星期之后，印尼又再派出30名武装分子，分两批空投 在马来亚。这些人多数被捕时，雅加达声称他们是马来西亚的自由战士和 印尼志愿军，事实上他们多数是印尼正规伞兵。苏加诺做得过火了。马来 西亚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提出申诉，伊斯迈医生宣布马来西亚处于“危 险状态”。9月中旬，英国在本区域调集了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并有空军和 海军提供支援。苏加诺害怕遭反击，答应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就在印尼空投兵员的同一天，芽笼地区却发生巫华冲突，一名三轮车 夫遭杀害，一辆汽车的司机受攻击。尽管实行戒严，暴乱还是持续了三 天，结果有13人遇害，109人被打伤，死伤者当屮马来人和华人又是大约各 占一半。当时我在布鲁塞尔参加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庆典，杜进才以 代总理的身份发表谈话，指出这次暴乱是印尼特工引起的。也许是。但是 在动荡的局势中，马来无赖只消动手殴打一些华人，马上就会引发报复行 动。这种局面的确糟透了。 第二次种族暴乱发生后，马来西亚的内阁受到新加坡越来越大的舆论压 力，只好下令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由高等法院法官蔡福海担任主席，调 查新加坡发生骚乱的原因，同时调查早些时候威士利省大山脚发生种族冲 突的缘由。1965年4月20日，调查委员会开始在新加坡进行听证。我们脱离 马来西亚后，委员会展延听证，却从此没再定下听证的日期。马来西亚的 政府法律顾问曾经在听证开始时陈词说，他将举证新加坡发生两次骚乱的 悲剧，是印尼特工的杰作。他已传召85名目击证人向委员会供证，可是其 中五名主要证人提出的证据，并未显示那确是印尼特工所干的好事。他们 全部坚决否认印尼同骚乱事件有任何关连。 以下是他们的首要目击证人接受盘问的情形： 问：如果在5月、6月和7月间，我们这里发生了我刚才告诉你的各种事情 ——也就是说宣传一直进行和持续下去，你是否同意马来人的情绪会变得 非常高涨？ 答：同意。 问：发生暴乱那一天，马来人的情绪是否非常高涨？答：是的。

问：你是否同意这种高度爆炸性的宣传，是引起暴乱的主因？ 答：同意。 1964年在第一次暴乱发生过后一星期，吴庆瑞于7月28到29日在吉隆坡同敦 拉扎克会谈，会后马上作了记录。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他认为有一个解 决办法。首先，他愿意成立一个马来西亚全国政府，行动党在联邦内阁中 将有代表，条件是我必须辞去新加坡总理的职位。我可以在联合国担任某 种职位，在那里做出有效的贡献。经过两三年之后，我的职位可以再行检 讨。吴庆瑞问敦拉扎克，赛加化阿巴是否会被革职以作为交换条件。敦拉 扎克回答说不会。”他强调正如他过去所说，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 完全受到控制，他对此可以做出明确的保WE。吴庆瑞又写道敦拉扎克承 认有人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新加坡是否会出乱子。他于是提出意见，认为 乱子不会发生。他承认在判断上犯了错误。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应 该采取行动。” 1982年，吴庆瑞口述他个人的经历时说： “这等于承认他涉及整个运动，旨在挑起新加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情 绪。赛加化阿巴介入新加坡的事务，在新加坡开展运动，以及给《马来前 锋报》撑腰，都得到敦拉扎克的全力支持。别无其他可能。 “现在敦拉扎克却说，在他看来，乱子不会发生。我的意思是……老实说， 这话……我不能接受。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激烈的种族主义 运动，加上组织良好的马来群众的游行和马来武术团员的大批出动不会有 乱子发生。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事。事态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种族暴乱。 “事实上，在暴乱事件发生之前几天或是一个多星期，我记得李先生显得非 常忧虑。他深深感到种族骚乱就要发生了。他跟我讨论这件事。我却太专 注于经济和财政事务，不十分了解情况，所以对骚乱的发生似乎抱着怀疑 的态度。这又是政治判断的问题——也就是对局势发展的触觉我全没有。 当我进一步向李先生追问时，他只是叹息，改变了话题。他一定以为我对 这些事情感觉很迟钝，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无论如何，骚乱事件毕竟发 生了。敦拉扎克涉及这件事，他的动机显然就是要把李先生拉下台。这也 是赛加化阿巴展开运动的目的。” 12月9日，东古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的讲话，同样让人看到了不祥的 预兆。他说，新加坡“充满政治花招”……又说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光 (闪电是行动党的徽记)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 脱离马来西亚，但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都是天大的灾难。”

第三十六章 战斗在酝酿 1964年9月2日，第二次种族暴乱发生时，我正在布鲁塞尔参加社会主义国 际成立100周年庆典。我应该赶回去处理这个局势吗？我决定不回来，即使 我立刻赶回来，事情还是照样发生。因此我决定留在布鲁塞尔。 9月6日星期天举行检阅典礼，参加者有欧洲社会主义国际成员国的代表 团。我看到大批身穿便装的退伍军人，不少胸前还挂着勋章?每个代表团前 面都有一小支铜管乐队演奏军乐，振作队伍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我不禁想起1942年2月英国高原部队仅剩的两名风笛手。他们在新柔长 堤先后为澳大利亚士兵和本国的高原士兵吹奏风笛，鼓舞士气。但在进入 新加坡之后，他们最终还是沦为日军的俘虏。 1964年6月，联邦政府不允许我们动用警察乐队在州庆日游行中演奏。联邦 政府现在掌握了警察的管辖权，决定为难我们。我们感到泄气，但毫无办 法。眼看许多国家的铜管乐队齐集布鲁塞尔，我立刻想到我们何不在学校 和人民协会组织自己的铜管乐队，并要求他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便能 进行具有相当水准的演出。 回到新加坡之后，我吩咐人民协会理事长寻回新加坡步兵团铜管乐队的退 休队员，同时请那位能拉小提琴、担任教育部常任秘书的莱佛士学院同学 关世强推行一项应急计划，在所有中学组织铜乐队。我的计划成功了。 1965年6月州庆日，人民协会铜管乐队参加了游行演奏，几所中学的铜管乐 队也参加。我们向吉隆坡显示他们阻挠不了善于应变和坚决果敢的人民推 行自己的计划。后来，我们把计划推广到小学和大学，不久我们也有了一 支青年管弦乐队。我相信音乐是建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能振奋民 众的精神。 但是在布鲁塞尔，还有比铜管乐队更重要的东西。我向大会致词时强调， 亚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如果要应付共产党在组织和宣传技巧上的挑战，必 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合理的生活水准；第二，有效的行政机关； 否则他们无法在新兴独立国当中生存下去。柏林市长布兰特听了我的演 说，向我祝贺。他是我在布鲁塞尔遇见的许多社会主义领袖当中最有名望 的一位。但是对我的演说反应最热烈的，还是英国工党影子内阁殖民地事 务部长安东尼?格林伍德。当时他也主管工党国际局。 安东尼?格林伍德50岁出头，身材瘦长，举止优雅，很注重外表，穿着一套 剪裁功夫到家的西装。他态度友善，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也不自大。他

生性同情被压迫的人民，所以是威尔逊心目中担任殖民地事务代言人的适 当人选。他的父亲阿瑟?格林伍德出身于职工运动，最后担任英国上议员， 对自己一生的经历感到很骄傲。安东尼?格林伍德自己先后进人英国公学和 牛津大学，成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从 不觉得不自在。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胸襟开阔。我很喜欢他。 他花了一些时间同我交谈，并问我为什么听到新加坡在9月2日发生种族暴 乱的消息时，不马上飞回新加坡。我暗示有某些同髙层有联系的马来人在 背后鼓动，以致发生骚乱事件。他了解我的意思，对我采取冷静和理智的 态度表示赞赏。他邀请我在9月11日会见英国工党的其他领袖，同时在下议 院参加晚宴，届时所有工党国会议员和候选人将会出席。这是工党国会议 员协会一年一度的晚宴，而且是在大选提名前夕举行的。我欣然接受邀 请，然后飞到伦敦去。 早些时候于1月间，我在新加坡会见了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国防部长桑尼克罗 夫特。我告诉他，不论保守党政府的态度看起来多么坚决，印尼人还是知 道在秋季大选过后，工党将组织政府。我说，如果威尔逊以工党领袖的身 份表明他将遵守英国的防务承诺，苏加诺就会死心，不敢希望工党政府会 因为不堪印尼对马来西亚的长期骚扰而放弃对马来西亚的支持。桑尼克罗 夫特同意回国后跟威尔逊谈这件事。我也征得他的同意，亲自写信向威尔 逊阐明缘由。 现在这件事取得了成果。9月11日参加晚宴前，我在英国下议院反对党领袖 的办公室里会见威尔逊。我们谈了40分钟。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事老挂在 他心头，新加坡的巫华暴乱也使他忧心忡忡。英国军队正在协助捍卫马来 西亚，他想知道马来西亚这个新联邦，长远来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在这之 前，我们不只会过一次面。这次又跟他面对面谈话，所以我能够以异常坦 白的态度分析我们的问题。我告诉他，除了印尼对抗使马来人失去安全感 以外，东古和他的同僚觉得难以放弃他们所推行的马来人支配一切的政 策，改而采取种族间地位较为平衡的方针；虽然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加 入马来西亚后，选民的结构已经起了变化。我说，我和我的同僚认为要使 这种情况改变，需要时间，却无法预测非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政党在至少20 年内会有执政的可能。像格林伍德一样，我的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使他放 心。但是我补充说，我们不能、也不会接受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 亚，非马来人只是勉强允许留在那儿。这样的马来西亚违反我们和东古商 达的宪制。 威尔逊兴致勃勃。他预料工党会在大选中获胜，而且向我保证工党一旦执 政，将继续支持马来西亚应付印尼的对抗。他也希望英国能贡献一份力

量，遏制苏联在东南亚挑拨离间。印尼对抗马来西亚就是苏联借提供军火 给印尼而干的一种离间勾当。他希望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使他的政策 较容易获得工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这是一次热情和兄弟般的会晤。他走到 柜台边，给自己倒了双份的威士忌。我只要一份就够了。这是9月一个美丽 的黄昏，六点半左右天色还很明亮。我们移步到俯瞰泰晤士河的阳台，慢 慢享受威士忌。他心情开朗，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计划怎样管理新政府。 在影子内阁里他拥有这一代中一些最能干的人才。他要利用英国在科技方 面所占有的领先地位，使英国再度向前迈进。他很乐观，而且信心十足。 最重要的会晤之一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会晤之一。我觉得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威尔逊 登上首相宝座，相信东古将意识到他对行动党所采取的种族主义政策非缓 和下来不可。当第14代伯爵休姆继承麦克米伦成为英国首相的时候，东古 觉得两位贵族之间有某种亲切关系存在。他肯定休姆会了解他的需求和治 国作风。一旦威尔逊执政，一批出身牛津大学的激进专家登场，东古会怀 疑他们把他看成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类似非洲的部落酋长。因此，我对 10月间英国大选结果的关心可不是短暂的。 参加晚宴的有600多名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和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工党党员。威 尔逊在安东尼*格林伍德敦促下，要求我在吃甜品的时候讲话。我列举了印 尼对抗马来西亚的问题，并指出区域的稳定和马来西亚的存亡，全看英国 是否决心防止一个大国以武力并吞邻近一个小国。如果工党组织下届政 府，我希望它负起保守党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我说，只要有时间，发展中 国家的人民将使国家逐步成为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正如他们在书报 中读到的英国社会一样。这个主题引起幸来工党成员的共鸣，大大地帮助 我巩固了我在威尔逊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点使新加坡未来一年的时局发展 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演讲过后，安东尼?格林伍德说我给听众留下了很深刻 的印象。他说，听众给我迷住了，我做了一件很出色的事，争取到他们对 马来西亚的支持。 9月13日返回新加坡时我感到很放心。如果工党执政，我在该党党内有朋 友，他们有些早在40年代我在剑桥大学深造时就同我有联系。相信大多数 的工党国会议员，都在他们那晚的常年晚宴上听过我的讲话，我希望他们 会记得我。这次伦敦之行让我安心。但是，当我搭乘的飞机在新加坡着陆 时，我发觉气氛跟往常很不一样。机场四周站满了用催泪弹和枪械装备的 镇暴警察，许多便衣人员则混在聚集于公路两旁的群众中。前一天，社阵 尝试发动7000名青年示威，但他们还没集合好就被警察驱散了。结果有77 人被控骚乱罪，其中一个还是社阵议员。示威者原本计划在我抵达时举行

一场激烈的示威。 不仅如此，我还发觉政府本身处于不安的状态。几个部长分别找我谈，他 们对于在我出国期间这里处理骚乱的手法表示不满。我记下了他们所持的 保留态度，但决定听其自然。我感到非常颓丧，但是绝不能显得悲观失 望，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我们要打胜这场仗，人民的士气和抗争的 意志是最重要的。 我回来一个星期后，主持了谐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大厦的开幕仪式。当 时华族商人个个神情沮丧。一天晚上，髙德根到斯里淡马锡官邸来见我。 他显得非常忧虑。原来在全民投票举行时，他呼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选择 A项，投票赞成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所以对目前华人陷人困境——夹在 马来暴乱分子和公然反华的马来军警之间孤立无援——他深感自己应该负 责。怎么办呢？他凝视着我说道我们不能使华人失望。” 我告诉他，宪法保障我们的权利，我不允许它受到忽视。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把华人团结和动员起来，以确保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宪法除了规定 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在教育、工作、执照和合同等方面享有特别配额以外， 种族之间不能互相歧视。他说你同英国工党关系很好，是否能请他们帮助 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们应该替自己打算，目前这样的日子是很不好过 的。”他能够看出英国工党如果组织政府，对新加坡的非种族主义社会主义 政党将比对吉隆坡的马来种族右翼政党抱着更为同情的态度。 从高德根身上也可以看出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心态。华人觉得老是在恐惧 中过日子很不好受。第一次种族暴乱是有人连续几个月挑起种族情绪再由 来自半岛的马来武术队引发的。一旦无辜的路人遭到毫无理性的殴打和屠 杀，就很容易引起第二次暴乱行动。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种族猜疑 的毒素已经扩散开去，种族关系变得像干燥的火绒一样，随时会重新燃烧 起来。 我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近落成的大厦主持开幕仪式，以鼓舞华人的士 气。我必须表现得信心十足，才能够增强他们的信心。我说如果我们成为 马来西亚人，只要有马来西亚存在”，我敢肯定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有前途 的。我把两次暴乱做个比较，一次发生在7月，另一次在9月。在第一次暴 乱中，吉隆坡的领袖未必会同新加坡领袖采取一致的行动；但在第二次暴 乱发生时，彼此便步调一致，共同对付种族主义了。 东古尝试扮演国父 同一天，东古在新加坡联盟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他所说

的话都很恰当。现在他促请新加坡所有领导人避免触及种族差异的问题， 大家同联盟携手合作，在我们的疆土上对抗共同的敌人。他将着手设立和 平委员会，因为现有的亲善委员会不能适当地发挥功能。我很想知道这种 改变会起什么作用。如果他不逮捕极端分子，我怀疑他所做的一切会产生 效果。然而东古的作风就是如此。他正尝试扮演国父的角色，我只好尽量 帮他一把。 9月25日，我同杜进才和林金山一起到吉隆坡去见东古。上午举行会谈，我 们一直讨论到夜晚。东古设晚宴招待我们。杜进才说，如果一群群的好斗 青年仍然四出闹事，不论亲善委员会或是和平委员会都不能有效地维持法 律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有必要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们认为警方必 须采取行动，对付所有引起种族冲突的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警 察及时采取行动，而且以公平和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种族，暴乱事件就 不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 第二天，杜进才告诉记者，经过最近的误解之后，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已达成全面协议。他怀着更大的希望而不是更大的信心说道，这次会谈有 助于消除一切疑虑和恐惧，说明双方都有办法进行合作，使马来西亚取得 成功。党和党之间的歧见将搁在一边，马来西亚的利益永远第一。我透露 双方已同意避开有关马来西亚各种族地位的敏感问题，大家将尽最大的努 力，动员人民对抗印尼的侵略和颠覆。今后两年，联盟和行动党之间将停 止争执。我建议——东古也同意——为了制止关系恶化，双方应当避免扩 大党支部和政治活动?我也希望双方暂时停止谈论政治。 10月17日清晨五点半左右，我起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广播。英国大 选的结果已经公布了，工党以一两席的多数当选执政。我感到莫大的宽 慰。威尔逊将成为英国新首相，我的处境终于好起来。东古必须同英国工 党政府打交道，而工党政府是不会赞同封建首领们压制一个反对暴力并提 倡民主的忠诚反对党的。 事情似乎有了进展，但是我的乐观心情很快便蒙上一层阴影。同一天，陈 修信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为他而设的晚宴上讲话时说，由于宪法没有明文规 定新加坡不能脱离马来西亚。他深信这个岛屿将会进步和繁荣，但是它不 可能成为“穷困沙漠中仅有的繁荣绿洲。”脱离？当时我身在吉隆坡，一同 到新加坡我便驳斥他的讲话。我说，新加坡人民更关心的是如何促使马来 西亚取得成功；不幸当我们同意今后两年停止争执，预防种族分裂，以免 导致马来西亚分崩离析时，他却大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事。陈修信的 答复是，他发表这样的谈话，目的在于制止市面上盛传的谣言，说新加坡 考虑脱离马来西亚。这并不是唯一的流言蜚语。当时的猜疑就是这样。我

甚至还得辟遥，否认我在离开新加坡期间是被联邦政府拘留在吉隆坡。 新加坡联盟大改组 一个星期后，佐哈里宣布新加坡联盟大改组，以便联盟能在预定于1967年 举行的下一届州选举中结朿行动党的统治。杜进才马上要求联盟澄清两年 停止争执的意思，而且强调这项协议不能只适用于行动党。佐哈里否认他 知道有这么一项协议。隔天新加坡联盟同东古会谈后发表声明，宣称协议 所指的放弃政党政治两年只跟种族方面的问题有关，并不意味着联盟不得 改组成一个有效的团体。麻烦又来了。东古对所有协议的解释都希望对自 己有利。杜进才又恨又恼。但是，由于佐哈里和东古说过，我们实际上可 以自由扩展各自的政党，杜进才、拉惹勒南、王邦文和李炯才便开始同他 们早年在马来亚住地的朋友接触，以争取基层人士的支持。杜进才并宣布 行动党将另立方针，动员马来亚的民众支持行动党。他也宣称行动党在马 来亚各地都有党员，当时机到来时，他将把这些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 部。 印尼谍报人员开始利用新马的关系紧张并通过我们的华裔商人来试探我， 印尼答应将恢复对新加坡的贸易，条件是我们必须退出马来西亚。我决定 戳穿这种尝试离间我们的企图。11月12日我在立法议院披露印尼有这样的 动作，我置之不理。我说，印尼迟早会明白马来西亚不是他们所能轻易并 吞的。他们终须学会怎样跟马来西亚共处，并同它进行贸易。 然而新加坡人的士气很低落。城市很邋遢。由于执法欠严，饲养牲畜的印 度人竟然把牛羊放到运动场甚至交通圈边缘去吃草。这些地方本来就不该 有牛羊出现的^一天晚上，一名律师就在市中心外缘驾车时，撞到一头牛， 结果丢了性命。我从办公室的窗口眺望大草场，可以看到牛羊在滨海公园 里吃草。经过两次暴乱后，这地方显得更邋遢了。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垃 圾，更多的牛羊在街道上游荡；你也可以看到更多的野狗、更多的苍蝇、 更多的蚊子、更多的乞丐。就连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场地也乱七八糟。我决 定制止这种倒退的现象。我召集所有同公共卫生有关的官员到维多利亚剧 院开会，会议经过由报纸和电视台全面报道，以迫使他们采取步骤，使市 容恢复整洁。我给牧人几天的宽限期，要他们把牛羊赶回栏圈。宽限期过 后，如果他们的牛羊还是到处游荡，这些牛羊将会被宰杀，然后送给福利 部的收容所，让所里的人享用。这道训令果然有效。整个市容变得整洁 了。 不久，陈修信又发难了。11月25日，他在下议院发表预算演说时，宣布将 采取强硬的新措施增加税收，这包括对盈利总额征收1.5%的营业税，并对

所有贸易和商业机构的薪金总额征收2%的税金。受这项措施打击最重的将 是新加坡。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工作职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使劳工 密集工业的投资家不敢前来投资。我指出，这项措施对马来西亚的工业化 毫无帮助，反而可能加深贫富之间的鸿沟。吴庆瑞在联邦国会第一次发言 时，也表示上述征税措施是一种倒退，时机也不恰当。新加坡将须缴交 25%的营业税和40%的薪金税，这显然跟新加坡人口和经济的比例不合。 但是，当新加坡职工总会以理由充足的论据反对新的征税措施，并认为它 含有反劳工的性质时，陈修信却指责新加坡政府利用手中的一切机器，挑 起民众的情绪反对新税制。 陈修信声称，尽管事前东古邀请我跟他讨论这件事，我还是存心攻击他的 新税制建议。我反驳说，我还是从他在国会发表的预算演讲中第一次得知 新税制的事。五天之后，我才就这件事礼貌上会见东古。本来我没义务去 见他，但是我还是不辞劳苦地向他解释新税制将产生的恶劣影响，并促请 他重新加以检讨。我也要求他不要废除新加坡已婚妇女劳力所得可以个别 估税的规定。这是陈修信所提的另一个小气和报复性的措施。他认为我们 所以有这一改变，是因为儿名行动党部长的妻子——包括我的妻子——都 有工作。我详细叙述了东古怎么邀请我把我对这个课题的看法，用他的录 音机录下来，好让陈修信能够充分了解。我照做了。后来东古建议安排我 ——或我所建议的吴庆瑞——去见陈修信，却一直没有下文。 陈修信的答复是，他希望我们的财务安排不久会进行检讨。他声称新加坡 的税金负担是全马来西亚最轻的。他盼望有一天新加坡上缴给中央政府的 税额占总税收的60%，而不是40%。 12月9日，东古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的讲话，同样让人看到了不祥的 预兆。他说，新加坡“充满政治花招”，“比方说，你会发觉新加坡比马来西 亚其他地方较少和谐的气氛……这就是我当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进马来西 亚的原因”。我们对营业税和薪金税的批评已击中要害。他说：“如果我们 觉得哪一种征税看来行不通，或是引起反对，我们可加以修改……”但又说 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光（闪电是行动党的徽记)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 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脱离马来西亚，但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 都是天大的灾难。” 东古一定觉得马来西亚已面临困境。12月19日我在吉隆坡同他会面时，他 不像往常那样自在安详。他一反常态，不苟言笑，一坐下马上谈正经事。 他用严肃的态度讲了半个小时的话，而且直截了当，第一次建议对宪制“重 新进行安排”。他在前天的内阁会议过后，已经跟核心人物——敦拉扎克、 伊斯迈、陈修信、佐哈里——谈过这件事。他再三强调防务对他是生死攸

关的。贸易和商业可以像往常一样进行，但是我们一定要帮助负担防务开 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将“建立伙伴关系，新加坡地位独立，但属于半岛的 一部分”。他希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加入联合国，双方可以共同拥有大使 馆，也许驻联合国代表处也可以共用。看来他并没弄清楚自己所要的是什 么。但是他表示这些变革预定完成的日期，是在下一次财政预算案提出之 前，这期间我不妨对有关问题作一番思考。我说，只要东古还在世，他能 够约束各种不同的力量。他回答说： “新加坡的华族沙文主义者和华族共产分子太多了。由于新加坡是个华人的 州，你必须替华人做许多事，这不免会引起马来亚的某些反响。（来自马 华公会的教育部长）李孝友现在想要在马来亚设立一所华文学院。一旦我 们分开，你们就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你们可以承认南洋大学，你们的语文 政策也可以有所不同。我们想清楚之后，可以通知英国。” 我指出，英国人如果要继续保留新加坡的基地和捍卫马来西亚，他们的利 益必须得到保障。我又问他，新加坡将会像北爱尔兰还是南爱尔兰？他回 答说，“大约在两者之间”。 不到两星期之后，即12月31日，我同伊斯迈会谈一个小时。伊斯迈的想法 比较具体和合乎逻辑。他说东古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是直觉的。他想要恢复 原有的计划，那就是由你替他照顾新加坡。”我要知道有关细则。他 说：“你对这些事情可以考虑得更周全。现在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了。”接着他把下面这句话重复了三次：“我最好还是不要多说话，最好是 保持沉默。他们都对我疑心很重。我曾经把政治部的中立报告分发给他 们，这些报告现在却被弃置一旁，他们所喜欢的是我们自己的秘密情报 （也就是巫统的秘密情报）。东古一旦不在，将会有麻烦发生，因为极端 主义分子和沙文主义分子在各个阵营里都很活跃。只要东古在职一日，凭 他的个人名望，人们是会听他的话的。他超越内阁，内阁共同负责的条规 并不适用于他，所以他办起事来比较容易，因为肮脏事可以由我们做。他 喜欢的话，可以否认他跟我们有关系。” 我离开之前，伊斯迈说：“对于这些事情，最好守口如瓶，否则公众将大感 震惊，对政府失去信心，致使投资家相继离开，苏加诺成为胜利者，并继 续进行对抗。最好把问题写下来，然后讨论。由于他们不信任我，我最好 不要讲话。如今裂痕越来越深，巫统不信任马华。马华必须同行动党一争 长短，会有更多沙文主义路线。如果回复原来的局面，华文教育问题将引 起麻烦。最后不是行动党或马华，它们并无差别，而是马来人对华人之争 了。陈修信在大选前建议联盟合并成一个政党。现在他却反对合并，因为 他知道他的追随者，也就是华族追随者将转向行动党。”

伊斯迈又把下面的话重复了几次：“跟杜进才和拉惹谈谈，关于他们的非种 族主义路线，为了下一代，我们原则上可以同意。目前的情形，种族气氛 太浓，所以双方不妨沿着平行的路线走上15年或20年，然后两个社会才合 而为一。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历史不同，结构也不同。” 我强调杜进才、拉惹、杨玉麟、王邦文将会极力反对，他们都来自联邦， 家庭还在那里。情感的联系使他们很难赞同退出马来西亚。伊斯迈同意。 虽然东古说过，他曾经向陈修信吐露有关他打算对宪制重新进行安排的问 题，陈修信却似乎不理东古的想法。他又引发要关闭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旧 争论。他说，新加坡中国银行不能无限期经营下去。在中国银行关闭前， 他将发给临时的营业执照。他再度同我展开激烈的争辩，情形就跟新加坡 当年同马来亚商谈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时，他同我发生激烈争吵一样。现 在他担任联邦财政部长，占了上风。他一心一意要贬低新加坡和它的部长 的威望，但是我们却能使他在选民支持方面付出代价。1964年结束之时， 正是我们展开恶斗的开始。

第三十七章 分裂的前奏 我在1965年的新年献词中，对时局表示谨慎的乐观。“如果我们不能领悟一 个事实，我们将是愚蠢的，那就是在1965年，倘若我们重蹈1964年的覆 辙，马来西亚将会因内部分裂而不是外来侵略而瓦解 对抗已经削弱了那些 主张对语言、文化以及建围问题采取温和渐进步骤的人士的努力。假如我 们故意不顾危险的信号，那我们将会自取灭亡……倘若马来西亚各地区的 不同领导层坚持各行其道，继续保持他们昔日在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或 沙捞越的那种作风，那么，马来西亚将会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不仅是政治 领导层的冲突，而且也将是他们在全马来西亚各个不同社会的追随者之间 的冲突。我们能够创造，同时也可以摧毁我们的前途。我们可以通过互相 迁就和容忍创造我们的前途，或者每当不能随心所欲时，我们便大动肝 火，这样，便会把我们的前途摧毁。” 印尼的宣传压力加深了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怨恨。苏加诺发出的泛马来主 义呼声，促使巫统不甘示弱而强调它的“马来特性”。1965年，华人农历新 年和伊斯兰教开斋节同在1月31日来临。我在华人和马来人一同庆祝两大佳 节这一天发表献词，同样呼吁华巫两族和谐共处。隔天，东古却做出强烈 的反应。他说这些政界人物(指我和我的同僚）谈到双方的争吵和关系紧 张，也谈到今后的麻烦和流血，他们更谈到战祸……他们每到一处便在人 民心中留下一层阴影……在当前面对考验和苦难的时刻，这种言论的确是 愚蠢、有害和危险的。我说他们真丢脸。” 四天之后，我在亲善委员会为我而设的晚宴上，答复了东古的指责。我 说，如果我们勇敢地面对不如意的生活现实，我们多半会设法加以解决， 而不是假装看不见。它的确是存在的。目前人们谈论的各种问题，如果任 其发展下去，势必引起更大的不幸。我所指的是《马来前锋报》的文章不 断挑起马来人的情绪，反对我本人，反对人民行动党和华人。我们每天把 这些漫骂文章翻译成英文、华文和泰米尔文再编录成文摘，以《各报言 论》的名目出版。我们也通过电台和电视台，用各种语言播出文章摘要。 东古晓得我看穿他们的策略。他要我默不作声，有问题私下找他谈。但我 首先必须向每一个人暴露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他们通过爪威文 版的马来报纸，展开恶毒的种族主义运动。 华人农历新年期间，我接受《华盛顿邮报》通讯员的采访。这位美籍通讯 员飞到新加坡，采访有关印尼对抗和马来西亚种族关系日益紧张的新闻。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东古之所以感到不快乐，是因为英国在军事 上协助马来西亚对抗印尼，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必须友好对待新

联邦中所有不同的种族群体。所以他现在转向美国寻求援助了。我促请美 国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明确表示，他们没有意思帮助只占总人口40%的马来 人“压制”占总人口60%的华人、印度人、达雅克人和婆罗洲其他种族。东 古自己一向主张多元种族和谐共处。但是由于他提到退休的可能性，巫统 里头“第二梯队的马来人和受阿拉伯教育的领导”——意思是赛加化阿巴和 他手下的一批少壮派——便决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把这批人称为“过激 派”。 在访谈中，我说马来传统主义分子认为，行动党和它所提出的多元种族马 来西亚民族主义以及建立一个更公平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对他们构成 威胁，所以他们有系统地发出具有高度爆炸性的种族主义呼声，以诋毁新 加坡政府的信誉。我说：“我们要给马来人提供的服务，如果不是多于联盟 所提供的，至少也要跟联盟一样多(岂知）他们却不要我们插手马来亚的事 务，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措施局限在新加坡（然而）联盟里头的过激派现在 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他们尝试把自己的政治权威模式强加于马来西亚三 个新州，但却徒劳无功。现在他们正面对着它的后果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忍 受别人对我们进行恫吓。因为一旦我们在压力下屈服，在一旁待机而动的 马来亚共产党便准备接管政权，成为受压迫民族的领袖。我们万万不能被 激愤的言辞和相当露骨的威胁吓倒。”这篇访谈录，《马来亚时报》曾经转 载。 在双方继续公开猛烈争论时，我和吴庆瑞跟东古、敦拉扎克和伊斯迈进行 了私下会谈。我建议双方停止纠缠若干年，新加坡和联邦保持松懈的联 系，中央给予新加坡州政府更多的权力，特别是警察和内部安全方面的权 力。 有个基本先决条件 1964年7月28日，第一次种族暴乱过后不久，吴庆瑞会见赫德。根据赫德的 看法，巫统领袖知道，如果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信条同行动党展开政治斗 争，最终会败给人民行动党。赫德要东古赶快从美国回来，然后立刻宣布 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在面对印尼的侵略时，反而能加强国民的团 结。他已经向伦敦提出他的看法，英国首相可能针对这一点向东古施压。 赫德对沙巴和沙捞越的局势也表示深切关注。在后方崩溃时，英国是没有 理由在前线防守的。 正当新马领袖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争执越来越剧烈的时候，幸好还有个 回旋余地，那就是我和吴庆瑞跟东古和敦拉扎克之间还可以进行秘密对 话。敦拉扎克同吴庆瑞容易相处，跟我就不行。东古比较喜欢吴庆瑞，却

又觉得我这个人并非难以接受，还可以同我谈商。所以我们在个人层次上 进行私下坦率的会谈，倒是能避免祸患发生。然而“全国政府”却始终不见 成立。8月18日，东古到新加坡来并告诉我说，他从华盛顿回国时，曾经在 伦敦停留，以便会见英国首相。后者忠告他说，经过新加坡的种族暴乱 后，马来西亚要巩固实力，最好的方法是同人民行动党组织联合政府。但 是东古说，巫统绝对不会接受这项建议，因为敦拉扎克定下的基本条件是 不许我们插手马来世界的事务，我们并没接受。 我们只好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设法寻求解决的办法。到1964年12月，双 方继续探求如何在联邦的范畴内进行较为宽松的安排。东古要求我把我们 在非正式会谈中讨论的概念记在一张纸上，以阐明我们准备解决的是哪些 问题。1965年1月25日，我完成了备忘录，其中建议我们恢复合并以前的情 况：凡是过去在新加坡政府权限内的宪制权力，将归给新加坡政府；中央 政府将负责国防和外交两方面的事务，但在行动之前，必须同新加坡政府 磋商。双方也将在内部安全委员会中共同负起保安的责任。在这些宪制安 排生效期间，新加坡公民将被禁止参加新加坡以外的政党政治活动，马来 西亚公民则不得参加新加坡的政党政治活动。 拉惹勒南是最剧烈反对新加坡暂时退出马来西亚的人。他认为新加坡一旦 退出，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总有一天会被巫统极端派干掉。所以我们最 好还是留在马来西亚，把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他们，这样我们才有更 好的机会应付他们的进攻。拉惹本性就是如此。每当他深信我们有理由的 时候，一定战斗到底，决不退缩，不管这场战斗是多么险恶。杜进才站在 他一边，但是大多数阁员支持我。几天后，我把备忘录交给东古，并于1月 31日在他的官邸跟他讨论了三个小时。 然而东古对备忘录的内容并不满意。我的结论是，他已经改变立场。现在 他决心要把我们逐出联邦国会，根本不要我们参加国会的辩论。他说我们 引起吉隆坡太多的烦恼，特别是财政方面的烦恼。新加坡应当在下一次财 政预算案提出以前，开始征收自己的税款。但是，由于共同市场的设立将 使新加坡繁荣起来，因此它必须上缴部分税收，作为马来西亚的防务开 支。他说：“如果你们退出国会，我们可以成为朋友。这样会比较好。如果 你们留在国会，总是会批评这批评那。”但看来他是决心要控制国防和外交 的。他的论据很简单：“如果新加坡同中国或其他共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将会造成什么后果？首先防务就完全失去意义。”其实他当初就希望马来亚 和新加坡在伙伴的基础上建立联系，而不是合并。伊斯迈补充说，东古的 意思是新加坡将具有自治领的地位——“就像罗得西亚①一样”。 我告诉东古，如果我们负担国防开支，就得留在国会里，既然缴了税就应

该有代表权。可是他态度坚决。我在写给内阁同僚的便条中说：“他要求我 们退出是不能改变的。”当我对他说我未必能说服同僚们接受我的意见时， 他以相当激烈的语气大声叫道：“你告诉他们我不要新加坡，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不要新加坡留在国会里。他们拿我没办法。”隔天我到伊斯迈的办公 室会见伊斯迈，问他东古是否明白我的论点。他不能一面要求我们退出国 会，—面又要我们负担国防和外交方面的开支。伊斯迈答道：“是的，东古 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可能两全其美。” ① 今称津巴布韦 难怪有关新加坡在联邦里头“重新安排’它的地位的会谈，没有任何进展。 我是在备忘录中提出重新安排的建议的。2月9日，吴庆瑞参加国防委员会 会议后会见敦拉扎克。敦拉扎克对吴庆瑞说，过去几年，双方的政治地位 或多或少已经巩固了，所以不能反其道而行。凡是适合新加坡的东西，未 必适合马来西亚，反之亦然。合并是一种错误。在合并之前应该有个过渡 时期，以避免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所以目前有必要成立一个较为松散的邦 联。吴庆瑞说，无论宪制上怎么重新安排，都不能使新加坡看来像个半殖 民地。新加坡如果退出联邦国会，就得放弃它在联邦的地位和权利。这是 很严重的事。 吴庆瑞重申我的见解，认为我们应当恢复马来西亚成立以前的地位。这一 次，敦拉扎克同意根据这些方针寻求某种解决办法。但是有关宪制上“重新 安排”的讨论，却令人迷惘和气馁，因为东古和敦拉扎克在相继提出的建议 中，态度反反复复，以致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不希 望马来西亚在印尼对抗期间实力转弱。赫德很巧妙地进行干预，设法劝阻 东古、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对新加坡采取行动。 2月15日，我和杜进才、林金山跟东古一起打高尔夫球。我漫不经心地提到 英国一直在猜测我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久前，蒙巴顿勋爵先 后访问吉隆坡和新加坡时，曾经代表英国首相对这里的情况表示关注。东 古说，他请蒙巴顿不必担忧，因为他充分了解印尼从马来西亚即将瓦解的 消息中得益的危险。但是，我们步人他的书房时，却发觉他对宪制“重新安 排”的想法，经过蒙巴顿和赫德劝说后，已经有了改变。他说，现在新加坡 可以继续派代表出席联邦国会会议，州的财政事务和征税权力将交还新加 坡政府。这无形中消除了造成双方发生摩擦的一个重大因素。正如我在这 之前所建议的，新加坡的防务和外交由中央政府掌管，但是新加坡的警察 部队和安全事务，应该由新加坡政府自行控制。至于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 （他指的是英国情报处和秘密情报处），必须照旧操在中央手里，要不然 ——他重复三次——“行动党一旦下台，某个极端左翼政党如社阵接管政

权，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新加坡恐怕要变成另一个古巴。” 担心苏加诺得到好处 他接着请我起草他准备写给威尔逊的信，通知威尔逊有关以上各种安排， 并说马来西亚不会发生分裂，请威尔逊放心。第二天我把信稿送去给他。 我们这三个来自新加坡的人，都深信英国已经成功地使他打消了他所说的 让新加坡“分离出去”的念头。后来他在他的官邸告诉我和吴庆瑞，他现在 要慢慢处理事情了。他担心消息一旦泄漏，苏加诺会从中得到好处。 联邦警察总监芬纳从吉隆坡前来见我。他似乎要让新加坡控制它的警察部 队，而且认为我们只要建立自己的后备队，遇到暴乱事件，就有办法维持 社会秩序。他深信一旦新加坡的马来极端分子晓得安全事务由州政府掌 管，随时会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态度似乎很 诚恳。我原本以为这是他的最后立场，后来却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五天 后，他把一份准备提呈给伊斯迈的文件交给我看，文内提出的论点，正好 与以上所说相反：无论警察或州的安全事务，都不能交由新加坡掌管。他 的立场完全改变了。他把当时访问吉隆坡的英国情报处首脑霍利斯爵士介 绍给伊斯迈认识。霍利斯使伊斯迈相信，从专业观点看来，把新加坡和联 邦的警察一分为二，并非妥善之举。因此，伊斯迈反过来主张由联邦政府 继续维持新加坡的法律与秩序，就跟目前的情形一样。我问伊斯迈，东古 是不是也改变了主意。他说不是，但他有义务把专家的意见转告东古。 这之后不久，我在“卡科萨”官邸同赫德共进午餐，并在午餐前后各举行了 20分钟的严肃会谈。当天早些时候，他会见过东古、敦拉扎克、伊斯迈和 陈修信。他说，不错，东古很想对宪制进行“重新安排”，但是有三方面的 问题阻挠计划的进行：第一，陈修信反对放弃对新加坡财务的控制；第 二，伊斯迈反对把警察和安全的控制权交还给新加坡；第三，新加坡巫统 不愿停止叫嚣，更不要说停止运作。我对他说，就警察的控制权而言，从 中作梗的是芬纳?赫德泰然自若地说，他还没跟芬纳谈起这件事，也许稍后 会与芬纳谈。 另一方面，赫德建议双方在进行商谈期间应该保持缄默，有如停止争执那 样。他对我说，马来西亚宪制的“重新安排”，将是苏加诺的重大胜利，我 们千万不能让苏加诺占尽便宜，以免鼓励他继续对抗马来西亚。他劝我耐 心等待印尼对抗的结束。由于印尼面对经济难题，极度的通货膨胀正在摧 毁它的经济力量，所以不久它就会结束对抗。印尼对抗一旦结束，我便能 催逼东古解决宪制方面的问题。

我细心听他讲，然后跟我的同僚商量。我的结论是：英国不希望马来西亚 冒险同新加坡就彼此的关系做出较为松动的安排，因为这种安排只有对行 动党政府才行得通，万一社阵执政，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也认 为，在英国负责捍卫马来西亚，应付印尼的对抗，对东古还能发挥影响力 的时候，如果我力促东古解决我所提出的问题，我就有较好的机会在宪制 的重新安排方面取得合理的条件。赫德说过，虽然他很希望我们能够自行 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英国政府给了他广泛的决断权，必要时他会施加强 大的压力。 第二天，即2月24日，我请赫德到吉隆坡的新加坡大厦来见我。我告诉他 说，我无法使东古发表声明，因为他（赫德）把东古唬得话都不敢说，事 情也不敢做。我说，局势一定恶化，我们可能会面对第三次的暴乱，赫德 说，他将会见东古，并促使东古宣布考虑对马来西亚做出些微的调整，使 它的运作更为顺畅，但不是进行基本或激烈的改革。有关警察和财政问题 的商谈，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目前必须维持原状。 我把我对时局的评估向内阁汇报：不光是蒙巴顿勋爵和赫德勋爵对马来西 亚领袖施加压力，就连联盟部长所信赖的英国官员如警察部队里的芬纳和 联邦财政部的古尔德，也尽他们之所能，设法使东古打消企图对宪制进 行“重新安排”的念头。英国希望在印尼对抗期间，马来西亚的宪制不做任 何修改。如果非修改不可的话，也只能是最微小的修改，警察部队和政治 部依然由中央控制。 我的结论是：“从我在商谈合并时所得的经验看来，这是英国人最典型的手 法。他们绝对不会开门见山宣布宪制不会做任何修改，而是一点一滴地使 别人的观点逐步改变……我不知道他（赫德）是否打算耗尽我们的气 力。”我不否定以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可能向东古表 示，英国准备默许东古全面禁止我们在联邦进行任何挑战。我们在谈判中 掌握的有利条件，是行动党在马来亚的支部和在国会里的代表给了我们不 少的 政治力量，使我们能够把全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和进步的马来人团结在一 起。要不是因为我们在国会里有代表，而H能够在马来亚举行群众大会， 展开竞选活动，陈修信可以干脆不理我们对他的预算案所作的攻出?。就因 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才没有把营业税法案提交国会讨论和通过。 幸好这期间幕后的商谈使局面不致失去控制。其实双方都希望避免冲突， 也希望彼此之间进行较为松动的安排，以制止不时发生的摩擦。长远来 说，这种摩擦将削弱马来西亚在国内外的地位。然而英国人却不赞成这一

套。他们尽力使马来西亚维持原状，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都站在他们一 边。澳大利亚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克里奇利和他的驻新加坡副手普里切 特，都促请我在宪制和行政方面完全保持不变。为此，新加坡应当退出马 来亚的政治，关闭马来半岛的行动党支部，以换取联邦政府中的两个部长 职位。我告诉克里奇利，行动党支部不可能撤出马来亚，除非巫统停止在 新加坡活动，而且不再利用马来极端分子以种族暴乱为要挟，对我们进行 敲诈。巫统不能两者兼得。 这一点并不能消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疑虑。结果我于3月5日第一次飞抵 奥克兰。

第三十八章 受邀访新澳 由于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公开争论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感到不安，两国 的最高专员（在征得东古同意之后）正式邀请我于1965年三四月间访问澳 新。尽管内部有歧见，我仍将有机会解释为什么新加坡还是坚决支持吉隆 坡对付印尼对抗。这有助于使澳新两国人民安心，并认为他们的政府应该 支持马来西亚对抗印尼。出国一个月——在新两兰10天，在澳大利亚18天 ——对我也有好处。 3月5日离开奥克兰之前，我举行了记者会。我说，我们要优先做到的是一 定要保持紧密的团结，反对印尼的侵略和扩张。印尼注定要经历一场天翻 地覆的大变动。一旦印尼对抗结束，新的氛围形成，马来西亚便有可能面 对国内的问题。吉隆坡不应把马来西亚联邦的政治活动方式强加于新加 坡、沙巴和沙捞越这三个新州头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适应多元种族 政治，并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争论，而不是从种族的角度来争 论。 访问新西兰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休息。芝和我住迸奥克兰一家叫人喜爱的小 酒店。新西兰白人女侍应生的穿着，跟战争刚结束时英国的女侍应生一 样。早上我们还没起床，她们便把茶和面包牛油一起端来，过后再捧上一 大份牛排和小羊排（我们谢绝了）。我们驾车从奥克兰到惠灵顿，有两个 晚上在途中停留。沿途每经过一个小镇，镇长都像在英国的情形那样，戴 着就如英国市长所戴的链子欢迎我们，设午餐或茶会招待，还发表简短的 欢迎词。我也致词答谢。 在惠灵顿，我到霍利约克总理的国会办公室会见他。交谈后他带我们去会 见全体内阁成员，双方自由交换意见。我坚决支持马来西亚，他们安下心 来。他们赞同我的看法，支持以多元种族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国会大厦的 国宴上，霍利约克亲切地说：“把新西兰跟马来西亚连在一起的，不单是军 事联系。”对新加坡在我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他表示钦佩，认为我是不知 疲倦地为新马来西亚做事。“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年轻国家经常遇到的阵 痛，大邻国印尼横行霸道的威胁使阵痛加剧了。李先生无疑将威武不屈， 继续努力不懈，以确保自己尽心尽力建立的国家稳定、繁荣与进步。”仿佛 为了突出威胁的严重程度，当我还在惠灵顿的时候，印尼破坏分子暗置在 新加坡麦唐纳大厦内的一颗炸弹爆炸了，炸死了两个人，炸伤35人。澳大 利亚最高专员公署和汇丰银行就设在这座大厦里。 从惠灵顿我们飞到克赖斯特彻奇，驱车到达尼丁和因弗卡吉尔，然后飞回

惠灵顿。这次新西兰之行令人心旷神怡。新西兰人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 式，都比澳大利亚人更像英国人。这个国家到处流青滴翠，就像英格兰南 部一样。新西兰人同样友善好客。 下一站是悉尼，那是澳大利亚18日游的起点。接着是到堪培拉、墨尔本、 阿德莱德和珀斯。 在堪培拉，我向全国报业俱乐部发表演讲。听众非常关注印尼对抗马来西 亚。我说我们有个共同的邻国，人口比我们两国的总和还多，也比我们 穷，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可能处于不安和动荡的状态……我们知道， 军事和经济援助保证不了我们最后会胜利，.但是至少让我们赢得时 间。”“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层越是大谈马来民族主义，马来西亚的非马来 人就越会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疑虑。马来西亚开始四分五裂的话，理论上可 能出现三种 局面：一、第三个强国吞并或征服马来西亚；二、马来西亚由—个种族占 尽上风；三、出现种族隔离的趋势，最后是国家分裂。三种局面都令人害 怕。”我坦率直言，不回避现实，赢得了大批新闻记者和外交人员的掌声。 接着会见了总理孟席斯爵士。孟席斯对东古有影响力。他跟威尔逊不一 样，是个保守派，一向支持东古。东古过去谈起他来语气亲切。现在孟席 斯要是促请东古通过政治让步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马来西亚问题的话， 成功的机会会比威尔逊大。孟席斯对我要讲的话感兴趣，会谈持续了75分 钟，比原定时间长了一倍。会谈结束后他带我去会见所有内阁成员，双方 自由交换了意见。 我解释了东古受到的压力。苏加诺越过他，直接向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发出 呼吁，这些人不少是不久前才从苏门答腊和爪哇来的。东古设法在泛马来 主义的表现上胜过苏加诺，却使华人和印度人疏远了他。目前的关键是， 应该让一个像孟席斯那样他所信任的人告诉他，长远的解决办法不在于骑 在华人和印度人头上，而在于让他们在马来西亚有立足之地。我指出，马 来西亚三大种族，马来族、华族和印族的文化源泉，是在境外的印尼、中 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的领袖可以牵动他们的心弦，影响力即使不比马来 西亚领袖大，至少也不相上下。孟席斯赞同我的看法。他认真对待我的分 析，要求我把解决问题的看法写给他。我答应回到新加坡后这样做。马来 西亚报纸没有报道我会见他和他的内阁的消息，多半娃为了避免东古不高 兴。 此行很劳累。我每到一个城市都发表演说，接受电台和电视台访问，向大

学的听众和报界发表演讲。这一?切都没有内费力气。我描绘了马来西亚的 实际情况，让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毫不怀疑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也重 视他们的帮助。 联盟领袖生气指责我 4月3日我返回新加坡，发现联盟领袖在生我的气，他们指责我批评联邦政 府和东古。甚至在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时，马来亚国大党领袖、东古的工 程及邮电部长善班丹便抨击我“讲话毫不关心”联盟的前途。他说，我已经 得到了我所要的，那就是马来西亚成立了，现在却大谈政府对政治一无所 知，是由王子、苏丹和酋长主持的。可我从来没有在演说中讲过这些话。 随着马来西亚的报纸继续抨击我，好些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写信给《海 峡时报》为我辩护。一个澳大利亚记者抗议说，他好几次听我向大学的听 众发表演说，从没听过我诋毁其他马来西亚领袖。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 洲研究学会主席也写信说，他听说马来西亚发出的报道，批评我发表“抨击 中央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意外。这些指责跟他所听过的演说不 符。 事实是，在联盟领袖眼中，我的第一项罪过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报纸对我 产生了好感。他们也从惠灵顿和堪培拉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那里得知 两国总理和内阁热烈欢迎我。他们主要的不满是，我的论点和对局势的分 析，对两国政府产生了影响。 回到新加坡两个星期后，我在1965年4月20日写了封信给孟席斯，概括了要 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种族社会成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孟席斯于1965年5月回信，私下表示支持我的立场，但却小心翼翼地力求态 度平衡：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为了大家，我希望看到问题能够合理与友好地解决， 相信这将使马来西亚成为安全和生机勃勃的组织。另一方面，阁下的能力 是不容置疑的，我促请阁下配之以永恒的耐心。 “我不必告诉阁下，要我的影响力发挥作用的话，事前我就不能做出任何判 断，也不能让别人以为我已经做出了判断。” 孟席斯承认澳大利亚政府将难以向选民说明，它们为什么要捍卫一个压制 非马来人的严酷的马来人政府。这些非马来人愿意加入一个采纳多元种族 宪法的联邦，而有关的宪法，是东古和敦拉扎克于1965年7月在伦敦所同意

的。

第三十九章 一次公开交手 许多人指我恶意中伤东古、他的部长以及马来西亚，我通过政治秘书发表 声明说，我所说的一切都录了音，必要时可以检查，说过的一切都算数。 对马华公会的联邦工商部长林瑞安阁生声称我指责中央政府只替马来人做 事，我特别加以否认。 我指责的不是马来人享有特权，而是特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只对少数 高层人物有好处。“把巴士执照或经营巴士公司的执照发给一个或200个马 来家庭，怎么能解决马来人的贫闲问题呢？马来人是农民。你知道，在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有农民都是荷钱人。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所有农民都 显穷人？因为对农业没有进行研究工作，没有选种施肥，没有改良同季轮 作的技术和查明应该种哪些经济作物等等。” 华文报和英文报报道了我的谈话，马来文报却没有，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和 电视台也没有。 东古生气了。他鱉告新加坡的领袖说，在任何事情上，中央政府都不能任 由州政府摆市,,新加坡是在“张大了眼睛，自愿的情况下”加入联邦的，否 则“新加坡也邝会成为第二个古巴，我们的地位会维持不下去……所以中央 政府才支持人民行动党。行动党获选执政后，却万万料不到行动党的领袖 原来打算共同治理马来西亚。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联盟够强大，能 自行治国”。 在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陈修信和吴庆瑞两人之间发生了更强烈、更根本 的冲突。陈修信一心要阻挡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这点在发出新兴工业证书 的问题上显露出来。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必须把准备到新加坡投资者的新兴 工业地位申请书送到吉隆坡，要求批准。新兴丁.业地位将让投资者享有5 到10年的免税优惠。但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的两年期间，69份申请书只有 两份获得批准，其中一份规定了种种限制，实际上等于拒绝。为了达到阻 挡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目的，2月16日陈修信公开劝告所有工业家在到新加坡 投资之前，先同中央政府磋商，以免因假设和估计错误而导致“失望与产生 误会”。他还进一步地补充说，“（新加坡）专家做出的保证不一定可行”。 陈修信阻挡了我们之后，还不满意。他要接收我们的全部纺织品配额。联 邦政府连生产纺织品和成衣的工厂也没有，却要求获得机织品和成衣的配 额。另一方面，新加坡三家纺织厂已经被迫辞退了将近2000名工人。吴庆 瑞说，新加坡不是被当成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对待，而是被看成危险的竞争

者，不管怎样都要排斥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央政府要利用新加坡的配 额，在马来亚建立一家新的成衣厂，剥夺新加坡大批失业制衣工人重新就 业的机会。最后赫德施加温和的灰力，使吉隆坡受到羞辱.不得不把配额还 给新加坡。但是到了这个地步，吴庆瑞深信我们不但得不到共同市场，陈 修信还会设法把所有工业投资都转到马来亚去，根本不顾投资者的愿望。 他因而感到心灰意冷。 1981年，吴庆瑞在口述历史里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陈修信是自行决定整我 们的。他很妒忌新加坡，很妒忌李先生。他认为人民行动党对半岛的马华 公会领导层构成了威胁，因此不要让新加坡成功。他们（马华公会两名部 长陈修信和林瑞安）根本不怀好意。所以我们留在马来西亚越久，我就对 自己当初的行动是否正确益发怀疑。”接着他提到跟世界银行专家里斯特的 一次交谈。里斯特是马来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共同市场问题上的顾问， 他建议共同市场应该分阶段逐步实现。吴庆瑞问他：“假如他（陈修信）不 照规矩办事，共同市场起飞不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里斯特回答说要 是那样，部长先生，受到威胁的不是共同市场，整个马来西亚都有危险。” 从此吴庆瑞不再存有幻想。虽然他曾经反对我们在1964年参加马来亚大 选，现在却认识到当时参加了是好事，因为这一来我们便能把政治舆论团 结起来，遏制中央政府的过火做法。他不再对合作存有任何希望，估计马 来西亚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事实上是预料问题会源源不断而来。他的灰 心失望，使杜进才更加坚决地要形成一股平衡的力量，以应付中央的独断 专行。陈修信决定整我们，是我们必须动员联邦各地力量的另一个理由。 种族问题一直使我们耿耿于怀。1964年11月，我在联邦国会开会期间，遇 见了以槟城为基地的民主联合党的领袖林苍佑医生。他对马华公会感到失 望，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对我们新加坡发生了两次暴乱表示同情。这类事 情他在槟城经历过了。听他形容50年代在槟城发生的情形，我发现，赛加 化阿巴和他的巫统少壮派在新加坡使用的伎俩是屡试不爽的老办法。军警 控制着大局，偏袒马来暴乱者——通常他们放手让马来武术团体、歹徒和 私会党党徒出来捣乱。一旦煽动起情绪，有足够的华人反击，连普通马来 人也参加。当华人接着反击时，就会受到军警的狠狠打压：只强迫他们遵 守法律与秩序，不强迫马来人。结果是群众愤愤不平，却被唬住。 对这种通过种族暴乱在华人一旦敢于抗拒马来人的支配就加以杀伤的恫吓 制度，我们必须寻求应付的办法。我们认定，把联邦所有城市的反对党联 成一个网络是有效的防卫方式。于是我们开始动员那些能帮助我们实行反 恫吓的盟友。吉隆坡如果进行种族主义恐吓的话，就要冒分裂马来西亚的 危险。

反对党计划大团结 我们要团结其他反对党的做法受到了注意。4月24日东古在演讲中透露，反 对党正在计划大团结。他知道非马来人正在团结起来，争取建立多元种族 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他怀疑我是领导人。他警告 说：“联盟跟李光耀先生一起建立了马来西亚，现在却发现，马来西亚成立 后难以继续下去。”东古表示关注是大有理由的。联邦国会的反对党议员听 到了赛加化阿巴以及巫统马来青年领袖们发表的种族主义演讲，益发感到 不安。到那时槟城民主联合党的林苍佑医生、吡叻人民进步党的辛尼华沙 甘兄弟、沙捞越人民联合党的王其辉和杨国斯、沙巴卡达山统一机构的唐 纳斯蒂芬和彼得?莫云廷，都先后跟我们接过头，建议同我们建立联系。 这个过程是在1月间开始的。当时林苍佑和唐纳斯蒂芬分别来见我，两次会 谈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林苍佑要我成为他的消费人协会的主席，以便促 成马来西亚所有非种族政党的统一阵线，我拒绝了。要联合起来必须公开 进行，而不是偷偷摸摸地通过消费人协会，否则我们会失去信用。唐纳斯 蒂芬打算脱离联盟，卸下联邦沙巴事务部长的象征性职位，让卡达山统一 机构党员退出沙巴内阁，以便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州选举。在这之前他要 人民行动党跟卡达山统一机构合并，协助他在市镇里赢得华人的选票，确 保他自己在沙巴州议会里获得多数议席。唐纳斯蒂芬的父亲是澳大利亚 人，母亲是卡达山人。他个头很大，体重超标准，待人和蔼可亲，喜欢寻 欢作乐，职业是新闻从业员，在沙巴有一家报馆，在加入联邦政府之前是 首席部长。他是同一代人当中最能干的卡达山人。我要组成包容所有其他 反对党的统一阵线，他对此不感兴趣。 尽管开始的时候不顺利，我发了一个条子给部长们，内容是：“错过这个时 机的话，也许多年之后我们才能再遇到同样的突然出现的机会，使马来西 亚各股力量重新结盟。另一方面，采取让所有非种族政党团结一致的步 骤，必定意味着主要由反对党领导的广泛的反对派跟由巫统马来人领导的 联盟对垒。一旦这样的团结大会召开，在人们脑海里引起了连锁反应，斗 争肯定会迅速变得尖锐。”当巫统把我们当成对手，显然不愿同我们合作， 推迟进行讨论将是浪费时间。对巫统来说，斗争已经在进行，除非我们聚 积力量应付他们，否则他们总能为所欲为。 2月12日，马来西亚的反对党领袖们在新加坡斯里淡马锡官邸会见杜进才、 拉惹和我。3月1日双方再度在吉隆坡的新加坡大厦会面。这因唐纳斯蒂芬 乘坐插着旗帜的官方汽车，由一个保镖护卫而来。当时我们以为他勇敢得 很u—直到4月24日东古发表声明时，我们才推断唐纳斯蒂芬把我们的汁划

向东古泄漏了。我们决定小心行动，派李炯才和巴克到沙巴和沙捞越估计 当地的政治形势。他们回来时深信我们不应该在沙捞越设立人民行动党支 部。那里的华人强烈左倾，就像社阵过去在新加坡那样，对被匆匆地纳入 马来西亚以及人民行动党的协助促成感到不满。在沙巴，我们可能获得华 人的支持，可以设立行动党支部，却必须跟唐纳斯蒂芬的卡达山统一机构 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里，卡达山的支持者将占多数。我决定不直接 进人东马，但是同现有的反对党领袖合作。杜进才邀他们5月8日到新加坡 开会，康纳斯蒂芬没来，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人民联合党和沙捞越 马钦 达党的领袖都出席了。我们一起签署了宣言，呼吁成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味着，这个国家不能同任何一个社群或种族的至 高无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画上等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跟马来 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西亚、达雅克人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马来西 亚、卡达山人的马来西亚等等相对而言的。必须在所有种族的集体权利、 利益和责任的架构上，保障与促进不同社群的特殊利益和合法利益。 “一些领袖公开利用种族沙文主义来争取和保住追随者的倾向越来越强烈， 也逐渐异致他们等于实际上否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概念” 宣言末段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值得争取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马 来西亚里，所有马来西亚人才会有一个合理和有尊严的前景。正是本着这 样的精神和抱着这样的期望，我们这些签署者呼吁所有马来西亚人支持闭 结总机构。” 这期间我到孟买出席社会党青年大会，然后访问老射和柬埔寨，一直不在 国内。尽管如此，巫统认定我是团结总机构的幕后推动者，猛烈地抨击 我。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做出指责时越来越肆无忌惮。4月中旬伦 敦《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赛加化阿巴大为恼火，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该报驻远东通讯员蒲德华。公开信刊登在《马来前锋报》，其中有这么 一段： “正如你所知，马来人如今在新加坡日子不好过，正受到人民行动党的压 迫。李光耀不断发表挑衅性的声明，刺激他们的民族情绪。但尽管如此， 1964年发动暴乱的不是马来人。暴乱是由密探搞起来的，他们甚至可能是 拿了李光耀的钱。李的目的是在马来人聚会庆祝穆罕默德先知诞辰的时 刻，在新加坡制造混乱，以便世人产生马来人已经受到印尼影响的印象。”

起诉赛加化阿巴 我认定，控告赛加化阿巴诽谤，也许能使他不再胡作非为。代表我的新加 坡律师征求伦敦一位著名女皇律师的意见，女皇律师认为这无疑是诽谤。 他们写信给赛加化阿巴，要求对方道歉和收回有关谈话时却遭拒绝。于 是，我的律师4月27日正式起诉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在起诉状 里，他们详细列出了对被告诽谤言辞的解释：口是心非，是自己国家的敌 人和叛徒，挑起混乱和暴力事件，造成公众伤亡，因而是刑事犯，不适合 当新加坡的总理。 在起诉《马来前锋报》的案子里，我也提到1965年3月25日的一则报道，标 题是：“李被指责是马来西亚的敌人和印尼的代理人。除非我先死——阿 巴”。内容包括“马来亚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巴先生昨晚指责新加坡总理李 光耀先生是马来西亚的敌人和印尼的代理人'我列举3月27日见报的另一则 报道，标题是：“赛加化阿巴指责李光耀是共产党的代理人”。内容包括“新 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是共产党和雅加达政权的代理人，怀着摧毁马来西亚 的邪恶意图”，“李光耀怀着摧毁马来西亚，挑拨马来人和华人互斗的邪恶 意图”。 有关谈话，以及《马来前锋报》刊登的内容现在要由法庭来审査。他们比 较谨慎了。（1966年，在新马分家后，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同意 通过律师在法庭上道歉，并负责偿还所有诉讼费用。）此外，我发表了一 次谈话，重申特权只能帮助一小批的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使乡村地区广大 的马来贫民能够提高赚钱的能力。马来西亚最北面的玻璃市州的州务大臣 欢迎我说这样的话，赛加化阿巴表示震惊。我是以说理来回答他的毒害人 们心灵的言论的。我的信息显然传到了巫统的第二梯队领袖和州务大臣。 与此同时，敦拉扎克也无中生有，抨击我指称马来人不是马来西亚的原住 民。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已经否认了。他声称我伤害到了马来人的 感情，他发出最后通牒说，联盟政府不会跟我合作，“新加坡人民要跟我们 维持关系，就得另找一个诚恳的领袖”。两天后，吉隆坡一群巫统青年焚烧 我的模拟像。5月16日，另一群巫统青年到巫统大会行将举行的地点——语 言学院前面纠察，高举写着“中止新加坡宪法”、“拘留李光耀”、“粉碎李光 耀”的横幅。在东古抵达时，他们高喊“拘留李光耀，拘留李光耀”。在大会 上，几名代表也要求拘留我。但伊斯迈医生说：“这不是马来西亚做箏的方 式，我们必须按照宪法行事。”对于有人指我曾经说过马来人不是当地的原 住民，东古后来形容我幼稚，同样不顾我从没这样说过的事实。 在我出国期间，陈修信再度警告我们说，新加坡不能单独生存。“我请他们

记住，新加坡不能单独生存，连脱离马来西亚也消除不了这样的事实：在 世界这个地区，为数不到150万的华人受到1亿多马来人的包围”回到新加坡 之后我答复说，脱离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这点也被置若罔闻。5月24日， 《马来前锋报》报道，赛加化阿巴再度促请伊斯迈医生采取行动对付我： “李光耀如果真的是男子汉，发表谈话就不应该转弯抹角，应该勇敢地 说‘我要退出马来西亚，因为我不满意’。他是张大眼睛加入马来西亚的， 现有的马来西亚跟他所支持的没有两样。赛加化阿巴提高嗓门问道：‘为什 么过去他没想过这一切反对的理由？为什么现在才后悔？为什么？’听众回 答：‘粉碎李！粉碎李！’几个声音喊道：‘逮捕他，把他像动物内脏那样腌 起来。’拿督赛加化阿巴笑了一下，然后回答：‘喊得大声点，让伊斯迈医 生可以听到人民的愤怒。我要确保人人都听到人民的愤怒。’”赛加化阿巴 用的是1964年暴乱前他在新加坡采取的伎俩。第二天，《马来前锋报》刊 登一则报道，引用了雪兰莪州州务大臣的话，标题是：“李光耀是马来亚人 民的敌人”。另一家马来文报《每日新闻》报道，吡叻州州务大臣形容我 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危险的威胁他们在煽动人民的情绪，使他们狂热起来。 后来成了马来西亚首相的巫统国会议员马哈蒂尔医生对我的攻击达到高 潮。他在国会里形容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是反对马 来人”……“他们口头上承认国语，却在新加坡保留了多种语言制度……在 一些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华文写的；国语学校在岛上受到的 待遇最差，直到不久前设施还是最原始的”……“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 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存投资的便利”。 马哈蒂尔是在辩论国家元首的施政方针时发言。第二天，我在联邦国会里 做了最重要的一次发言，对象是非常仇视我、情绪紧张万分的听众，包括 一年来受《马来前锋报》天天进行反人民行动党、反李光耀和反华宣传影 响的许多马来国会议员。我提出修正动议，对施政方针没有向国家保证马 来西亚将继续根据民主宪法的规定，朝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方向前进 而表示遗憾。我引述了施政方针演讲的一段内容，其中说“我们也面临来自 国内的威胁”，希望东古能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我坚决向他保证：“我们对 宪制主义和效忠有着既得利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便 知道——如果我们有耐心，立场坚定，这部宪法必定意味着马来西亚民族 的出现。” 然而马哈蒂尔医生的发言暗示，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我引述了前一 天他所说的有关新加坡华人的讲话：“过去他们从来不知道马来人统治是怎 么回事，容忍不了被他们长期踩在脚下的民族现在要统治他们的想法。”统 治他们？我指出了政治平等与目的在于提高马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特权

的不同。我接受特权，但如果马来西亚其他民族跟马来人政治平等的权利 被剥夺，不必苏加诺对抗，它便能摧毁我们。我用右手挥动一份马来西亚 宪法说：“一旦你把这个扔进火里，说‘去你的’，那意味着你是长期这样 做，而历史是个无情的漫长过程。”我说，赛加化阿巴要我们脱离出去，抛 弃和不顾我们在沙捞越、沙巴、槟城、马六甲和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朋 友，任山巫统摆布他们，我们不会答应。 针对有关我们亲华人的指责，我彻底加以驳斥。要是主张建立华人的马来 西亚，我们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华人只占42%。如果我到处发 表“无论在哪里，我都是华人”的言论，就像赛加化阿巴说他是马来人那 样，那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相反地，我不断提醒人们“我是马来西亚人，我 在学习国语，我接受宪法（有关马来人特权的）第153节条文”。 谈到发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要暴露巫统种族政策的肤浅时，我决定说马来 语。我的马来语固然没有英语那么好，与其他非马来人国会议员相比，却 还是流利的。我说，我同意以马来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却看不出这样 做能够如何提高人民的经济地位。这会不会意味着马来农民的产品会涨 价，卖得更多的钱？政府会不会改善他们的设施？接着我说，如果联盟对. 当前的经济问题没有真正的答案，就不应该阻止反对党迸行讨论。因为我 们有替代的办法，而且能收效——“10年内我们就会培养出新一代的马来 人；他们受过教育，懂得科技和管理现代工业。”。 接着，我引述了马哈蒂尔医生在辩论中说过的话:“自然也必须强调，华人 有两类……主要是来自数代以来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当中的马 华公会支持者，以及偏狭、自私和自大的一类。后一类李是个好例子。后 一类人生活在纯华人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来人只存在于车夫阶 层……多数从没越过长堤。他们实际上首先是海外华人，把中国看成世界 的中心，马来西亚第二，远远落在后头。”我继续说议长先生，这意味着什 么？这些话不是随口说出来的，而是写下来，经过润色，然后小心翼翼地 读出来。要了解这样做的意义，答案相当简单：马来西亚不会是马来西亚 人的国家。我要说，说出来吧，比我们现在就知道……”但是新加坡永远不 会脱离出去。 至于马来人“只存在于车夫阶层”，我说，东古经常在公开和私人场合里 说，华人富有，马来人贫穷。我仍然继续以马来语用一些简单的例子突出 几个论点，我说，特权和马来语成为国语解决不了经济问题。马来人有450 万，伊班人、卡达山人等有75万，如果我们让其中的0.3%成为公司股东， 马来人的贫困问题解决了吗？“片榜里的马来人怎么进人这个现代化的文明 社会？成为那0.3%有钱雇用他们的人的佣人，替他们刷鞋子、开车

门？……坐大汽车和住大洋房的华族百万富翁自然有的是。制造出少数有 大汽车和大洋房的马来人，能不能解决问题？告诉马来巴士司机疢该支持 马来董事的政党（巫统），叫华族剪票员加入华族董事的政党（马华公 会），马来巴士司机和华族剪票员都在同一家公同工作的话，这样做怎么 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如果我们欺骗人民，使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穷，足因为没有特权，或者是 因为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反对马来人的权利，那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你甘 榜里的人们相信，因为我们不会说马来语，政府文件不用马来文，他们才 会穷，他们就会期待1967年（马来语成为闽语和唯一官方语言的一年）出 现奇迹：一旦我们大家都开始说马来语，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但是 如果这种情形没出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另一方面，每逢经济、社 会和教育政策失败时，你都重复说，哦，这些邪恶的华人、印度人和其他 的人反对马来人的权利。其实他们并不反对马来人的权利作为马来西亚公 民，马来人有权提高自己的培训和教育水平，同竞争能力比较强的社会、 非马来人的社会达到的水平一样。难道不是吗？”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辩论里，人们从没听过有人用具体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 语言提出这样的论点。人民行动党以公开讲道理的方式，把重要的敏感问 题引进辩论，暴露了巫统肤浅的政治论点，那就是：只要马来领袖（主要 是贵族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同华族领袖（主要是成功的商人）和印族 领袖（主要是专业人士）合作，一切都会顺利。 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用马来语发表的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演讲，对象是马 来国会议员（其中许多代表乡村地区）和更多旁听席上的马来人。发言时 没有讲稿，冲击力更大。会场里鸦雀无声，人们都愣住了。25年后，巴克 在新加坡独立纪念日接受特别访问时说：“他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国会和旁 听席上约有500人，但是连一根针掉落人们也能够听见。会场允许喝彩的 话，我想他们就会这样做了。回顾起来，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刻，东古和他 的同僚觉得最好还是把新加坡和李先生踢出去。” 当时我的同僚奥斯曼渥也在会议厅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会议厅一片静 寂，没有人走动。中央政府的部长们颓然坐在座位上，坐得那么低，从他 们前面的桌子望过去，只能看到他们的前额。后座议员听得人神，他们听 得懂每一句话。这是个关键时刻。他们把李光耀看成一个危险人物，有一 天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但是我根本不存任何幻想。马来西亚在一段 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华裔首相。 在场的马来人没料到，我这个准备摧毁马来族的反马来人华族沙文主义者

所讲的马来语，竟然毫无华族方言腔，不像多数华人那样。我是在新加坡 土生土长的，童年就开始说马来语。我在新加坡的祖先可以上溯三代，他 们对当地的贡献，丝毫不比国会会议厅里的任何马来人逊色。我是站在马 来人那一边的，不是反对他们，我要改善他们的命运。 东古和敦拉扎克脸色最难看。我是在他们自己的马来地盘上跟他们交手， 在公开的辩论里心平气和地以论点争取支持。他们歇斯底里地发出尖声的 辱骂和诽镑，我泰然自若，保持尊严。让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我可能会 开始争取到一些马来人。他们看得到，当我指出除非在农业和教育领域里 推行对马来人实际可行的计划，否则即使马来语成为国语，人人都说马来 语，马来人的经济命运仍然改善不了时，戴“哈芝”帽（只有到过麦加朝圣 的穆斯林才有资格戴）的国会议员当中好些人点头同意。 我的发言使联盟领袖和国会议员深感不安，以致议长裁决，对于反对我的 论点的发言，我没有机会答复。这是违反议事规则的。这等于间接赞扬我 说马来语的能力。他没有请东古，而是请敦拉扎克总结辩论。敦拉扎克对 我做出了百般指责：存心制造混乱和麻烦，希望成为能拯救国家的领袖； 是个擅长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高手;歪曲事实，使人们产生怀疑；打算使 国家一分为二：“一个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一个是李光耀的马来时亚”。 结束时敦拉扎克满怀仇恨地说：“人民行动党和联盟的分野眼下一清二楚。 人民行动党（PAP)意味着使国家分裂和毁灭(Partition And Perish)。” 我料想不到我的那次发言对于东古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起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1982年，东古告诉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内容同新加坡有 关）：“他（李光耀）马来语说得比我好，便自以为名正言顺地跟我一样， 有资格成为马来亚的领袖。”我马来语说得不比东古好，哪怕比他好，照旧 不是马来人，领导不了马来西亚。但是，当天他在国会里听了我的讲话， 发现我的信息传到了他自己的后座议员那里，那是不能忍受的。

第四十章 巫统要把我们搞垮 国会里的辩论的情绪，自然而然延续到下一个星期召开的马来西亚人民团 结总机构大会。1965年6月6日星期日早上，风和日暖，大会就在国家剧场 举行。那是个圆形的露天大剧场，屋顶是悬空式的，两边没有围墙。听众 席和后面的斜草坡上满满地坐着3000人。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大会。马来 亚、新加坡和沙捞越五个政党的领袖，当把心中的恐惧在国会里表露之 后，不再感觉拘束，自由地畅谈种族问题和多元种族社会的问题。这些课 题是人们从来就不敢谈论的。 召开大会是杜进才的主意。他虽然说不上是个伟大的演说家，致开幕词却 信心十足，“这次大会宣告一个改革运动开始了，目的是宣扬各族团结，宣 扬组成我们多元种族社会的各族都享有基本的权利。我们不单靠语言，也 不单靠抵御外来侵略使各族团结起来，组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力 量。经验证明，在类似的国家里，当一个种族不想主宰一切，所有公民不 分种族人人平等时，一个团结的国家才能出现。” 吡叻人民进步党的D.R.辛尼华沙甘直率得很。他说大会是由于巫统领袖存 心煽动种族情绪才召开的。面临这样的威胁，其他政治领袖们不能不采取 行动。他指责联盟利用宪法规定马来人享有特权的第153节条文“欺负非马 来人”。 沙捞越人民联合党的王其辉也同样直率：“我们看到有人对非马来族采取不 容忍的态度，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非马来族的政治平等权利正 被剥夺。为了国家，也为了我们自己，这种朝狭隘的种族主义发展的趋势 必须加以制止。对于所有生活在这里，把这个国家当成家园的人们，必须 不问种族根源，让他们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民主联合党的林苍佑担任过马华公会会长。他性情温和，为人小心谨慎， 一向并非以坦率直言见称，却敢于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的决 心采取行动，也许就没有前途可言了。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女来 说，也许就再也没有平等的社会了。大会必须表明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态 度是，在面临向我们发出的极端恶毒、近乎歇斯底里的抨击时，下定决心 坚持到底。” 沙捞越马钦达党代表布马的演讲精彩万分。他说话通俗易懂，效東好极 了，连英文报也不敢刊登他的辛辣的话语。他说，他每一次收听马来亚电 台的广播，广播员总是报告Waktu Tanah Melayu(马来国家时间）。怎么不

是马来西亚国家时间？马来亚铁道局也称为Kreta Api Tanah Melayu(马来国 家铁道局），原因何在？话语简单，却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种族主义的特 点。 大会结束前，听众的情绪已经形成了。这时候轮到我发言。我提到了“他们 以种族为基础，向追随者发出信号时态度越来越好斗，种族意味越来越 浓，恐吓性越来越强，吼叫声越来越大……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马来 西亚就不再属于马来西亚人了……他们说话有两种波长——一种波长的对 象是多语言、多种族的信奉者；另一种是特别甚高频率，对象是他们的追 随者。那些好人、信奉多元种族的人和最髙领袖不时表明跟特别甚高频率 这一波长毫无关系，狂妄分子却一直施加压力”。我引述了林苍佑对我们的 忠告，那是以多年来深刻了解他们做事的方式和策略为基础的，那就是必 须“既坚决，又坚定，绝对不能被吓倒”。 为了鼓励非马来人，我提出了人口调查的最新数字：马来人39%，华人 42%，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大约10%，伊班人、卡达山人、加央人、加拉 必人和北婆罗洲其他民族7%，其余是欧亚裔、锡兰人（斯里兰卡人）等 等。无论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其他民族，谁走种族主义路线的话，都走不 出本族的范围。在非种族基础上向人民发出呼吁的，争取到20%少数民族 支持的机会却相当大。我把这个道理化为一个简单的方案：40_40—20。华 人利用华族口号向40%的人发出呼吁的话，非输不可。巫统只向马来人发 出呼吁，长远来说情形如何，让巫统自己去下结论吧。 我引述了马六甲首席部长加化巴巴的话。他说：“看看马六甲的马来人是怎 样地没有种族主义观念。在马来人选区，他们投票支持陈修信。”我说，这 位直席部长是个老实人，但“每当陈修信到处拍胸膛说，他所代表的是投票 支持他的马来人。……拿督善班丹（国大党）也如此，他是另一个老实人 他说赛加化阿巴是好人，不搞种族主义。原因何在？‘在我的选区，那就是 吡叻州的和丰，马来人占了90%。拿督赛加化阿巴到处请马来人投票支持 我，他们便这样选了我。’所以赛加化阿巴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叫马 来人投票支持巫统看中的华族和印族领袖，以便他们可以领导华族和印族 社群，走巫统所要走的方向”。 我再度暴露他们的策略。“了解真相，我们就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害怕，没有 理由被吓倒……害怕的话，被吓倒的话……就要倒霉。对那些被吓倒并感 到害怕的人，他们会说：会发生暴乱，会血流成河。于是我们通通回家， 关起门来用毛毯蒙头。他们在街上示威，髙喊口号。第二天便和平！”据林 苍佑医生说，在马来亚，这样的事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发生。

我强调，我们不能反对马来人和原住民享有特权，相反地，我们应该竞争 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但）他们（巫统）不要竞争，认为竞争是坏事， 要我们‘停止这样做，别尝试做好事’。他们说他们担心马来人，我说我们 也担心。我们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做得到，做得比他们更快。5 年、10年、15年和20年结束时，新一代会成长起来，不会再对他们所利用 的特别甚高频率产生反应，而是收听多种语言的广播。他们思考问题会像 我们一样，工作会像我们一样，也会像我们一样接受培训，准备像马来西 亚人一样跟我们一起过活……” 阿巴管我们叫“寄居者 赛加化阿巴管我们叫“寄居者”，意思是暂时寄居在他们家里的人。但联邦 工商部长林瑞安说不对，“我们是共同的业主，不是寄居者，不是客人伊斯 迈医生则在国会里发表了马来部长当中仅见的明白事理的演讲。他谈到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分开的种族政党；第二阶段——非种族性政党”。 这就使人产生了希望。那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会，事实上给所有收听新加 坡广播电台广播或在报上看到有关新闻报道的人带来希望。我们打破了沉 默的魔力，正面应付了种族主义的威胁。 第二天拿督陈东海在联邦上议院发表演讲，呼吁中央政府采取宪制措施， 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或者把李光耀先生关起来，使他头脑清醒。“李先 生看来无疑正通过言语和行动，煽动情绪并制造不和。”几天后，来自东古 的家乡吉打、跟他很接近的新闻与广播部长西努说：“人民行动党应该注意 到，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推搡我们，使我们陷入死角……后果要由 人民行动党负责。让他们受到警告吧。”他要求行动党领袖公开确切地表明 对马来西亚有什么要求。“我们知道行动党要分裂国家。它是不是想成立共 和国？要不要废除统治者和我们的所谓特权？告诉我们，详细地说出来， 公开表明。” 一向不甘寂寞的拉惹勒南回答说，我准备在国会里公开表明立场，提出自 己的论点，但是联盟部长们不让我这样做。东古说，他准备花些时间听我 讲话，了解我担心的到底是什么。他这样说的目的，我想是设法缓和人们 的情绪。他说：“李先生过去经常跟我一起坐在这张桌子旁边(他轻轻地敲 着官邸里的会议桌）。我们多次在深夜讨 论过许多问题。尽管有许多问题，他仍然坚持加入马来西亚。为什么现在 却提出这些问题？这是很糟糕的事。”东古说，他尽量避免在国会发言，因 为如果发言，他就得攻击我，而他是不想攻击我的。

我从他的话里看到了一线希望，立即做出反应说:“让我们举行会谈，解决 双方的难题，但是谈判必须触及某些重要的基本目的。”我责备那些“打 手”们，那些喊口号的极端种族主义者，指他们“发表粗暴的谈话，使用尖 刻的言语……对这些人，我恳求他们：学学东古吧，谈话客客气气、彬彬 有礼、心平气和，争取新加坡的民心”。 6月16日，东古动身到伦敦，出席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同一天，王永元突然向立法议院辞职，理由是“立法议院已经不起什么作 用”。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活动，合并后新加坡的事态发展使他成了局外 人。无论对两次种族暴乱还是任何重大问题，他都一声不响。辞职后第二 天，他却宣布将再度参加竞选，要求政府别延迟举行补选。但是过后他又 不参加竞选，以致信誉全失，从此逐渐为世人遗忘。 如果社阵能在补选中挫败我们，联邦政府就会找借口中止实施宪制，并基 于我们得不到群众支持而通过委任一位首长管理新加坡。 提名定在6月30日。我们派出李炯才为候选人。社阵派出王清杉，他是背叛 了人民行动党的议员之一，也是我在1958和1959年开办政治课时最聪明的 学生。与1961年完全不同的是，竞选期只有短短九天，7月10日投票。人民 的情绪完全改变了。他们知道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在判断哪个政党能 更好地保障新加坡的生存和未来之后，他们必须在行动党和社阵两者当中 做出选择。我们向选民指出，他们必须在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和社阵的“摧毁马来西亚”两者当中有所取舍，使补选结果可以向联盟政 府证明，新加坡支持马来西亚人的;来西亚。李绍祖医生谴责说，这是种族 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报界问起敦拉扎克时，他说行动党和社阵谁胜 都没关系。这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巫统和马华公会的确是在考验人民行动 党在新加坡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中受到支持的程度，而坐落在华人聚居中 心的芳林选区有代表性。《马来前锋报》的社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社 论促请人民支持社阵，虽然这个选区马来人很少。 阿历佐西被驱逐 补选期间伊斯迈医生向阿历佐西发出了驱逐令，理由是这么做“对联邦有好 处”。有人在伦敦向东古问起这件事，东古说，佐西卷进了旨在扰乱种族和 谐的活动。在澳大利亚《公报》月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佐西过分强调了 东古和我领导方式的差别。我们意识到可能会出现最坏的局面。杜进才召 开记者会说，如果中央政府继续安抚“过激派”，接下来会采取进一步的镇 压措施，驱逐佐西事件跟这些措施有关联。

杜进才披露我们知道，在国会上届会议和6月6日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 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公开大会过后不久，有关方面已经奉命准备好逮捕李 先生的理由。我们促请中央政府别以为李先生不在的话，人民行动党政府 的其他部长们会默默接受把他拘留的做法。”每个部长都知道，去掉我解决 不了马来人支配其他种族的问题。杜进才讲话的时候，他们都与他坐在一 起表示团结，表明不准备接替我。7月10了，敦拉扎克形容我的指责“毫无 根据，纯粹是胡闹，不值得置评”。但我们的消息是来自新加坡政治部主任 波卡斯。敦拉扎克的否认是在投票日发表的。当晚选举官宣布李炯才在芳 林补选中获得59%选票。这与两年前人民行动党只得26%选票的情形相 反，我们得到的选票增加了一倍多。 第二天马来西亚新闻与广播部长西努在一次针对我的演讲中说，非马来人 不能滥用马来西亚对他们的友好款待。我回答说，我不是受到任何人的友 好款待，我是有权留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星期后，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 构的领袖在新加坡会面，发表声明警告说，一旦把马来西亚人分成“有权 的”和“受到友好款待的”，国家将面临深重的灾难。他们关注“有人赤裸裸 地公开利用宗教和种族情绪，对付那些动员舆论支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 来西亚的人们”，宣布打算在联邦各地举行一系列群众大会。 西努对此做出反应。他抗议说：“这点我们解释了一千次。我们为所有马来 西亚人工作，不管他们的血统，否则就不会有联盟党……我们自然要马来 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概念是我们想出来的。”在他之后，敦拉扎克7月 24日发表谈话，提到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时说，最先 想出这个主意的是联盟，不是行动党。伊斯迈在接受巫统机关报访问时表 明，联盟政府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虽然内容跟行动党政府所提倡的 不一样。联盟的概念是基于两个因素——和谐与统一的不分种族的马来西 亚。 我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欢迎。这表明比巫统早些时候采取的立场迈进了 一大步。他们现在同意我们的立场，虽然除了伊斯迈之外，其他的人都不 诚恳。形势在发生变化，人人都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再过去一样。 巫统耍两面把戏 他们确实与过去不一样，但是走的路将取决于其他幕后的事态发展。早些 时候敦拉扎克传出话来说，他要与我谈谈。6月29日我到吉隆坡国防部他的 办公室见他。他神色紧张，烦躁得很，而且局促不安。对于《马来前锋 报》过去和现在放出种族主义毒害造成的破坏，我表示遗憾。我投诉说巫 统耍两面把戏；高层领袖跟我们达成了合理的协议，政治上也宣告休战，

第二级领袖却继续在发行到农村的《马来前锋报》和《马来亚独立报》上 发出尖锐的仇恨叫声。我说，今后所有协议必须是书面的，同时让所有的 人知道，包括第二级领袖。马来文报的叫嚣必须停止，否则做出政治让步 是没有意义的。敦拉扎克回答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他们需要考虑。 他所说的最重要的话是，“你要同我们合作还是斗争，必须由我们来判 定”。我说他了解人民行动党的态度，我们总想跟巫统合作；但巫统尤其是 过激派却决心摧毁我们。我看过他们如何从种族主义的手段瓦解沙巴的多 元种族政党，当时正设法在沙捞越如法炮制。我毫不怀疑，他们一旦解决 了北婆罗洲罗洲的两个州，就会对新加坡施加压力，也把我们搞垮。他们 整了沙巴首席部长唐纳斯蒂芬，正在整沙捞越首席部长史蒂芬加隆宁甘。 我提醒敦拉扎克，东古在吉隆坡官邸定下让唐纳斯蒂芬留任的条件时，我 也在场。这些条件是：今后沙巴华人将参加沙巴国民党，卡达山人参加卡 达山统一机构，马来人参加沙巴民族统一机构。敦拉扎克有气尤力地回答 说，这跟巫统毫无关系——那是沙巴联盟领袖的愿望。我说我不以为然。 因为当我跟唐纳斯蒂芬讨论造成分裂的情形时，他非常不高兴。 在会谈的两个小时里，双方都不舒服到极点。敦拉扎克不想面对我所提出 的问题，双方没有意见一致可言。敦拉扎克让我留下了明确的印象：巫统 的基本原则是政治制度以马来人为基础，这个纯属马来人的领域决不容许 其他种族侵犯，这点巫统不可能让步，也不会让步。新加坡必须做出调 整，以便适应合并前已经在马来亚存在的种族结构。我早就料到敦拉扎克 会恪守这个立场，但是我们不可能接受。我仍然希望东古能够坚强，能有 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没出现。一年后，敦拉扎克对当时情形的追述却截然不 同。他在巫统20周年纪念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1964年7月暴乱刚结 束，李光耀曾经促清东古和他本人接受人民行动党加入联盟政府，认为这 是确保种族和谐的唯一办法，因为人民行动党代表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 立即拒绝接受我的要求，于是我们便想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 不负责任的口号来攻击巫统和马来人，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在马来人和 华人之间制造紧张气氛，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敦拉扎克忘记在不到一年 以前，即1965年7月，他和西努公开宣称，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 个概念的是巫统。 敦拉扎克写道：“奇怪的是，在会谈期间，李光耀无意设法打破僵局。他极 力坚持，中央政府要他合作的话，东古和我应该摈弃巫统内部的‘极端分 子’ 他指名道姓，提到了据说必须对造成紧张气氛负责的所谓‘极端分子’。 我不接受他对‘极端分子’的指责，告诉他巫统是个有纪律的政党，如果他

想同联盟或巫统合作，就必须对东古、我和其他的人有信心。我要求他保 证他和他的朋友不会针对马来人发表挑衅性的谈话，不会干预全统的内 政。不幸的是，他拒绝做出保证。” 我针对他的文章做出反应，公布了同他会谈后立即写下的笔记的摘录。我 指出，1964年7月在暴乱发生之后，我不可能向东古建议结盟。东古迟至8 月14日才从伦敦返回吉隆坡。第二天他告诉我，英国首相休姆爵士劝他组 织国民政府，容纳人民行动党。我接着说，新加坡政府无意再掀起过去的 争论，但是对这样的高层会谈做出有欠准确的叙述，使新加坡的部长们不 可能保持沉默。 敦拉扎克没有答复。许多年后，我阅读东古的官定传记（慕敏?谢泼德撰 写），才知道敦拉扎克向身在伦敦的东古报告，表示无法说服我停止进行 争取选票的政治活动。这使得东古决心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第四十一章 分道扬镳 1965年6月中旬东古到伦敦，突然患上带状疱疹。以代表团成员身份跟他前 往出席共和联邦总理会议的林金山到医院去探望他。6月23日林金山写信给 我说： “老头儿患上带状疱疹卧床，情绪低落。他身边无时无刻不围满人，我总算 跟他谈上了几句。他仍然在考虑重做安排，却不知道要采取什么形式。与 此同时，他认为事情不急，可以在对抗结束后进行。他没同这里的任何人 讨论过，这点我十分相信，因为在共和联邦会议上遇见共和联邦关系部大 臣博顿利时，他告诉我，来自马来亚的报告显示情况还不错。除了他认为 是受东古和敦拉扎克或其中一人充分控制的少数过激分子之外，马来人现 在没那么敏感，局面的爆炸性没那么强。有人告诉他，连极端分子也在等 待。由于东古不在，谁也不会闹事，因为怕被人指责为利用东古不在和生 病的机会。我告诉他，每逢东古出国就会出事。他叫我别担心 他态度友 善，乐于会见我。在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前我们才中止讨论……” 7月初林金山从伦敦回来，前来见我，向我讲述了东古的健康状况和情绪。 东古曾经说：“可以告诉你的总理，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出席下届总理会 议。”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重新做出安排？新加坡会不会成为邦联 的特别成员？林金山猜不透老头儿的想法。几年以后，我在1981年进行口 述历史录音时，把他1965年6月23日来信的副本寄给他，他回信说回想起 来，正如我几次告诉过你，东古间接表示他会让新加坡独立。当时我太不 敏感，不了解他的一些话的意思。”林金山把注意力集中在重新做出安排的 可能性上面，却没留意东古语焉不详的话语含义更重要。他在伦敦只见过 东古一面。那就是说，早在1965年6月23日，东古便在考虑同新加坡完全分 家了。 7月中旬吴庆瑞来见我。他到德国接受治疗，前后有一个多月。在这之前， 他刚到敦拉扎克的住所跟敦拉扎克会过面，意外地发现伊斯迈和赛加化阿 巴也在场。他说，敦拉扎克要讨论重做安排的事，避免双方发生严重的冲 突。 我跟吴庆瑞讨论了其他一切可行的办法，认定只要能避免种族冲突，什么 办法都值得尝试。吴庆瑞7月20日到吉隆坡再见拉扎克，伊斯迈也在场。他 告诉他们，双方讨论的内容只有李光耀、林金山和巴克三个人知情。杜进 才和拉惹卷入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活动太深，不会考虑重做安排 的。他向敦拉扎克保证，处理得当的话，我们将能说服人民行动党，但是

风声走漏就难说了。 接着吴庆瑞要求我书面授权让他继续跟敦拉扎克和伊斯迈讨论，并达成他 所能做到的重新安排，包括从联邦“分出去”。如果走漏风声，我担心会有 麻烦。首先是跟英国人发生麻烦，他们反对两地宪制做出任何重新安排。 其次是跟拉惹、杜进才和王邦文发生麻烦，他们反对退出马来半岛的政治 较量；他们来自马来亚，家人都留在那里。可是风险很大，一旦发生冲 突，免不了会流血。于是我写了一张便条，授权吴庆瑞跟敦拉扎克、伊斯 迈和中央政府里同这些事务有关的地位相等的联邦部长，讨论在宪制上对 我们同马来西亚的关系重做安排的任何建议。 吴庆瑞回来后报告说，敦拉扎克要新加坡完全分出去。敦拉扎克提出了两 点。首先，他要吴庆瑞证实我赞成。吴庆瑞说：“没问题，只要在李对团结 总机构承担的义务和介入程度使他难以脱身之前迅速行动。”伊斯迈接受这 点。敦拉扎克看来既松一口气，又不敢相信，因为据吴庆瑞说，他原来大 抵估计我会拒绝。吴庆瑞解释说，我够现实，看得出行将发生冲突，后果 无法估量。 敦拉扎克提出的第二点是，脱离行动必须是相互配合的，换句话说，人民 行动党必须支持。他建议联邦和新加坡一起把意图告诉英国，只要我们立 场坚定一致，英国会同意。吴庆瑞指出，这样做必定碰壁，英国会顽固地 反对两地分家。吴庆瑞还记得，2月间我们跟东古就不那么激进的“重新安 排计划”达成协议，却被赫德等人彻底挫败。他主张在国会8月9日重新开会 时，把分家作为既成的事实向英国提出。必须先做好让新加坡独立的修改 宪法的必要工作，三读过程在同一天完成。伊斯迈立即赞成。敦拉扎克非 常髙兴。他说，人民行动党的策略也许是最好的。吴庆瑞接着说，为了礼 貌起见，他不反对在当天独立法案提出前半小时，也就是在上午九点半把 我们的意图通知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赫德勋爵。敦拉扎克等高高兴兴 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伊斯迈说，需要起草两份文件：一份是修改宪法，使新加坡可以脱离；一 份是法案，根据宪法修正案让新加坡独立。为了稳妥起见，不应该让文官 处理，他问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工作。伊斯迈和敦拉扎克一定考虑到宪法 程序非完成不可。吴庆瑞说，巴克（律政部长）将设法在一星期到10天内 提出初稿。双方同意了。吴庆瑞极力强调保密是至为重要的，并特别向伊 斯迈指出，尤其?不能让他的外籍官员知道任何情况。吴庆瑞意识到，这个 解决办法由他提出来，敦拉扎克特别放心，也感激他这样做，确实相信这 不但能避免即将发生的大灾难，还能使过去几个月来非忍受不可的紧张局 面和痛苦从此结束。整个过程只有半小时，过后他们却花了20分钟的时间

进行轻松幽默的谈话，因为敦拉扎克坚持吴庆瑞不应该太早离开。拉扎克 也安排让一辆警车送吴庆瑞到机场过境大厅，以避免遇到新闻记者。 吴庆瑞向我报告了会谈经过后，我立即在办公室召见巴克。有关工作敏感 之至，州总检察长阿末依布拉欣是不是最佳的工作人选，我没把握，虽然 他是个杰出的法律专才，他不可能保密。巴克自行到新加坡大学法律图书 馆找先例，找到了西印度群岛联邦分裂的事例。为了减少非知道不可的人 数，他没向自己的助手口述初稿，而是向内阁秘书黄水生口述。黄水生的 忠诚和谨慎都是毋庸置疑的。涉及的另外两个人是公务员首长斯图尔特和 政治部主任波卡斯。我召见了波卡斯，目的是要确定他有把握，只要不让 共产党人重建组织，我们便能在独立的新加坡遏制共产党人。他向我保证 能做到。 巴克起草独立宣言 巴克起草了两份文件。我要求他起草第三份，那就是独立宣言。我也把他 的初稿拿给芝看。我仍然觉得不满意，要把我们同柔佛州签订巴克起草独 立宣言作为主要水供来源的重要根据的协议也列进去，让双方政府签署， 作为正式条约，要双方遵守。我面临的压力太大了，要擅长办理产权转让 事务的芝想出妥善的办法。她想好之后由我批准，然后交由巴克转给敦拉 扎克。尽管形势的发展难以逆料，我仍然决定按照计划去度假，一面等着 看东古是否要继续把新加坡“分出去”，还是再度改变主意。 我有所怀疑是不无理由的。一个星期前陈修信访问了新加坡。他在一个大 学学生会的聚会上说，中央政府将按照已经做出的决定，要在下个月关闭 中国银行。尽管北京电台提出了非正式抗议，他否认关闭银行的行动会影 响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这显示吉隆坡无意解除约束，更不用说让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了。随后敦拉扎克在7月25日到新加坡，巡视南部岛 屿，发表引起争议的声明，目的在煽动马来人反对人民行动党。他说，政 府的不合作态度，使吉隆坡难以把乡村发展计划扩大到包括本地的马来 人。这种带有不良意图的不必要行动也使我感到疑惑。他们可能在玩什么 把戏。是不是在试探反应，以便中止实施宪法，委任一个酋长来管理新加 坡？还是在策划另一些不愉快的事？ 吴庆瑞也放心不下。他说，万一消息走漏或计划流产，他必须负起重大的 咎责，因而心中不安。1994年我撰写本书时，他允许我阅读他在1980到 1981年间录下的口述历史。我第一次晓得他并未依照我的要求，力促敦拉 扎克对两地关系重新做比较松动的安排，他知道他们一心一意要新加坡退 出联邦国会，只好遵照他们的意愿，把我们“分出去”。

吴庆瑞也提出了要我书面授权的真正原因。“我也要李先生做出承诺：你 看，进行的话就不能后退。其次，是要敦拉扎克确信。因为早些时候他表 示过怀疑，不相信李先生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我认为要李先生做出 书面承诺是谨慎的做法。”事实上吴庆瑞担心我对分家会临时改变主意，所 以要求我做出书面承诺。 第二天即7月27日，吴庆瑞到新加坡联邦大厦见敦拉扎克，发现他确实在重 新考虑让新加坡“分出去”。吴庆瑞再次发现他犹豫不决，不断改变立场。 他申诉睡不着，神情忧郁沮丧。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时间里，他前言不搭 后语地说，上回会谈三天后，他把讨论经过写信告诉东古，现在得由东古 来决定。但是东古要到8月4日才从伦敦回来。敦拉扎克预料东古不会迅速 行动，独立法案是否能安排在9日提出值得怀疑——一个原因是，各方的权 益，如苏丹们的权益，需要磋商。 接着他对新加坡独立的后果表示不放心——要是政府跟北京达成协议呢？ 他提出了根本无法接受的有关防务的想法，表示马来西亚要管新加坡的军 队。吴庆瑞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事。我们会训练和维持自己的军队，行动 方面让指挥马来西亚部队应付印尼的人员来管。敦拉扎克说是这样吗？那 现有的制度就会维持，就是由我们来指挥你们的军队？”为了不加深他对这 个课题的怀疑，吴庆瑞没指出这样的安排只限于对抗时期。 敦拉扎克接着说，新加坡独立意味着处境孤立的苏加诺获得重大的胜利。 我们难道要给苏加诺打气？为什么不部分解除合并协议的约束？吴庆瑞告 诉他，我们愿意照他的意思做，甚至维持现状。我们的地位在共和联邦国 家支持下，正在日益加强。这使敦拉扎克变得更加忧郁，又重复说除了完 全分家之外别无他法——过后又改变说法，谈论成立某种邦联，由他们控 制防务和外交。 唯一的解决办法 吴庆瑞强调，必须在我们对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承诺达到不可扭转 的地步之前，及早做出决定。敦拉扎克虽然立即同意，却继续唠叨地重复 反对整个计划的种种理由：陈修信反对分家；总的说来巫统未必会理所当 然地支持。他担心会有人反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留在马来西亚， 现有警察和军队将不足以应付广泛的动乱。所以，归根结底，“分出去”也 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问吴庆瑞能不能提出另一个建议，吴庆瑞说他没 法子。 然而敦拉扎克却同时通过报界呼吁新加坡政府跟吉隆坡携手合作，努力为

马来人落实发展计划。我开始担心我们又会再发生冲突。 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重作安排、分家，还是发生冲突，我仍然没 把握。就在这时，穆尔于7月30日来向我辞行，他被调回伦敦国防部。这次 道别使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尤其非瞒住英国人不可。 这位英国官员一直非常了解我和支持我，我必须确保自己不致露出蛛丝马 迹，以免他看出我们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准备有所改变。我告诉他我感谢 他所做的一切，但是必须不顾一切后果，继续推行马来西亚计划。我劝说 人民加入了联邦，不能背弃他们。确保宪法受到尊重是我的责任，不能后 退。我看得出他非常担心我个人的安危和新加坡的前途，但是我却非对他 这样说不可。 后来我在7月31日离开新加坡，到吉隆坡出席人民行动党召开的群众大会， 然后续程前往金马仑高原，跟芝和孩子们共度常年假期。吴庆瑞和敦拉扎 克会谈结果如何，我不敢确定。我认为东古应该做最后的裁夺，而不是敦 拉扎克。我决定依照原定计划度假，等着看东古是不是仍然要我们“分出 去”，或是又改变初衷。 第二天我在“卡科萨”官邸会见赫德半小时。我担心他可能听到了风声。此 人足智多谋，能力又强，要是看出任何苗头，准能使我们达成的协议化为 乌有，正如他在2月间使我们的“重新安排计划”泡汤一样。但我看不到他有 任何怀疑的迹象。于是我断定这回敦拉扎克和伊斯迈没向芬纳泄漏任何消 息，否则芬纳肯定会把消息告诉他。 第二天早上我驾车到金马仑高原，在那里休息，让人家看到我在打高尔夫 球，跟子女一起到处走走，一面等吴庆瑞和巴克打电话来通知我到吉隆坡 跟他们会面。我不要赫德怀疑我为了某种密谋回到吉隆坡。另一方面，吴 庆瑞8月3日到吉隆坡同敦拉扎克再次会面。那是东古回国的前一天。他先 会见伊斯迈半个小时，伊斯迈没透露最新的发展。敦拉扎克却迅速谈到正 题。他说接到了东古的答复，表示赞成，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新加坡必 须在军事上对两地的联合防务做出足够的贡献，跟马来西亚签订防务协 议；二、任何条约如果违反上述协议的宗旨，他都不会签。吴庆瑞说，讨 论过程中也提出了许多详细的建议，例如，应该成立联合防务委员会，行 动方面所有新加坡军队应该由统一指挥部指挥，中央政府将协助训练；我 们应该成立一个步兵旅，用自己的船艇巡弋新加坡水域；世界各地的马来 西亚大使馆和最髙专员公署将处理新加坡的外交事务。 按照吴庆瑞的估计，他们的目的是限制我们武装部队的人数，要在控制方 面有发言权。伊斯迈公开表明了这点，敦拉扎克却有所隐瞒。吴庆瑞说，

无论如何，我们负担不起庞大的军事建制——最多只能提供四个旅和一些 巡逻艇。敦拉扎克看来很高兴，他说吴庆瑞应该出任新加坡国防部长。但 是总指挥的问题仍然不明确。对抗结束后新加坡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地位问 题没提出来，后来发生了麻烦。 他们问吴庆瑞文件初稿准备好了没有。吴庆瑞说准备好了，把它拿出来给 敦拉扎克看。敦拉扎克看了协定，没看宣言，仔细地审査了宪法修正法 案。他似乎感到满意，把文件还给吴庆瑞，要求把有关我们的防务安排和 对外条约这两点纳人第二稿。接着讨论了时间表。敦拉扎克要他的总检察 长审査文件。吴庆瑞建议说，如果我们在东古回国之后的8月6日拟好，他 们能在第二天提出反建议或修正建议的话，8月7日就可以达成协议，8月8 日签署，9日就一切都可以完成了。他们指出，必须通知马来亚各州的州务 大臣和沙巴、沙捞越两州的首席部长。伊斯迈说，必须让后者跟他们的英 国顾问分开，最好是把他们召到吉隆坡——以欢迎东古为借口。吴庆瑞问 他们对沙巴和沙捞越会投赞成票有没有把握。敦拉扎克显然计算过了，回 答说估计不会有什么麻烦。 伊斯迈接着提出需要时间印刷协议、法案和宣言。吴庆瑞的结论是，他们 要尽快做好这一切，但是遇到好些难题。例如，传召沙巴和沙捞越的首席 部长在8月8日到吉隆坡时间够不够？飞机班次可能使他们做不到。吴庆瑞 认为应该坚持在通知任何人之前签署文件，如果不是运气非常好，效率非 常高，这一切很难在8月9日完成。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议后，吴庆瑞在吉隆 坡的新加坡大厦打电话到金马仑高原给我，用华语把会议结果告诉我。华 语不是他掌握最好的语言，但在1965年直拨电话打不到金马仑，长途电话 要通过不会说华语的接线生。 8月6日星期五早上，我坐汽车到吉隆坡。为了不让人发觉我离开金马仑， 芝和孩子们留了下来，直到星期六。人们会看到他们，因而以为我还留在 髙原上。当时东古已经回来了。吴庆瑞和巴克对东古是否会再次改变主意 没把握。要是他改变主意，一切便都完了。下午我到达吉隆坡时，他们已 经拿到了文件。我看过批准之后，他们就去见敦拉扎克、伊斯迈和总检察 长卡迪尤索夫。会议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在新加坡大厦单独等得不耐烦 了。傍晚很迟的时候，巴克打电话告诉我，陈修信要修改，加进内容说中 央政府为新加坡贷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的保证，将由我 们自己作保。我同意这样做。巴克和卡迪尤索夫开始修改初稿。又过了几 个小时，巴克再打电话来说，敦拉扎克的速记员不习惯打法律文件，打字 速度很慢。 由于内阁秘书黄水生和我的个人助理张万福都在新加坡大厦，巴克就叫他

们到敦拉扎克的住家去打字，完成了一切，包括对内容进行的修改。这时 已经是午夜过后很久了，巴克和吴庆瑞回到新加坡大厦来。据巴克说，等 候时他们全喝醉了，文件最后准备就绪时，只有他一个人头脑比较清醒， 要在签署前读一遍。敦拉扎克却说：“埃迪，这是你起的稿，最后文件由你 们的人打字，干吗要读？”所以巴克也干脆签了——他用马来语告诉我是 sign buta(瞎签）。醉熏熏的吴庆瑞倒头便睡。巴克看过文件，发现没有错 误，放下心来，把文件交给我。 一场不流血政变 我匆匆把文件看过一遍，望着巴克说：“谢谢你，埃迪，我们成功地发动了 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那是一场针对英国政府和它的警惕性髙的代领事安东 尼?赫德的政变，一场就在出动武装部队桿卫马来西亚的英国人、澳大利亚 人和新西兰人鼻子下发动的宪制政变。在获得通知后的短短时间内，我们 想出办法做到了东古靠自己的手下做不到的事。事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 内、在高度保密的5id情况下完成，包括在国会提呈紧急证书，以便一口气 三读通过法案，否则绝不会成功。 我担心的是，如果安东尼?赫德及时发现我们准备选择独立，他多半会劝请 英国政府默许采取额外的宪制措施，使人民行动党起不了作用。但是只要 文件已签署，哪怕英国人劝请东古和他的同僚别在国会提出三读通过，协 定全文和独立宣言一旦在新加坡的政府宪报上公布，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关 系的改变将是不可挽回的。 现在我必须劝说我的同僚答应签名。我便打电话给杜进才，叫他到吉隆坡 来，虽然这时已经是午夜过后。接着我跟元首府的电话接线生通话。元首 府的电话转驳处24小时有人值班，当班的男子是英国总督时期留下来的， 极其可靠。我吩咐他弄一辆汽车立即去接杜博士，明天一早把他送到吉隆 坡来。随后我跟拉惹通话，要他也驾车前来。我不想两人一起来，因为这 会使人怀疑有什么密谋，也因为他们会彼此加强反对马来西亚重做安排的 决心，脱离马来西亚就更不必谈了。 杜进才清晨先到。他从前门进来，巴克便从后门出去，避免跟他碰面。我 把最新情况告诉杜进才，把文件拿给他看。他心烦意乱。不久拉惹来了， 是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驾车把他载来的。接着吴庆瑞也到，大家一起坐 下来谈。面临痛苦的决定，杜进才和拉惹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不愿签 字。 8月7日中午时分，我到首相官邸见东古，在会客室等了三四十分钟。他在

饭厅里跟一些官员开会——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他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接 着他走出来同我单独谈了大约40分钟。我先开口说：“我们花了多年的时间 成立马来西亚。从1954年到1963年，我生活的大部分岁月是用来争取成立 马来西亚的。成立至今还不到两年，你真的想让它分裂？难迫不认为恢复 我们受到英国人阻挡的计划，成立一个关系比较松散的联邦或邦联会更明 智？”但是他的表情和身势语言使我明白他已经打定主意。他说：“不，这 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打定了主意：你们走你们的 路，我们走我们的路。只要你J在任何方面跟我们挂钩，我们都难以成为朋 友，因为我们会介入你们的事务，你们会介入我们的事务。明天当你们离 开了马来西亚，我们不再在国会或选区里争吵后，会再度成为朋友。我们 彼此有需要，会相互合作。” 我放弃了这个话题。我原来准备谈很久，一旦看出他决不考虑其他办法， 便告诉他现在我的问题是如何应付杜进才、拉惹、王邦文、杨玉麟和所有 家庭在联邦的新加坡部长。他说这个问题我得自行处理。我要求他帮忙。 愿不愿意见他们？他回答说不，没有必要。 我离开首相官邸，回到新加坡大厦把讨论的经过告诉其他人。杜进才在楼 下饭厅附近楼梯旁的书桌边写东西。我上楼的时候看到他在一张纸的中间 画一条线，把赞成分家的论点写在左边，反对的论点写在右边。那是这位 生理学研究教授的本色。烟不离手的拉惹在走廊外面抽个不停。我把奥斯 曼渥拉到一旁，问他签不签。他是个马来人，签了便会再度成为少数民族 的成员。他说要签不难，担心的是新加坡的共产党人。25年后，他仍然记 得我当时向他保证别相心，那是我的问题，我会处理。”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劝说，杜进才和拉惹勒南仍然不为所动。我对杜进才 说：“怎么不去见东古？老头儿说局势他控制不住了。你最好见见他，因为 我见过他，得出的结论是已经不容争论了。”他同意。于是下午我再去见东 古，告诉他两个部长杜进才和拉惹坚决不肯签。两人的家庭 都在马来亚，他们想见他。东古坚决拒绝：不，我不想见他们。你告诉他 们，没什么好讨论了。”我说：“我告诉过他们，至少你得写几个字给他 们。看到你的字他们就会相信。”东古走到书桌旁，写了封给杜进才的信， 交给我说:“喏，拿给他。不必再谈什么，完了。” 东古的信没封口，内容如下： 亲爱的进才： 写这封信告诉你，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同新加坡分家的事，发觉为了我们

的友谊以及马来西亚总体的安全与和平，绝对没有其他出路。如果我影响 力够大，能完全控制局势的话，也许可能延迟采取行动^但我的影响力不是 那么大。在还能劝人们容忍与忍耐的时候，以这样的友善方式解决彼此的 歧见，是唯一可能的出路。我最诚挚地要求你同意。 东古拉赫曼（签名）谨启 离开时我遇见了陈修信，我对他的短视和愚蠢感到激愤。他破坏了我们的 工业化计划，在导致分家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跟马来过激分子没什么两 样。他决心处处为难我们，除了自己不喜欢吴庆瑞和我以外，还相信对新 加坡做出的任何让步，都会对人民行动党争取马来西亚的华人有帮助。他 看不到，没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必定会更为不利。当天，我忍 不住告诉他：“今天是你胜利，我失败；5到10年内，你肯定会感到悲 哀。”他得意地笑了。我想他当时领会不了我的话，甚至10年后也领会不 了。只因他作为马华公会领袖的地位和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的地位现在稳 了，他松了一口气，觉得高兴。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 威胁消除了，马华公会将是至高无上的了。 陈修信输定了 但是这里所谓的稳定和至高无上是相对的。四年后的1969年5月，吉隆坡发 生的暴乱造成数以百计的华人伤亡，暴徒烧毁了他们的住所和汽车。1973 年，在伊斯迈去世后，当时的首相敦拉扎克擢升胡先翁为副首相。陈修信 虽然忠于联盟和巫统，却是个华人。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副首相，感到羞 辱失塱，便辞职不干。他不了解，10年前他不自觉地协助把新加坡逐出马 来西亚时，就已经输定了。 离开陈修信之后回到新加坡大厦，我把东古的信交给杜进才。只有到那 时，他和拉惹才发觉我们已经非分家不可了。为了使进一步的争论就此停 止，我告诉杜进才，他不接受的话我就不会进行，因为这会使人民行动党 领导层分裂，引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行动党追随者的思想混乱。要是 多数人决定不签，不脱离马来西亚，我会服从，但是杜进才和拉惹必须负 起责任，流血的话我问心无愧。不久杜进才签了，接着拉惹也签了。 部长们因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不一样而有不同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事。来 自新加坡的接受分家，来自马来亚的则心烦意乱。杜进才是在吡叻州的太 平出生和成长的，跟家庭难分难舍，经常回去探望。拉惹在锡兰（今斯里 兰卡）出生，却在森美兰州的芙蓉长大，在那里有许多亲朋好友。许多亲 友通过他，在前一年的4月大选中卷进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活动。他的一个

兄弟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但是败下阵来。拉惹和杜进才同意分家， 无论是 多么心不甘、情不愿，还是辜负了亲友的期望。更糟的是，两人跟我一 样，深切地感到自己背叛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其他领袖。马来西 亚人民团结总机构是由他们幕后推动的。对留在马来西亚的人来说，分家 的后果糟透了，因为种族比例改变了。新加坡退出之后，马来人重新占多 数，不再是马来人占40%、华人40%、其他种族20%。甚至在长远的将来， 他们也不能指望由各政党联合组成的多元种族联盟能通过宪制方式赢得权 力。 王邦文对分家也激动万分。他在吉隆坡出生受教育，在雪兰莪扎的根很 深。他跟杜进才和拉惹一样，对马来西亚人民闭结总机构的工作介入得很 深，当时正忙着筹备在吉隆坡组织一次大会。我把分家消息告诉他的时 候，他苦恼极了。杜进才协助说服他接受无可避免的事实，签字时他勉强 得很。李炯才在槟城出生和长大，8月8日也正在槟城打算于两星期后组织 召开了次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8月9日早上，他到吉隆坡的时 候，杜进才告诉他总机构完了，他感到骇异。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返回新加坡，避免中途遇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 国的外交官，然后说服其他部长签名。这是个争论性很大的问题，我要避 免内阁分裂，因此向东古解释了这个难题。东古安排皇家马来西亚空军部 队的一架小型螺旋桨军用飞机，第二天星期日送我回新加坡。我通过元首 府的电话接线生，安排让所有当时不在吉隆坡的部长到斯里淡马锡官邸见 我。新加坡出生的部长们既不觉得髙兴也不觉得快慰。他们同意这是无可 奈何的事，签了名。林金山松了一口气。巴克跟马来亚毫无亲属联系，他 说这对双方都比较好。杨玉麟来自芙蓉，战前在当地结婚后便移居新加 坡，他的老家已经不在马来亚，受到的影响不大。 时间已经是星期U下午相当迟了。我让军用飞机把签好的两套分家文件之 一送交东古。与此同时，斯图尔特与政府印刷局局长和他的手下正在待 命。斯图尔特把另一套文件交给他们，然后把他们锁在政府印刷局里，不 让他们同外界联络，直到文件印好，准备在1965年8月9曰星期一早上10 点，以特別宪报和宣言的方式发布。另一方面，我安排芝和子女星期六下 午从金马仑坐汽车到吉隆坡，星期日一早动身回新加坡，下午较迟时到 达。星期日下午我飞回来，决定当晚大家在斯里淡马锡官邸过夜。第二天 消息传出时，要是新加坡巫统的马来人暴乱，我们留在斯里淡马锡官邸比 较安全。

傍晚我忙碌得很，接见警察总监黎肯，讨论必须采取的防范暴乱的措施； 接见波卡斯，确保政治部对任何一方可能进行的捣乱保持警惕。我也见了 斯图尔特，安排第二天召见所有常任秘书，让他们了解情况。 敦拉扎克要求所有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在8月9日出席国会会议，投票支持 法案。吴庆瑞和巴克告诉他，没有行动党议员会出席。要我们面对留下来 的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其他领袖太痛苦了。我们指示12名不是部 长，因而不知情的行动党议员也别出席。接着我跟波卡斯谈好，该用怎样 的密码把类似的信息发给三位共和联邦国家的首相和总理，告诉他们我们 分了家，也告诉他们为什么别无选择。其中一份发给澳大利亚，内容如 下： “阁下解读了信息之后会知道，东古已经宣布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我 同意了，也同时做了宣布。要不是阁下坚决支持马来西亚要讲民主的做 法，我和我的政府早就被近乎法西斯的手段收拾了，尽管我们也许是非共 派。由于阁下的道义支持，我们被放过了，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脱 离马来西亚，留在英马防务条约的保护伞下；要么面对后果——用东古自 己的话说，就是面对种族暴乱和流血。他没说的无可避免的后果是，要么 是法西斯手段暂时成功地维持现有的局面；要么是发生混乱，最终导致共 产党人获胜。只要我的同僚和我掌权，无论我们必须做出怎样的牺牲，阁 下可以指望我们会确保新加坡继续成为非共国家。我们将永远希望在受到 尊重和友好的条件下同澳大利亚合作。正是由于阁下关心我和我的同僚以 及我们所代表的一切，才出现了这样的不幸结果，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要 不是由于阁下的关注，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遭受更大的灾难。” 密码是以词典作为基础的。解读完毕将是新加坡时间早上10点过后。 我最后要做的事情是睡觉，这是最难做到的。因为我焦躁不安，生怕考虑 不周，忘了重要的事。我不期望面对马来西亚的支持者，他们会认为我们 辜负了他们。我们唤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他们会以为我们利用他们使新加 坡脱离苦海。对于以分家来回报坚决支持我的威尔逊、孟席斯、霍利约克 和他们的部长，尤其是博顿利，我并不感到自豪。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希 望第二天10点之前不会出任何岔子。

第四十二章 宣布独立 当夜我时睡时醒，半夜好几次爬起来，记下种种该做的事情。第二天， 1965年8月9日早上我很早起床；一切都安排好了，准备在上午10点通过电 台广播宣布独立。我决定不自行宣读独立宣言，这没有必要，因为有许多 事情等着我去做。首先我得告诉过去听命于吉隆坡的政府部门的雇员，今 后他们得听命于新加坡当局。接着，就是在规定时间之前，我将会见能在 短时间内召集到的各国外交官，告诉他们新加坡独立了，要求他们的政府 承认我们。这些都是很劳神的工作。 10点整政府宪报发出，刊登了由我和东古签署的两份宣言以及与分家有关 的其他文件。在同一时间里，所有新加坡电台节目都中断，由电台人员播 发我的独立宣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如今独立了的消息像野火般迅 速蔓延开来，使人们震惊。就在宣言在新加坡播出的同时，东古也在吉隆 坡联邦国会站起来宣布分家。国会召开会议，是为了让敦拉萨能提出1965 年马来西亚宪法（新加坡修正）法案，并一连三读通过，立即生效。我原 来担心会有意想不到的拖延，但是东古和他的同僚决心不让任何事物阻 拦。当天傍晚国会和上议院都完成了三读，最高元首也同意了。新加坡脱 离了马来西亚。 只有两条路可走 东古宣布分家时直截了当。他说他只有两条路可走：采取镇压行动，否则 就跟“完全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他说，对少数人 采取镇压行动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蔑视、害怕和仇恨的种子已经在新加坡 播下。敦拉扎克曾设法跟新加坡领袖达成谅解，却徒劳无功；—个问题解 决了，另一个问题马上出现。投票时126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赛加化阿巴 故意不出席会议，在国会大厦举行记者会，宣布辞去巫统秘书长的职 位，“免得东古为难”。他强烈反对分家，因为这会使新加坡不受中央政府 控制，使马来西亚变得不合逻辑。 东古在国会演讲后向报界发表谈话，保证“分家是基于双方将在防务、贸易 和商业方面密切合作”。下午在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会见记者时，我的回应 是：“我们相互需要，将会合作。我热切希望会如此。”但在这之前，中午 12点在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举行记者会时，我情绪过于激动，要电视摄像 机停拍20分钟，让我冷静一下，才能够继续下去。 我从来没这么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马来亚、沙巴和沙捞越的

许许多多人。他们响应我们的号召，主张成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如 果他们不曾响应我们的号召，万一马来西亚政府逮捕我们，不会有普遍发 生种族冲突的危险，新加坡就不会被逐出马来西亚。正因为他们团结在我 们周围，跟我们一样热烈拥护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我们才会被逐 出联邦。我接受分家，使他们深感失望。内疚使我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这是我痛苦的时刻。 分家已成事实。我们呼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使数以百万计的人 充满希望，现在希望破灭了。想到他们，我便不由得心绪不宁，忐忑难 安。在华人区，商人则放鞭炮，庆祝不再受到种族压迫。但在市区各处， 由于白领人员担心会发生种族冲突，到下午四点就宁静得异乎寻常。人们 都提早回家了。 这一天我不得不会见许多人，不得不做许多工作，确实忙极了。最后一位 客人是安东尼?赫德。他从吉隆坡飞来，晚上到斯里淡马锡官邸见我。我装 得若无其事，问他是否得到了政府的指示，要承认新加坡。他自然没有 ——时间不允许。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使马来西亚不致出乱子；我却始 终瞒着他，不让他看出分家即将到来的任何迹象，虽然内心感到遗憾，却 别无选择。消息传到伦敦时，哈罗德?威尔逊正在锡利群岛度假，共和联邦 关系部大臣博顿利在西非。外相迈克?斯图尔特飞到锡利群岛跟首相讨论这 件事。8月10日，我接到了威尔逊通过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传来的电 报： “我要让阁下知道，我们决定马上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国家，明天会在晨报 上宣布。看了阁下的来电，非常感谢阁下所说的厚道的话。阁下要跟我们 在友好的基础上合作，我很高兴。我必须说，在采取这个重要步骤之前没 跟我们商量，使我感到失望。这自然是因为这个决定对我们影响很大?现在 我们正在紧急考虑这些影响。但阁下可以放心，我们祝愿阁下顺利。我担 心苏加诺会利用这个事态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H的。相信阁下会同意，我 们都必须小心，避免产生任何可能帮他捞取资本的行动。” 威尔逊的决定是迅速做出的。一旦英国政府承认了我们的独立，在争取国 际承认方面相信便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国外的反应是根据冷战路线划分 的。雅加达、莫斯科和北京欣喜若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 一般西方国家却感到非常失望和忧虑。8月9了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兴 高采烈：分家证明马来西亚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印尼现在准备同新 加坡建交。但是第二天，在跟苏加诺总统会谈了90分钟之后，他说由于英 国在新加坡有军事基地，他的政府难以接受新加坡的独立。然而他没有完 全排除最终承认新加坡的可能性。“权威消息”透露，只要英国基地是纯粹

用作防卫新加坡岛的，印尼并不反对。如果是这样，雅加达可能把新加坡 列在对抗范围之外，直到局面稳定下来。如果新加坡能够证明自己不会被 外国势力利用作为垫脚石，印尼准备欢迎新加坡成为友邦。 我回答说，新加坡需要英国基地。基地关闭的话，44000名工人将失去工 作，新加坡岛无法自卫。8月17日是印尼独立日，苏加诺发表了一篇充满恶 意的强有力的演讲，要美国和英国滚出东南亚。他警告两国说，雅加达、 金边、河内、北京和平壤的轴心将在这个地区挫败帝国主义。 接着，他下令查封印尼境内所有美国资本。他正生活在危险之中，印尼经 济日渐瓦解，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民不 聊生。 新加坡反对党的反应暴露了它们在政治上并不成熟。联盟党说，人民行动 党不向人民寻求新的授权便退出马来西亚，使他们感到震惊，因为这不符 合人民在1962年全民投票中表达的愿望。新加坡巫统呼吁举行大选。它 说，它将争取重新把新加坡纳入马来西亚。但是最可笑的反应来自社阵。 社阵拒绝接受新加坡岛的“假”独立，理由是这是英国的阴谋，0的是继续支 配新加坡。 最痛苦的会议之一 分家第二天，杜进才和我在内阁会议室接见马来西亚人民闭结总机构的三 位领袖。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会议之一。我解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 说，无论基于什么理由，我们都辜负了他们；真的太辜负他们了。我得公 开总括说一下将来。我告诉报界，由于我们必须“同邻国维持非常正确的关 系，而一个邻国政府不应干涉另一个的政治事务”，所以，人民行动党不能 继续成为总机构的一员。我激动地说如果不是由于一小撮人的阻挠，我们 的主张可以轻而易举地为马来西亚带来许多好处，使它在今后多个世纪内 成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稳定的多元种族国家 亲情和相互之间的感受，是不 能凭一个政治决定而立即切断的。”杜进才也悔恨和悲痛不已。 针对分家发表谈话最诚恳、考虑最周到的要数伊斯迈医生。9月20日由马来 西亚、约旦和象牙海岸联合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时，他在联合国大会上 说：“尽管两地分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领导层都充分知道，两地在宪制 上也许分开，地理的因素却使它们无可避免地连在一起，历史的意外因素 又使双方受到同一个政府的长期统治。利益的一致以及人民在生活各个方 面密不可分的关系，将像过去百多年那样，鼓励双方像好邻居一样相处。 在好些共同任务上，我们有着同样的态度，珍惜同样的理想。宪制联系是

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依然维持着。’对我要做的事，最了解我和同情我 的是伊斯迈。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第三号人物。就算他当时是个第一号人 物，力量恐怕也不够强大，控制不了过激分子，也推行不了自己的政策， 那就是随着马来人的进步而逐渐削减他们的特权，直到不分种族，所有种 族都平等的社会出现。 一个几乎看透事情来龙去脉的人是安东尼?赫德。 8月11日，就是伦敦承认新加坡独立的第二天，他在吉隆坡说，英国过去在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军事基地的防务条约，现在得重新拟订。然而如果政策 不改变，这不过是官样文章。我非常尊重赫德，尊重他性格刚强，智慧过 人，能洞察人物和国家做事的方式。现在他要回英国去了，虽然他在吉隆 坡逗留还不到两年。9月14日我写了封信给他：“写信告诉你，虽然我们在 如何解决马来两亚的问题上看法不尽相同，但我知道你眼光锐利，善于观 察人，也是个经得起重大考验的女五政府的代表。 “你将在1月离开，我觉得遗憾。你的继承人将更需要有经得起重大考验的 能耐，这样的能耐曾不时使东古对你不那么有好感。 “容许我感谢你协助防止东古把我的政府和我干掉。恰好有其他消息来源， 我当时知道你正在代表本国政府，竭尽全力地劝请东古别做他本来想做的 事。那也正是过激分子希望他做的事。” 东古、敦拉扎克和伊斯迈要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真正原因何在？他们定 然得出了结论，认为允许我们行使宪法权利的话，最后他们肯定会输掉。 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能把非马来人团结起来，最危险的是它最终将侵 人马来半岛的马来人的地盘。人民行动党的态度和政策，已经在新加坡争 取到马来领袖，使他们忠贞不渝。哪怕在1964年种族暴乱期间，这些马来 领袖也不曾动摇过。对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吸引力，或者是对经常被利用 来争取他们重投巫统怀抱的诱惑，他们都无动于衷。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民行动党的领袖跟马来亚的政界人物不一样。新 加坡部长不爱寻欢作乐，也不图发财致富。敦拉扎克曾一度建议给吴庆瑞 5000英亩最适合种植胶树的土地，将来种上树胶研究所提供的品种最优良 的胶树。吴庆瑞尴尬地笑了笑，推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利用，避开了诱惑。 要整我们不容易 要我们妥协也不容易。吴庆瑞和我曾一度陪同东古和陈修信到吉隆坡一个 由华裔富商开设的“公馆”去。这些“公馆”是男人俱乐部，由最好的餐馆提

供美味佳肴，会员和他们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打麻将或玩扑克，叫漂亮的应 召女郎，甚至是小明星。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食。过后他们开始玩扑 克，我奉陪了。但是女郎一到，吴庆瑞和我便以有要事要办为由溜之大 吉。我们知道不能任由命运摆布。留下来的话，以后马来西亚的领袖就可 以向我们施加压力。他们认为我们不好应付，几乎跟共产党人一样难以捉 摸，太讲究思想意识，太有理想。更糟的是，我们的行动总是符合宪法的 规定，要整我们可不容易。 如果不是由于印尼对抗，东古和他的同僚就不必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军队的帮助，结果就可能不一样。由于三国部队协助保卫马来西亚， 要是马来西亚采取非宪制的手段对付新加坡，三国的国会将会做出强烈的 反应。 威尔逊在他所著《1964—1970年的工党政府》一书中写道：“但是一个有潜 在危险性的新问题正在东南亚发展起来。三四个月前我们便接到了瞥告， 马来西亚首相东古阿都拉曼正对他的国会同僚新加坡领袖李光耀（哈里 李）感到不耐烦，以致李可能会被捕下狱……对他积极灵活的反对，东古 越来越感到愤怒。在共和联邦会议召开前数星期，我们接到消息说一场危 机即将出现：涉及反对哈里李和他的同僚的政变。我觉得有必要让东古知 道，要是他采取这类行动，到共和联邦会议露面将是不明智的。因为多数 总理和首相，包括我自己会认为，这样的行动跟我们的共和联邦信念背道 而驰。 “后来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在8月13到15日（原文如此）的周末，联邦分裂 的消息传了出来。东古和李两人之间出现过愤怒的场面，导致新加坡实际 上被逐出联邦，要它自立。李感到绝望，在电视摄像机前情不自禁地掉了 眼泪，对分裂感到遗憾。尽管如此，他决心使新近独立的新加坡成功…… 我们做出了必要的决定和部署，向两位领袖发出了非常强烈的信息，要他 们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抗或内部颠覆活动的行动。我们授权在对各方 都公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重新检讨英马联防协定。” 威尔逊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期间所以会没事，是因为赫德1965年5月15日向上司大臣博顿利报 告：“一些巫统人员希望使局面变得炽热，以便有借口‘对付’李，意思是把 他关起来。我强调李眼下享有一定的国际威望，要‘对付’他除非有令人信 服的理由，否则将给马来西亚造成严重的损害。虽然东古什么都没说，我 的感觉是，他们心怀鬼胎。”

6月1日，赫德拍电报报告说，他问了东古是否还能跟李光耀谈判，使局面 缓和下来。 “东古说不能，他决心永远不再尝试跟李光耀谈判。他完全不信任李光耀， 对李光耀不再存有什么幻想。我问这一切要怎样了结。东古回答说：‘我了 解自己的职责，会毫不犹豫地履行。’ “这听起来非常不祥。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单刀直人，于是便说，英 国政府听说报上讨论要把李光耀关起来，非常担心。我问东古谈的是不是 这件事，他说是。 “我说，除了进行叛国活动，以任何其他理由把李光耀关起来，英国政府会 大为震动，而且为难到极点。对世界舆论无疑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我说，没有适当的理由采取这样的步骤，我想英国可能会重新认真评估 对马来西亚的态度时，他说：‘好吧，我应该跟印尼讲和……’ “在同东古会过面的一个小时后，李光耀到我的住所来。我发现他激动万 分。我告诉他，对于当前的事态发展，我担心得很。依我看来，除非采取 主动，否则局面只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政治仇恨会越来越深，争论 会越来越激烈，导致种族关系紧张和冲突激化；另一个是，联邦政府认为 政治局面越来越紧张，不能让它继续下去而不加制止，因此可能扣留李。 为了避免现有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以及它看来免不了会导致的后果，我认为 非想出办法应付不可。李说现在是争取建立不受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的 时候了。他之所以会组织新的反对党集团，原因就在这里。如果联邦政府 决定把他关起来，他会欢迎，因为这会加强他的地位。 “李说，忍耐和拖延下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走得太 远了，无法采取这样的做法。不幸的是，李的答复既是真话，也有说服 力……” 共和联邦关系部6月3日致赫德的电文说：“如果李遭逮捕，新加坡未必会默 默地接受。东古可能发出其他的指示。但依我们看来，新加坡大乱的风险 很大，可能会影响婆罗洲地区……李被捕后局面如果严重恶化，需要在新 加坡动用英军，要争取英国舆论了解和支持是难上加难。，’ 6月4日赫德报告他同东古会面的情形说：“从字里行间揣摩到的言外之意看 来，东古显然已经叫手下査问有没有可能从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里去掉 李，让一个著漘名的替代人物接管。李已经知道这点，告诉了我。我告诉 东古，我不指望这样的计谋会成功。他于是说：‘叫你的政府别担忧。这是

内部的情况，我必须处理。你们不能介入我们的内政。美国人在越南介入 了内政，到头来闹得一塌糊涂。’” 6月5日，赫德收到了下面的电报：“首相看过6月1日的960号电报……他提 出了两项询问： 一、我该不该拍电报给东古？ 二、最高专员该不该悄悄向李建议，他最好消失（出国）一两个星期？我 们不希望他在总理会议召开前被关起来。H.W.” 在这之后，赫德没什么新的事态发展可以报告。东古到伦敦去了；敦拉萨 在静悄悄地跟吴庆瑞谈论让新加坡“分出去”。 8月6日，赫德通知伦敦他对时局发展的看法如下：“未来的展望不容乐观。 由于双方互不信任，政治局面缓和下来的机会很小。不修改宪法而摆脱约 束的形式固然528不能排除，可能性却不大。让李暂时到国外活动的可能性 如今看来已不复存在。马来极端分子的力量正越来越强大。最可能的结果 是再度发生种族暴乱，规模可能比过去大得多……现有困难的主要原因之 一，在于由新闻部长西努、教育部长佐哈里和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巴领导 的更极端的马来沙文主义者。尤其是西努和赛加化阿巴，他们正在相互竞 争，看谁表现出来的马来民族性更强。如果能挫败他们或者使他们安静下 来，那将是最大的帮助。但是敦拉萨已经显示出他根本不准备对这些人采 取强硬的态度。他无疑是怕他们可能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通过煽动沙文 主义，使他保不住作为东古明显接班人的现有地位。因此，为了保护自己 的政治地位，他决定小心翼翼地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他们那一边 ” 对于英国的政策，赫德写道：“只要印尼不友善，继续威胁到马来西亚的独 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对东南亚稳定的关注、在防务协定下的义务，以及马 来西亚面临强大得多的敌人需要协助，看来肯定需要我们继续在这里维持 驻军……但是留下来可能给我们造成困难。因为我以为，英国的政策以马 来西亚会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为基础的话，将是既不明智也不谨慎的。” 新马分家后不久，英国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乔治?汤逊在9月21日发出下面 的电文给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拉登勋爵（休?富特）：“我们的一般看法 是，哪怕李过去不时可能表现得挑衅性很强……要是东古和马来人在跟李 和对新加坡的关系上，显示出一些合理的灵活性，这次的分裂以及过去的 紧张关系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汤逊是苏格兰人，不了解马来人的想法。虽然我跟马来人相处了一辈子，

起初连我也不了解。我没觉察到他们对移民民族，尤其是对华人的怀疑程 度那么深，他们也非常害怕马来族的人数远不如移民。他们必须完全掌握 国家的权力，尤其是警察和军队。任何妥协都必须根据他们的条件。 “脚不好最好是锯掉” 1982年东古接受一位英国研究人员访问时说，他记不起威尔逊警告过他， 但是承认当时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要他批准逮捕我。然而他也说逮捕光耀 没用，因为在我所处的世界里，由于他是华人，华人也会同情他。我不想 因为他，不想仅仅因为新加坡而遇到麻烦。脚不好的话，最好的办法是锯 掉，我正是这样做了……我当时知道光耀是接管新加坡政府的最佳人 选……（在马来西亚）他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 我还考虑到其他情况。要是留在马来西亚，调查1964年种族暴乱的调查庭 将继续听取许多不利于赛加化阿巴和巫统的证据。这些证据将被广泛宣 扬。我起诉赛加化阿巴和《马来前锋报》编辑的诽谤官司也会提审，他们 将会因为刊登出来的所有涉及我的煽动性的文字，在法庭受到彻底的盘 问。这将意味着，巫统主要领袖煽动种族主义和血腥暴乱的伎俩将受到摧 毁性的大揭发。 东古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新马分家。新加坡将脱离马来西亚，他却能 通过柔佛水供问题和其他压力手段控制新加坡。8月9日，他告诉英国最髙 专员赫德：“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损害到马来西亚的利益，我们可以切断 柔佛水供，对他们施加压力。”对东古这句话，赫德向伦敦的上司大臣报告 时所作的评语是：“这是对如何协调外交政策的一项惊人建议。” 东古在8月9日也告诉澳大利亚最髙专员克里奇 利我们占了上风。新加坡跟外国政府打交道时，必须同我们磋商。” 东古和敦拉扎克以为他们可以在新加坡驻军，骑在我们头上，必要时封闭 长堤，切断我们的水供。他们相信，新加坡单独生存不了，这不是没有根 据的想法——在这点上，还有什么论据比人民行动党领袖自己的演讲，包 括我的演讲，以及我们所提的理由更有权威性？正如加査利?沙菲在分家后 所说，孤立无援数年之后，新加坡将陷入严重的困难，会爬着回来——这 回是根据马来西亚的条件。 如果我有办法，我才不呢。新加坡人民在加入马来西亚两年期间经历过各 种遭遇，他们可没有心情爬着回去了。我和吴庆瑞直接负起责任，接受新 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其实我们是不打算放弃马来西亚的。如今新加坡人跟

我们有同样的感受，他们准备竭尽所能，使独立的新加坡成功。当年我所 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将奉献有生之年，不但要新加坡取得成功，而且 要它兴旺昌盛，欣欣向荣。

李光耀纪事年表 1923年9月16日 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住宅出生。 1936-1939年 1940-1942年 在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求学。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沦陷。 1942-1945年 日本统治新加坡。 1946-1950年 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1948年6月 马来亚和新加坡宣布进人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转入地下。 1950年8月 由英国返回新加坡。 1950年9月 同柯玉芝小姐结婚。 1950-1959年 执业当律师，出任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 1952年 长子显龙出世。 1954年11月 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当选秘书长。 1955年4月 在根据林德宪制举行的大选中，当选进入新加坡立法议院，成 为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贏得三个议席 女儿玮玲出世。 1956年5月 参加由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的第一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 进行争取自治的谈判。谈判失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1956年10月 劳工阵线政府肃清和拘留共产党统一战线领袖。林清祥、方水 双和蒂凡那等被捕。 1957年3月 参加由林有福率领的第二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谈判，达 成自治协议。

次子显扬出世。 1957年8月31日 马来亚联邦独立。 1957年12月 人民行动党参加市议会选举，贏得13个议席。 1958年3月 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袖方壮璧（马共全权代表）进行第一次秘 密会谈。 1958年5月 参加各政党宪制代表团第三次到伦敦谈判，双方对成立新加坡 自治邦的宪法达成协议。 1959年5月 人民行动党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在 51个议席中贏得43席。 1959年6月4日 马共公开战线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和蒂凡那获释。 1959年6月5日 人民行动党执政。宣誓就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时年35 岁。 1961年5月 东古拉赫曼呼吁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 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1961年8月 人民行动党分裂，党内的亲共分子在李绍祖医生领导下成立社 会主义阵线（社阵）。 1962年9月 对是否要同马来西亚合并，进行全民投票。选民支持新加坡加 入马来西亚。 1963年2月 —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冷藏行动”中被拘捕。 11月开始下乡访问全国51个选区。

1963年9月16日 马来西亚成立，成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 巴。印尼对马来西亚展开“对抗”行动。 1963年9月21日 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并在全部三个以马来人为 主的选区里击败新加坡巫统。 1964年3月 人民行动党派出九名候选人参加马来西亚大选，只贏得一个议 席。它同联邦政府的关系恶化。

1964年7月21日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发生种族暴乱。 1964年9月 发生更多种族暴乱。 1965年5月 人民行动党召开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宣扬“马来西亚 人的马来西亚”概念。 1965年1月-1965年7月 修订马来西亚宪法的尝试失败。 1965年8月9日 东古拉赫曼在伦敦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马来西亚。 1968年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独立后第一次大选，夺得国会全部58个议席，总得票 率是84.43%。本身以94.3%的得票率，第五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 担任总理。 到温哥华和哈佛大学进修三个月，并考察美国的总统选举，同时研究美国 的社会与政治制度。 1972年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夺得全部65个议席，总得票率是 69.2%。本身以82.5%的得票率，第六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 理。 1973年 把在国外演讲所得的演讲费悉数捐给教育部，以所得利息设立“总 理书籍奖”，每年颁发给双语学习表现特出的学生。 50岁生日，全国职工总会出版论文集《朝向明天》作为献礼。 1976年 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夺得国会全部69个议席，总得票率是 72.4%。本身以86.9%的得票率,第七度成为丹戎巴葛区议员，并连任总理。 1980年8月 母亲蔡认娘女士去世。 12月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赢得国会全部75个议席，总得票率是 75.55%。本身以90.6%的得票率，第八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 总理。 1983年 60岁生日，全国公私部门和民间团体举行宴会祝寿。 1984年 第一次在大选中无对手当选，第九度担任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

任总理。 1988年 在大选中以79.4%的得票率，第10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第七度 出任总理。 1990年11月28日 吴作栋接任总理。继续留在内阁， 担任内阁资政。自1959年6月起，担任总理长达31年又5个月。 1991年 参加大选，在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丹戎巴葛区议员。 民间举行“全国人民向李光耀先生致敬”的盛大晚宴，有4000人出席。 1992年11月 辞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位。除了1957年一小段时间之外，先 后担任这个职位长达38年。 1993年8月28日 举行首次民选总统选举，前副总理、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 王鼎昌当选，9月1日履任。 1997年10月 父亲李进坤先生去世，享年94岁。 1998年 续任内阁资政至今。

鸣谢 1995年，我很幸运地物色到一组年轻的资料搜集员。其中陈国强是从行政 服务部门临时调到新加坡报业控股的。从旁协助他的，是在《海峡时报》 工作的方月珠，另外一位是张家菘。 他们在政府的档案馆进行彻底的翻查，找到我的信件、重要的会议记录和 其他有关的文件。 陈国强是我最得力的助手，能干而且点子多。他负责协调研究人员的工 作，组织资料，使我的工作方便得多。方月珠表现了她办事迅速有效率的 优点，从《海峡时报》的档案库里，查找过去40年来的有关新闻报道和演 讲。两年后，随着工作的扩展，报业控股的华特和林清美，还有国大的吴 爱珍博士，也加入了资料搜集小组。 外交部官员潘内尔?塞尔万也帮了他们不少忙。总理公署的登记官吕静卿和 她的助手张桂玉与瓦伊嘉燕蒂玛拉，以超凡的能力为我找到了我的信件， 有的远溯到60年代。 此外，我的资料搜集小组在收集文件时，也获得国家档案馆馆长陈罗玲俐 的鼎力协助。她提供了有关人士的文件和口述历史誊录本。当然，之前我 已征得他们同意让我翻阅有关誊录本。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以及《海峡时报》资料室的职员，也同样热心地给予协助。 我也得到总理吴作栋的同意，向政府部门和档案馆索取一切有关的记录和 文件。 在英国里士满基尤地方的伦敦英国档案局里，也找到了许多殖民部和共和 联邦关系部的文件，从中可以了解英国方面如何看待1955年到1965年所发 生的事件。 我的老朋友蒲德华曾经担任伦敦《观察家报》海外通讯员。他阅读了我的 草稿，对我那些经常重复使用的文句做了删改，并建议用哪些词句取代。 不过他让我做最后的决定。 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海峡时报》的张业成(总编辑）、韩福光（政 治组主任）、华仁、陈澄子、祖雷达；《新报》的黄碧云；《联合早报》 的林任君（总编辑）和成汉通，也看过我的草稿。他们提出了不少建议，

给书中提到的那些年轻读者出生前发生的事件，都补上了背景资料。韩福 光和华仁帮我进行文字的润饰，使行文更加流畅。本书英文版由时报出版 社文字编辑刘诗娃对文字进行了~丝不苟的审阅，使文句更加紧凑，同时 改正了错字。 为了避免无意间触及一些敏感的马来课题，我把所有涉及马来民族的草稿 交给几位人士阅读。他们是贡图尔（《每日新闻》总编辑），人民行动党 国会议员雅国、麦汀、再诺，还有社会发展部长阿都拉。我不想，也从来 没想过要伤害马来同胞的感情。 我的旧同僚吴庆瑞、林金山、王邦文、奥斯曼渥、李烟才、拉欣依萨、莫 里斯?贝克、那丹和严崇涛，先后阅读了草稿中的有关部分，帮我确定或纠 正我回忆中的事件。 许通美（新加坡巡回大使）和陈庆珠也曾阅读过书本的校样，并提出不少 有用的建议。 我很感激以上两位以及其他许多人不惜花费时间，阅读初稿并提出意见， 这使我受益不浅。但是一切将由我个人负责。 白天，我需要接待客人并处理其他事务。入夜，白天的事都办完了，我才 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利用电脑写作。一些阅读初稿的年轻男女总会问， 电脑记录的时间是否有误，因为文稿上经常印着凌晨三四点。我告诉他们 正确无误。 长期协助我的私人助理钟淸云和黄莲好，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我的文 稿打字，而且经常得重打。当我对电脑束手无策时，他们总是能够为我解 决问题。钟淸云在这本书已完成四分之三时退休，剩下的工作由卢福德和 许建星接替。他们都得配合我那没有规律的工作时间，往往过了晚餐还必 须继续工作。 对上述所有人士，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回忆录的华文版，保留了许多已从英文版删去的段落，因为编辑小组 认为华文读者对这些内容会感兴趣。我在政治上最先学到的一课，就是发 现受英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之间的差别，不只是所使用的语文不同， 他们的价值观和兴趣也不同。 为了使华文版能和英文版同时出版，这个编辑小组在我的手稿定稿之前， 就已开始进行翻译工作，这使他们必须不断地根据我对手稿所做的修改重

新翻译。 我感谢《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及中华 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周清海博士和我的新闻秘书杨云英女士，他们都通读了 我的手稿和华文译稿，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我也感谢成汉通和他所领导的编辑小组的执行编辑白士德，文字编辑莫洁 莹、吴俊刚与汪惠迪，美术编辑李智松，上册翻译陈新才、张清江与梁文 宁，图片编辑尹伯佳，索引编辑韩山元与郭品芬，以及资料编辑吴新迪与 杜艳嫦对这项工作所表现的热忱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李光耀 新加坡

后记 中文简体字版《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由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联 合早报、联邦出版（新）私人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外文出版社根据国内读 者的阅读兴趣，对《李光耀回忆录》原书稿进行了部分修改删节，同时保 留了书稿的完整结构、独特的叙述风格。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新加坡的发 展历史及李光耀的成长历程和卓越的政治思想。《李光耀回忆录》的第二 卷记录了新加坡腾飞之路，也即将由外文出版社、新加坡联合早报、联邦 出版（新）私人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编者1998.9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新马分家 第二章 乡野童年 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第四章 来了日本兵 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 第八章 战后谱恋曲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第十章 有个奋斗的目标 第十一章 决定做点事 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第十三章 扩大联络网 第十四章 华校生的世界 第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第十六章 语文教育的争斗 第17章 宪制会谈始末 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选 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第20章 迈出第一步 第21章 大马来西亚 第22章 揭开斗争的内幕 第23章 社阵慌了手脚 第24章 合并风云 第25章 风尘仆仆游说忙 第26章 全民投票 第27章 摊牌决胜败 第28章 东古要把我甩掉 第29章 冷藏与最后谈判 第30章 访选区马不停蹄 第三十一章 要东古兑现诺言 第三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三十三章 迢迢非洲行 第三十四章 参加联邦大选

第三十五章 种族暴乱 第三十六章 战斗在酝酿 第三十七章 分裂的前奏 第三十八章 受邀访新澳 第三十九章 一次公开交手 第四十章 巫统要把我们搞垮 第四十一章 分道扬镳 第四十二章 宣布独立 李光耀纪事年表 鸣谢 后记